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是历年最高，毕业生过剩加上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让大学生迎来最难就业季。
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新一代大学生开始丧失前辈们的朝气，他们放弃了创业和进入职场，而是选择考公考编。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21年底对上海3588名高校应届生进行调查，发现慢就业的比重从2015年的15.9%上升到2020年的34%，慢就业的毕业生中，58.4%选择考研，其余则是考编，94.3%的家庭愿意支持子女慢就业。
绍兴政府2020年底的调查则显示，慢就业的人数相比于2019年上涨了205%，对于慢就业的原因，34.8%的人选择考研，同比增幅达166%，选择考公的占30.7%，同比增长327%。
全国范围，考研和考公人数连年上涨，2022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457万人，占当年应届生人数的42%，而在2012年报名人数仅为165万人，只占当年应届生的26%。
新东方预计，2023年，考研人数将突破520万，占比将超过50%。新东方的调查还显示，大学生中54%的人都想继续深造。
除了考研，大学生还热衷考公，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去向显示七成清华学子选择进入体制内，其中选择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合计为45%，为历年最高。对比清华大学历年的就业报告，发现清华大学学生的就业取向正从互联网大厂，大型国企变为党政机关。
2022年，考公的报名人数达到212万人，而2017年，这一数字仅为148万人，2017年，公务员报录比为36:1，2022年则为68:1。
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也难怪政府专门召开了就业形势座谈会，教育部要求高校书记校长亲自访问企业，给学生开拓就业机会。虽然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明显，大学生仍然抱怨就业难。
问题的核心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市场上没有匹配大学生的工作。
其实中国很多行业人才缺口非常大，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才需求量最大的是制造业，其次是服务业，如幼师，家政，养老等行业都缺乏人才，但高校生最期待的工作却是体制内、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这种供需错配才是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近年来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不景气，2014-2019年，互联网大厂受到毕业生的追捧，但是2020年后，滴滴事件，蚂蚁金服事件，教培被监管，让毕业生对互联网大厂的前景感到忧虑，而京东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更是给他们留下了大厂不可靠的印象。大学生们纷纷放弃大厂，瞄准体制内。
原本大学生钟意的行业就少，离了互联网大厂，大学生的选择屈指可数。
大学生们不清楚，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繁荣的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给高校生提供了大量选择，大学生们奉行极左反对私营经济，实际上是给自己挖坑。
第二个原因就是预期和现实的差距，大学生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
如今的大学生陷入了一个困境，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想去的地方考不上或者进不了，缺人的地方自己不愿去，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寒窗苦读10年，不应该去工厂拧螺丝，更不应去家政场所伺候人，自己是天之骄子，值得更好的前途。
很多985学生抱怨为什么他们的前辈可以出将入相赚大钱，自己却一无所有，但他们似乎忘了，大学扩招后，学历的价值一直在下降，当年考上大专的难度都和今天考上一本的难度类似。在1980年考上大学的人可能是前5%的人，而今天是30%。
时代变了，但人的心理还没变，很多人都在用1980年代的眼光去看社会，正如很多土木专业毕业的学生抱怨自己的专业考不了公务员一样，家长们认为既然现在的官员很多是理科出身，那学理科一定能考公，但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务员招考越来越强调专业，70%的招考职位都属于文科，家长们在拿80年代的政策套用今天。
随着研究生招录人数的增加，可预见的将来，研究生学历也会迅速贬值，一件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稀缺性，研究生越多等于研究生越不值钱，现在已经出现了博士去竞争街道办和小学教师的情况，未来只会更严重。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教育本身的问题。
中国的应试教育既不能给天赋出众的人施展空间，也不能给资质平庸的人一份技能，他的目的从不是效率而“机会平等”。人们之所以拥护高考，反对素质教育，不是因为高考有利于人才选拔，而是高考最公平，可以让小镇青年也有和大城市比拼的资本。
应试教育下的优胜者，既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刚正的人，而是最听话的人。在这种体制下，你越没有主见，越功利，越听话，越能胜出，随着应试教育的产业化，年轻人注定变得越来越平庸。
很多大学教师经常抱怨课堂上死气沉沉，学生们只顾刷绩点看手机，对于学问本身毫无兴趣，一旦考试通过，他们很快就会忘掉那些“没用”的内容，他们哀叹招不到钟意的研究生，担忧中国的科研事业，但实际上正是中国中学的成功导致了中国大学的失败，大学不能期望一群习惯了服从的学生会在一年之内脱胎换骨。
对国家如此，对学生呢？
中国的中学教育让很多大学生没有主见，很多学生上了大学生不知道要做什么，在打游戏中荒废时间，同时大学本身的问题也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中国大学是官办机构，其管理逻辑和官僚系统并无区别，它很难及时反映市场的需求，专业的增设和人数源于校长的绩效和项目，而非市场的实际需要，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就业难实际上是高校系统性错配的结果。
疫情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格外突出，但疫情绝不是造成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它只是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要想解决就业难，需要对教育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去年的打击教培，中考分流，发展职业学校，要求全面发展就是改革的第一步。
至于面临就业难的大学生，他们首先要意识到人生不是只有一种答案，人生的选择是多元的，人的命运更需要自己去探索，他们需要去颠覆过往被灌输的认知。
要想走出自己的道路，首先要摒弃“做题家”意识，要想改变命运，先从自我革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