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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 网络, 与正文无直接关联
作者 | 拙棘
本号原创
每当一个足够大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都想找到一个有足够分量的坏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
给悲剧一个有道德意义的说法。
哪怕事实上这一悲剧只是日常行政过程产生的偶然结果，没有哪个人负有特别严重的罪恶：警察只是按指示训诫，主播只是按要求说话......
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勇气行大善，迫于生活做小恶。
很多悲剧就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小错累积而成的系统性后果，理论家把这种缺乏反思、放弃判断、习惯服从、安心执行的恶称为“平庸的恶”，有了这样一个名称，我们似乎就能对其大加鞭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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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汉娜·阿伦特》
但鞭挞个人之恶虽然必要，却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把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希望寄托在每个人的判断力和责任感上面只会带来再一次的失望。只要“样本”足够大，平常的人注定会犯下平庸之恶。
于是我们转而寻找结构性、体系性问题。自由派急着批判房间里的大象，寄望公民社会；左派再次反思市场化改革，呼吁重新激活社会主义资源。
我们急着找到答案，不同立场的学者急着趁机推销自己的答案，但事实上，我们暂时好像还没有答案，左和右的答案显然都太过简单，都只是些陈腐无聊的教条。
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谴责对象至少在某种层面是让人愉悦的，但我们可能连这点可悲的愉悦都难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