上回说到近代的海门（椒江）为什么能成为台州的中心。这次要说说古代的台州为什么从章安最终搬迁到了临海（本文中所说的临海皆指现在的临海市区）。可以说从沿海的章安迁到内陆的临海，这也是神州大地海陆之争的缩影。
在秦统六国之后，广大的浙东沿海仍未正式纳入秦朝版图，那时的台州还是东瓯国的领地，东瓯国是瓯越的一个分支，其都城旧址发掘于黄岩的唐岭脚，即现在的温岭大溪东瓯国遗址（50年代黄岩县太湖乡划归温岭，导致东瓯国遗址也随属温岭）。当时的东瓯古国山重水隔，难以抵达，属于被遗忘的不管地带。直到西汉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史记 ·东越列传》载：“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指汉武帝）。……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从史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台州和会稽虽然山水相连距离相近（西汉会稽郡治一般认为是现在的苏州，也有苏州绍兴间反复搬迁之说），但是陆路依旧不通，只能依靠乘船浮海来救。可见当时台州陆路交通的窘境，又反映了当时海运的发达，能发动大批海船投入运输和战争中。其实在这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倚江傍海的楚、吴、越、齐四国，都建立有庞大的“舟师”，能发动大规模的水战，可以说彼时我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了。
《史记》又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文中所说的楼船，高十余丈，因其船高首宽，外观似楼，而得名。船上可容兵员数十至数百名，甚至最大的可载二千人，其实就是主力战舰，为主帅所乘，因此汉代将军中有统帅水军的楼船将军，水军亦称楼船士。汉武帝时派10万水军远征南越，远播大汉武威，足见汉朝当年不光能在陆路远逐匈奴，在海面亦能纵横四海，北至东北南至南越，都是汉军战舰所至。充分说明汉朝那时陆权、海权两者并重，齐头发展。
那么，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兵平定东越，迁其部众于江淮间。其后逃遁山谷的闽越遗民复出，故于闽越故都东冶之地置冶县（今福州市）。又有东瓯遗民出，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乃于东瓯故地置回浦县。这就是最早的台州地区的建治历史。铺垫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把回浦县治于章安（现在的椒江区章安街道）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台州陆路不通，却海运发达，海边的章安能通江达海，地理优越，航运便捷，自然不会考虑把县治放在深入内陆还未开发的临海了。更加上，当年的章安还有个海边内湖，可供船舶避风，是名副其实的优质良港，故当年的县治选择北岸的章安而不是南岸的海门。回浦县到东汉时又改名为章安县，但其县治一直未变。
“三国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次远航的起锚港就是章安港。证明了章安的兴盛和繁华，有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可供调配、补给大型船队。台州的发展对东南沿海的开发有着举足轻重的桥头堡作用。故吴少帝太平二年（257年），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当时的临海郡辖境包括了如今的台州、温州、丽水以及福建的宁德，真正的地广人稀，而郡治依旧选择在了章安。因为章安还是不二人选，是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最通达的港口。
东晋隆安四年（400年）至元兴元年（402年），郡守辛景为抵御孙恩卢循的海路进攻，选择了在大固山下筑城固守，临海一跃而超过章安成为了台州的暂时性中心。此后郡治在两地之间来回摇摆，左右横跳。
紧接着，谢灵运“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崄，旅客易山行’。”谢灵运从现在嵊州三界镇凿山开路一直通到临海。临海的陆路交通骤然开启，陆地交通从无到有，胜负的天平开始向临海的倾斜了。
到了唐朝，台州的中心就牢牢地掌握在临海手上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相干的事件窥视到为何临海能稳稳地坐稳台州的中心，而章安渐渐地落寂了。也可以旁证唐代陆权的兴盛，海权的没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自交趾探望父亲乘舟渡海返回，竟然溺水惊悸而亡。这深刻地表明了海路的危险，普通人难以驾驭。而陆路虽然艰险，但不至于有覆舟倾覆之患。
唐代初年，陈政陈元光开闽，所率数批固始士卒皆由陆路从江西进入福建漳州，而不再是经行海上。从此陆地东南沿海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土地也打开了面纱，陆上交通全部成型，四通八达，再也无需冒着风险“出没风波里”了。
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说天姥山、天台山偏远难觅，只能神之所往。但是即便“台州地阔海溟溟”如此，却已然没有了浮海而来的来客了，转而都是顶着千难万险跋山涉水而来的诗人骚客们了，留下了至今传诵的唐诗之路。
到了晚唐的韩愈被贬潮州，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依旧是选择陆路而行。唐末的黄巢，宁可开山劈路七百里打通浙闽之间仙霞岭，也不敢学习先辈孙恩、卢循的伐木造船出没于海波浪里了。
这些表面上全无关联的事件，只要仔细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充分说明唐代陆地交通体系的完善。到东南沿海，行人不再依靠海路浮海而来了。通过这儿个事可以看出陆权充分盖过了海权，海上开拓已经停滞。大唐盛世对海洋的渴望远没有对东北、对正北、对西北，对西南各地强烈。唐代的那些名将们，无论是李靖李勣，苏定方、裴行俭、薛仁贵、哥舒翰等，甚至王玄策，都是依仗陆上的战绩而名闻天下。陆权时代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本身的注意力和经济重心也全部集中在陆地之上。
当陆权时代的唐朝，临海郡改名为台州并缩小到只剩灵江流域时，临海也就自然而然的上位为灵江流域的中心，台州的中心。临海的区位优势也更明显了，正东章安，东北宁海，正北天台，正西仙居，正南黄岩，全部围绕着临海如众星拱月般。临海地扼险要，城挽江海。顺流而来，潮退而去，上行下达，皆需经过正中心的临海城。而章安只能退居幕后，最后默默地被裁撤并入临海县。直到一千多年以后海权重新萌发，南岸的海门也取代了北岸章安再度兴起。
不过，无论台州中心是章安还是临海城关。我们都要意识到临海城关和章安都是一体的，有着上千年的同县史，历史上是不可分的，都是临海全域的组成部分，不能因为如今短短四十年的章安属于椒江，就不认同章安的千年临海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