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0岁的林徽因在《大公报》专栏写下她来山西后最为真挚的感受。此刻的诗兴大发并未耽搁她去干“正事”，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之一来到山西考察唐代建筑的。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创办于30年代的北平，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
当时的祖国已饱受战争摧残，作为中国学者，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危机感。这种感觉不单纯是对生命随时可能终结的恐惧，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兴衰的忧患。找回汉唐时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吧！当时的文人普遍有这样的呼吁，并付诸行动。
在建筑界也是如此。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在之前的历史中对“建筑”的系统研究几乎为空白，国外倒是有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专著，但大多是日本学者的作品。受唐文化影响极大的日本此时非常自信，“中国本土已无唐代木建筑，要想去寻找（真正的唐代建筑），一定要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此类“以倭代唐”的论调似幽灵一般笼罩在中国建筑研究中，至今仍有不少人笃信。
图 | 1934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考察民居
《营造法式》这本“天书”，对于林徽因梁思成来说，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解读的。
1924年，出于共同的旨趣，梁林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由于当时宾大艺术学院建筑系不收女学生，林徽因只好转往美术系，但这并未影响其学习建筑的理想，她很快成为建筑学系的助教，且成绩斐然。
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父亲在动手能力上天赋极高，在建筑绘画上更是以精美细致见长，而思维活跃的妈妈在画图上则不如爹爹的干净漂亮。一次，二人的作业是设计一张圣诞卡，林徽因的新颖点子来得很快，但梁思成表示，虽同意女友的点子，但此卡必须由他来画出，才称得上“完美”。林徽因当然不同意，因为二人的绘画风格同学们都知晓，如果男友代画，一看就知道“枪手”是谁。而梁思成却坚持自己的想法，为此二人大吵了一架。
正是这些有趣中透露着严谨的记忆碎片，勾勒出他们在宾大建筑系接受严格的绘图训练的大致面貌，包括学习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有关的各种课程，及深入学习西方建筑史。
西方有建筑史，而中国呢？这类困惑时时困扰着梁思成，他脑中慢慢酝酿着一个清晰的方向。他时常不能释怀，在浏览宾大博物馆时，能看到许多中国文物，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祖国精美的雕塑流落海外，而自己竟是此时才知晓。梁林二人的心情复杂极了，有着对艺术、发展、国耻等的多重思考，种种考量，二人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国建筑史。
刚好此时，大洋彼岸的梁启超给二人送去一本宋代建筑家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他们如获至宝，恨不能立即埋头研究。但没翻阅完几页，便有浓浓的挫败感涌上心头：这本《营造法式》专有词汇遍布，缺乏插图，单纯靠想象力来理解无疑是空中楼阁。若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找到书中对应的实物，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带着清晰的目标，二人更加满怀热情地学习。1927年梁林二人双双从宾大毕业，在同年2月份和6月份先后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但二人还不想立即结婚，决定再继续进修一段时间。
图 | 林徽因毕业照
1年后，梁林二人成婚，婚后夫妻二人开始了欧洲蜜月之行，但对于这对新兴建筑师夫妇而言，这更是一次考察欧洲各国古建筑的实地调研之行，算是为他们未来10年在中国的工作做个“预热”。
1929年，女儿出生，但他们亲爱的长辈梁启超却因病逝世。为了纪念这位“饮冰室主人”，二人唤女儿为“再冰”。当时东北形势已经相当紧张了，日本人蠢蠢欲动，因而梁再冰2岁时，一家人迁回了北平。
图 | 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因为有酷爱摄影的丈夫，林徽因的倩影得以被捕捉：在梁上测绘古建、与大佛对视、与女供养人雕像一同入镜、拿着画板低头构图......意境悠远。但这些优美的照片还是惨遭妻子的“吐槽”，因为丈夫捕捉的神情与姿态，显然并不符合一位“艺术家”的极高要求，这当然是妻子的玩笑话。
一路的田野调查，可谓是风餐露宿，但成果颇丰，一座座千年古建似寻宝一般被捕捉到，林徽因称“累得不亦乐乎”，但同乡亲们分享这份喜悦时，却又“一齐骄傲起来”。
不久后，二人拥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清式营造则例》《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等，算是对这一时期工作的阶段性总结。
1937年，战争的阴影即将笼罩中华大地，但对于梁林一行建筑师而言，此刻却是欣喜若狂。山西五台山，他们骑着骡子寻到了一座唐代古庙——佛光寺，凭借着一双远视眼，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确定了建筑年代是唐代后期。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
图 | 一起攀上瓦顶
然而，在佛光洗礼这群“死心眼”（林徽因语）的学者之际，地狱般的日子来临了。后来，人们用“南渡北归”来形容这次学术大迁徙。梁林也在此列。
从北平到天津、长沙，再到昆明，最后终于落脚到李庄，一路上的逃亡极为艰难，林徽因旧病复发，一时间高烧不止，两周之后才慢慢痊愈。但在途中，出于建筑师的本能，梁林一路上教女儿看地图，认出行走路线，并教孩子写日记。
他们已经告别了过去优渥的生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没有四合院和花草树木了，没有自己单门独院的住所了。”梁林开始身体力行做一些事情：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且对这种新的、比较艰苦的生活很欢迎。
然而，随着日军的不断轰炸，这些学者们的“根据地”也被迫不断转移。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在一次次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变得应付自如起来，比如打包行李，二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到小饭馆吃饭时先准备好一小盒酒精棉，碗筷消毒后再吃......
图 | 1936年6月 林徽因在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
逃亡的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李庄。在这里，林徽因彻底失去了健康。
李庄气候阴冷潮湿，对曾患肺病的人很不利。1941年元旦，梁思成正在重庆请求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经费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落后的李庄无任何医疗设施，姐弟二人唯恐失去妈妈，却不能予以任何实际性帮助，梁再冰只敢一个人偷偷掉眼泪，每天跟弟弟去江边等爹爹。
但林徽因很快又振作，病情稍加稳定，她便开始读书。这一时间段，她将目光投向汉朝。怀着莫大的热情开始阅读《汉书》《史记》，一方面可以增长见闻，另一方面是想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或更早期的建筑作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
图 | 1939年，林徽因、梁思成和陈植（后方）等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与丈夫强大的动手能力及构图能力相比，林徽因艺术家的直觉使得她更能看到“人”与“建筑”的关系，建筑在她眼中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因而在读史时，作家、有艺术嗅觉的建筑师种种身份，使她更能体味古人的生活，乃至于想用英文写一篇有独特切入视角的《汉武帝传》。
此刻，梁思成也开始摩拳擦掌，准备正式撰写《中国建筑史》，拟将他们10年来的田野调查，涉及到的2000多个古建进行系统梳理。林徽因继续整日浸泡于《二十四史》和各种典籍之中，为这本专著做各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
据女儿回忆，林徽因虽然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发表极高明的议论。因而，那时起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用父亲的话来讲，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点”上去的。
图 | 梁思成建筑手稿
那段时间，梁家的小舍在夜晚传来的是主人病痛的呻吟，但在白天，则是阵阵古诗，有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或是莎翁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梁家人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梁思成应聘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讲学。而建系的任务，便自然落到“闲职人员”林徽因的头上。她在病床上，与吴良镛紧密合作，从桌椅板凳这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教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一样都不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和热情。
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满怀热忱与希冀地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女儿参军后，林徽因兴奋地跟女儿写信，说她与爹爹都参加了工作、穿上了制服。
图 | 林徽因在测绘建筑
后来，她每次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都想着，那个红色中也有妈妈的一滴血，那个金色中也有妈妈心中的辉煌，那也是清华建筑系学子对新生的共和国的爱。
刚刚完成国徽设计，梁林又开始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但若从上帝视角来看，便得知留给林徽因的时间不多了，愈是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便愈不服气，恨不能争分夺秒，与老天抢时间，把自己未竟的事业干完。她负责纪念碑底座上花纹图案的设计，为了这小小却同样重要的工作，她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反复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了数十次。
其实，当时梁林还有个身份，分别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委员，二人根据对北京市的了解，曾提出不少建议，有过很多坚持，但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这成为梁林二人一生的遗憾和痛苦。
女儿知道，一生紧密相随的梁林二人，在人生就要作分别的时刻，即便是自己这个女儿，也无法插入的。
林徽因逝于自己51岁的时候，最后定格的样子远远年轻于自己平稳迈过古稀的丈夫及儿女。
有很多遗憾和不舍：自己的《汉武帝传》只能一个俏皮的设想了，没能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成，没能看到自己大外孙的第一面，没有看到北京城改造后的样子，不敢去想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丈夫的境遇......她到底是缓缓合上了眼睛，怀着对世界的留恋。
从历史的显微镜下看，梁林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能力出众却往往未能全部发挥。而把镜头拉远，二人却又好似两叶相依的扁舟，随着国家的兴衰而起伏，永未停歇。
《梁思成与林徽因：遨游四海访古建，疏忽人间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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