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3月27日宣布“划江而封”以来，上海的封控管理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天，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上海何时能够解封？市民生活何时能够完全恢复正常？
上海发布的最新官方消息显示，从4月22日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至于解封的时间，官方的回应是：
一旦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三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至完全恢复常态。
按照最新的回应，具体的解封，得等到社会面清零后。考虑到上海目前的日增感染人数，依然徘徊在1.5万人以上，上海市民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恐怕要等到五一节假日以后了。
不过，考虑到经济代价和对市民的生活影响，上海早就在为解封做准备了。比如在16日发布了复工复产的指引；而到22日，666家重点企业已有70%实现复工复产。
另外，生活的保障层面，这几天上海市民应该也有感受，刚封控时的那种混乱少了很多，看病没有那么难了，买菜抢菜的也比以往容易了许多。
这些都是好消息，是全面重启在即的信号。
当然，在动态清零策略不变的前提下，上海作为一个常住人口2489.43万人，实际管理人口超3000万的一线城市，随着“全面重启”开始倒计时，它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比如，防疫策略的优化调整。
奥密克戎恐怖的传播力，已无需多说，过去上海靠精准防控，通过高效的流调，筛查密接人员，来代替全员核酸筛查。
经此一轮后，上海多半会悄然转向，学习深圳等地做法，大规模核酸筛查会成为标配。毕竟，上海是出入境的重要口岸，是进出口重镇，人员流动屏蔽，输入的风险较高。
再比如，疫苗的接种推进要加速，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群体。
现有的数据证明，疫苗对于缓解新冠重症有一定的效果，上海的老年人多，老年人又是易感染人群，所以接下来要推荐疫苗的接种。
再比如，堵点的打通。
在封控期间，很多上海市民出现了买菜难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物流中断，外地的物资调拨困难；其二，最后一百米的终端配送环节，缺少足够的人力来支持，大量的物资卡在了从社区、小区到市民手上的这一个配送环节。
上海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衣食住行等，很多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渠道来解决的。而市场能正常运转，前提是各类市场资源要素能够自由流通，人流物流畅通。
这两天，很多市民吐槽，保供物资屡曝质量问题，上海市民的朋友圈堪比“315”晚会。其实不管是前期的物资调拨困难，还是目前的保供物资之狼问题，都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体现。
在管制之下，上海目前的物资调配，不是市场在发挥作用，而更像是特许经营。以至于出现了某大型电商平台不再“保供名单”而延迟配送的问题。
上海的活力，正在于商业的流动。接下来上海要全面重启，就应该尽快恢复市场的力量，打通人流物流的堵点，不能让一些通行证、保供名单审查等，影响企业发挥用武之地。
注意，这些都是逐步重启需要做的工作，而长远来看，鉴于这一次的深刻教训，上海在一些方面必须作出转型调整了。
首先是基层治理的模式，必须进一步改善。
城市运转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要形成有效的治理，离不开基层的良性自治。
而此次上海疫情，恰恰暴露出基层自治的短板，很多居委组织毫无办法，这说明居委会对于基层、社区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完全掌握；在组织和动员社区民众上，缺少动员能力。
基层社区治理足够成熟，哪怕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封城，在终端物资配送、核酸筛查、社区管控等方面，也能够更加从容有序。
其次是医疗资源的完善。
上海的医疗资源在全国数一数二，百强医院数量占全国近20%，然而如果均摊到每个人头上，其人均数据要低很多。
根据媒体梳理，GDP万亿俱乐部城市中，2021年上海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为6.49，排在第13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9.62，排在第7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34，排在第14位，同样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此次上海疫情，让其医疗卫生资源捉襟见肘的问题暴露无遗，一些市民就医难，一方面因为管控因素，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医疗资源的反向挤兑，储备资源不够充足。
接下来，上海在重启之后，要进一步完善医疗资源，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此外，上海的人口结构，也应该积极改善。
上海和深圳的最大区别，在于深圳更年轻，而上海老龄化严重——2020年，在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581.55万，占23.4%，而深圳占比只有5.36%。
上海刚封控时，出现了不少老人看病难的问题，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老年人占比太高，青壮年占比太少，那么老年人的照管照看，就会出现问题。
日常的城市治理，也缺少足够的年轻人来完成——要知道深圳之所以清零迅速，正是因为年轻人多，基层治理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即便是封城以后，大量的年轻人，尤其是体制内年轻人转化成了志愿者，服务社区。
而在生育率整体下降的基础上，要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其实更多只能靠吸引外部人口，吸引年轻人就业。
过去，上海一直是落户管理较严格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相当缓慢，远远比不上深圳，以及杭州等新一线城市。
上海控制人口增长，是因为现在的人口规模已经太大了，常住人口数仅次于重庆，排在全国第二位，人口过多造成城市拥挤，引发了城市病，所以上海的落户门槛一直很高。
然而，控制人口增长，意味着大量的年轻人很难在此扎根。长此以往，上海的老龄化还将进一步加重。
其实，上海也应该向年轻人敞开大门，至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拥挤问题和城市病，应该通过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迁移的方式来化解。比如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可以迁移到周边。
上海此次疫情，显示出突发状态下超大城市治理的困难，一个大城市要瘦身健体，一些和城市定位不相关的产业和功能，不妨疏解到周边去，这样可以在吸纳年轻人就业同时，避免大量人口涌入。
总的来说，这次的疫情，暴露的不仅仅是上海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更是其超大城市治理的一次大考。
眼下上海的重启，慢慢进入倒计时，这些城市管理、运转的教训，应该充分吸取，唯有如此，上海才能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