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四民社会（士、农、工、商）中，士为贵，商为最贱，其说始于《管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管仲认为对待四民不能一视同仁，其中士乃民之秀也，千百之中不得一焉，是国家社稷之才。对农民采取扶持政策，能工巧匠“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管子•治国》）。
农民是社会的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管子•治国》）。手工业则宜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能工巧匠不能只生产奢侈品，而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因此，管仲对商人的态度则是严格予以限制：“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因为富商巨贾如果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轻重甲》）所以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由此四民的社会等级秩序便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延续下来。
北宋中期市廛的发展与士人重商倾向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商业因素在社会中开始变得活跃起来。统治者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调整了传统的“抑商”政策，转而鼓励经商、为商业发展提供诸多便利。例如唐德宗曾说过：“通惠商人，国之令典。”
唐宣宗也曾下令“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收复河湟制》）这种惠商的政策基调一直持续到唐末，使中晚唐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时至宋代，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经商，使得商业的发展蔚为大观，其中最醒目的变化就是市廛的繁荣。北宋最大的朝、市为东京开封，“工商外至，络绎不绝”，甚至市声都可以闻达于朝堂之上。
在被认为是与皇帝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各式商铺大量存在都城之中各色店铺、流动摊点、早市、夜市、分门别类的专业市场遍布于大街小巷之中，商人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的坊里互相交错。这一现象说明前代严格的坊市制度逐渐趋于消失，居民住宅区和市廛混合为一的城市新格局开始形成了。
就营业时间而言，宋代以前商业区有着严格限定的营业时间，城北、坊门入夜关闭。北宋的开封等大都市则突破了这一限制，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延长到凌晨，如开封街头便是“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除了都城汴京之外，苏州、杭州、洛阳、扬州、成都、台州、常州、衢州等城市都是当时以市场繁华闻名的大都市。
柳永在其名作《望海潮》一词中用“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来概括杭州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的富足。北宋的西京洛阳是当时典型的消费城市，其花市全国闻名，特别是牡丹花诸如姚黄、魏紫售价达到一枝千钱。
成都市场更是盛况空前，每个月都有大型的集市：正月是灯市，二月是花市，三月是蚕市，四月是锦市，五月为扇市，六月为香市，七月为七宝市，八月为桂市，九月为药市，十月为酒市，十^一月为梅市，十二月为桃符市……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我们不难见出北宋都市市场的繁荣景象。
随着统治阶层对市廛政策的放开以及市廛欣欣向荣的发展，作为市廛活动主体的商人开始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其中包括士人阶层。多数士人从对商人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所起的作用中体认到商人与其经营的功能与作用，开始批判、谴责传统轻视商人的观念，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赞许其对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
此外，士人的重商倾向还表现为士人与商人联姻，这在宋代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传统的婚嫁观念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门第之见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北宋时期，士人为商贾撰写墓志铭屡见不鲜，这同样可以作为士人重商的重要佐证。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显示，商贾墓志铭在前代是极其罕见的。墓志铭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文体，目的在于追述墓主的生平事迹，赞扬其人之德行，刻记于碑石，以期彰显于后世。当然，我们不排除墓志铭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谀墓之作，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墓志所旌表的对象是谁。
商人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贱民，为之树碑立传已经是破天荒之举，因此在商贾墓志中，谀墓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例如秦观为其岳父徐成甫所作的行状，记述徐家世代经商，以勤俭致富，善于经营，称其“多赀”、“财雄乡里”31(《徐君主簿行状》)，但同时又乐善好施，屡次出钱为朋友的亲人办丧事，并且常常周济贫穷的亲朋好友。
再如刘挚的《陈行先墓志铭》写道：“粟储而缕积之，辟桑田以植本，又有所懋居以化有无。”记载了墓主陈孝若白手起家，以农而商，最终致富的经营过程。
此外，黄庭坚撰写的《王长者墓志铭》中称赞富商王长者“善治生，操奇羸”,因而得以富甲乡里。在这些商贾墓志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士人对商人已经转变了歧视和成见的态度，认可了商人经营之艰辛，称许其积累财富的能力和为富而仁的品行。
当然，事实上士人之中因循传统，歧视商人，视其经营为末流的也仍有人在，但是他们抑商的呼声已经湮没在整个社会重商的浪潮之中了，不足以代表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流士人之于商人及其市场活动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并且他们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充分体现了士人对市廛的接受。
士人的精品消费意识
我们知道宋代实行文官政治，士人入仕之后能够得到丰厚的俸禄，这就为他们享受良好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正因为如此，宋代士人对生活消费十分考究，处处求精求雅，形成了一种精品消费意识。
这种消费理念必然导致市廛不断推出高层次商品并在此基础之上日益求新、求精。精品商品不仅融入了士人的生活而且还引起了他们的审美观照，士人将自己对商品品质的追求、鉴赏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下面我们即以市廛商品中的文房用品为例来透视北宋士人的精品消费意识。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乃是文人雅士挥毫泼墨、行文作画必不可少的工具，古人有“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之说，精美的文房用具。
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时至北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手工业产品制造日趋精良，市场上的文房用品不断更新，精品迭出不穷。精品商品的问世固然与高端的生产工艺密切相关。
但同时大量的、高层次的市场需求同样对其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大行其道和书画艺术的繁荣，文人学士们对文房书斋用品的需求程度也愈加增大，追求佳品、寻求雅趣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
市廛如此发达的情况下，诸葛笔居然仍是供不应求，不免令诗人发出“千金求买市中无”的慨叹，士人对精品商品的趋之若鹜于此也可见一斑。
宋仁宗时，常常以李廷珪所制的“新安香墨”赏赐给大臣。宣和年间，随着李墨存世数量的减少，出现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境况。
可见诗人对墨的谙熟与珍爱已经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为求一方能使自己“心化”的佳墨殊品不惜花费重金，得到之后又不辞烦劳、大费周章地精心收藏，经济文化给士人带来的乐趣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艺术生命之中。
北宋中期书写用纸以澄心堂纸为最佳，该纸质地坚韧洁净，色泽玉白光润，帘纹极细，隐约透出龙凤或银锭的图案，表里俱佳，十分精妙，在市场上是极为紧俏的精品。
究竟是何等特殊的纸张，竟然令当时的文坛奇宿珍惜、爱重到不敢下笔的程度？答案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北宋中期士人往往不乏洒脱、放达之士，居然被一幅纸笺缚住了手脚，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笑他们为物所制，因为能够让他们为之动容的是精品中丰厚的艺术积淀而不仅仅是精品本身！
当时在士人中广为使用的还有“谢公笺”，又称为谢公十色笺，在历史上与唐代的薛涛笺齐名，为黄庭坚的女婿谢景初所制。据元费《蜀笺谱》记载：“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此纸还得到了如下美誉：“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就是说写完十捆富阳元书纸（即谢公纸）才可能考中状元。宋代砚台种类繁多，名品倍出，以端砚、歙砚、洮砚、澄砚最具盛名。
通过上述这些诗篇，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乃至他们的生活细节。一方面，我们从诗歌中获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北宋中期出现了许多名品佳制，它们在市场上争奇斗艳、各展风姿，引起了士人的由衷爱赏并使之激发出审美愉悦。
诗人们赞美自己心仪的“名牌商品”时倾注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同时也彰显了他们高雅的艺术品位，而这些商品也因此获得了深厚的人文文化内蕴。另一方面，士人的精品消费意识又反过来促进高档商品的生产，对市廛的发展及其消费层次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尚奢之风的盛行
在北宋中期市廛繁荣发展的同时，宋人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嬗变，人们耽于市廛享乐，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偏移即主要表现为奢侈之风盛行。奢侈之风古已有之，虽然并非始于宋代，但由于受繁荣的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影响，奢靡之风变得更为普遍和盛行。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富到贫，从城市到乡镇，皆以奢靡为荣，以俭为鄙吝。
人们在服饰、饮食、宅第、游乐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追求奢华的审美趣味。宋人李觏这样指出：“今也民间淫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为鄙，而竞作机巧;商以用物为凡，而竞通珍异。”
宋代给予文官的待遇十分优厚，这就为他们奢华的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与闲暇保障。表现士人醉心于这种奢靡生活的诗歌比比皆是，他们用一种陶醉和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自己的吃喝玩乐。司马光在《训俭示康》—文中对这种奢靡之风进行批判。
我们从这条资料中可以获得如下信息：尚奢之风在士大夫生活中已经极为普遍，乃至“众人皆以奢靡为荣”。人们毫不顾忌礼仪的界限、尺度，僭越之行随处可见。奢靡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人竞相攀比蔚然成风，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在北宋士人眼里居然成为了“陋习”，请客吃饭如果不大肆铺张、广聚奇珍佳酿则会被众人耻笑为吝啬，所以“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当政者也无法遏制此种风气，只能发出“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的感叹，能做的也只是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而已。
奢靡的消费反过来愈加刺激了市廛的繁荣，由于北宋运输业非常发达，市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奇珍美味、稀玩异物比比皆是。
据《东京梦华录》序记载：“……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韩维《又赋京师初食车螯》：“京都贵人梁肉厌，远致异物无微纤。骈珍错怪百类兼，何久遗此不得参。”
诗中记述了京师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的奢华生活：一向为普通百姓视为精细饮食的“梁肉”都已经不能使其厌足，煞费苦心地求新求异以满足其口腹之欲。面对千里迢迢贩运至京的车螯，因为从来没有品尝过，所以诗人一再赋诗对之进行描写。此外，北宋市廛商品质量之高，种类之繁多，都超越前代，令人眼花缭乱，不少地方性的土特产因甚工巧而名著天下，人们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沾染上奢靡生活习气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们追求“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论财利疏》）的奢华生活，“豪尚华居，竞服糜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孟元老曾在所著书之序言中大书“奢侈则长人精神”的惊世之语，公开宣扬奢侈有理。在宋代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此语可谓惊世骇俗，但这的确代表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商品经济腐蚀人心的负面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这种生活理念导致人们终日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但知以奢糜相夸，殊不知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图景表象之下已经隐藏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危机。
随着士宦阶层对物质享受无止境地追逐，铺张浪费、奢侈腐化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腐蚀着北宋政权机体，带来无穷的流弊。有鉴于此，北宋政府采取了一列措施来遏制奢风，仅宋仁宗在位期间就曾下达四道诏书禁奢。
结语
由以上材料可知，以宋仁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确是下了很大决心来革除奢靡之毒瘤，他们首先先从宫廷内部及贵戚着手，规定住宅、衣妆、饰物、用度都一切从俭，甚至还取消了部分奢华的岁贡之物，以期为天下百姓做出表率。
其次，对于市廛中制造精美、奢侈的物件来满足大众矜夸、攀比的消费心理的现象严令杜绝，如有不遵从者，一律严惩不贷。纵观这几条政令我们发现其核心是围绕儒家传统的礼仪制度来制定的，认为奢靡之风的最大危害就是僭越社会等级制度。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北宋商品生产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连带产物，是顺应历史与经济前进的方向和趋势的，并不是任何人能够凭借主观意志即可阻挠的。也就是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而又存在与之相吻合的消费能力，有节制地疏导才是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味地崇古、以古代的礼制标准来约束已经发展的社会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尽管政府一再下令禁奢但是都几无收效，奢侈之风反而越燃越炽。此外，我们不妨顺便提及的是宋代诗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表现在广度与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不乏有表现过分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的诗作，这同北宋经济发达，市廛商品丰富、服务周到等是不容割裂的，更与社会盛行的奢靡之风有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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