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水深火热，一外卖骑手却坐地起价，6袋泡面20个鸡蛋收居民900元！
该不该加价？
270元的物资，要付900元才能拿到，这笔账怎么算？
骑手小哥先索要了330元的跑腿费，拿到6袋泡面20个鸡蛋后，又坐地起价要570块的物资费，原本就高昂的物价，被骑手小哥算完直接天价！
骑手为什么敢要这个价呢？
因为疫情造成的畸形配送市场，让他有恃无恐。
你不付钱？那就饿着吧。
更何况居民已经付了330元的跑腿费，躺赚！
为了吃饭，上海人不惜付几百元的配送费，买下上千元的蔬果。
顺丰的同城骑手在上海接单，一天收入高达10067.75元。
有人说加价可以理解，毕竟物资短缺快递短缺的情况下，骑手们是用生命配送。
也有人说不合适，是在发疫情财。
那在疫情特殊时期，骑手小哥们该不该加价呢？
首先看一下上海目前的供给市场：物资短缺，快递员短缺。
封控前上海的骑手大约8万人，如今在岗骑手不到2万人。
上海有2500万人，供求关系严重不匹配。
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市场竞争。
顺丰骑手通过打赏日入上万元，某种程度上能提高骑手接单的积极性。
疫情严峻，骑手出来工作，承担着风险，获得的报酬高于平时，上升不到赚黑心钱。
但要明确的是，顺丰骑手打赏日入上万的顾客对象是企业，而非个人。
企业的订单量是巨大的，骑手小哥的辛苦和风险自然也加倍，企业给予慰藉无可指摘。
不过这种日赚上万的事情，千载难遇。
倘若客户不是企业，而是个人，高额打赏或者坐地起价还合适吗？
显然不合适。
试想，如果不是疫情，快递短缺，物资分配存在问题，还会出现此类现象吗？
老百姓被封在家里，买不到东西，只好给打赏或者给高价配送费，甚至不打赏就没人接单。
这不是自愿，而是被逼无奈。
骑手们能出去采购物资是政府给予的“特权”，持通行证才能上岗。
这种情况下，骑手再通过打赏金额筛选客户、趁火打劫，就违背了政府提供给他们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趁机加价更是不应该。
更别说上述新闻中的骑手，不仅私下联系客户提高跑腿费，还将代购物资送达后，现场恶意加价，1个月里非法牟利2万余元。
这不是大发国难财是什么？
有偿or无偿？
当然，加不加价的边界其实是难以划分的。
骑手小哥也是普通人，也有苦衷，也要赚钱。
4月17日，上海一名超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大量购买肉、面包等商品后，高价卖给封控小区居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有人觉得他活该，也有人觉得判罚有些过了。
职务之便为何便？加价是加了多少？是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这个问题和志愿者利用职务之便，上门销售麻辣烫是一个道理。
被封控在家的居民，为何愿意买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超市员工和志愿者是在发国难财吗？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上海有一名外卖员接到居民求帮买治疗抑郁症药的订单，到了医院看着望不到头的购药队伍，本想放弃。
因为居民一句“情况很急，手里没药了，想跳下去”，骑手小哥顶着大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药，最后客户额外给了他100元小费，你能说这名小哥是趁火打劫吗？
郑州7.20暴雨时，一名小伙给他人拖车，双方谈好价格每辆车50元，小伙将车拖上来之后，车主临时变卦只愿意给30元，还指责小伙赚黑心钱。
大家批评小伙发国难财时，没有人想到，他作为一名普通人，是没有义务帮人无偿拖车的。
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灾难中的物资和服务本来就比平时紧缺，只要不是哄抬物价，适当涨价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有人收钱办事，也有人无私奉献。
上海这场防疫战中，就有不少企业站出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盒马推出助老举措，免费为7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配送物资。
京东从全国抽调3246人驰援上海，调配14批京东小哥进入上海。
以14天为周期循环，轮番上阵，满足上海市民的物流需求。
京东这种“自杀式救援”，在武汉疫情初期，就已经上演过了。
2020年，武汉发生疫情，钟南山团队准备向武汉捐赠100台呼吸机。
因为当地物流瘫痪，大众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充满恐惧，没人敢冒险。
京东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们把救命的物资，一批批送了过去。
从2020年的武汉，到2021年的郑州，再到2022年的上海，我们都看到了企业的担当。
对无偿奉献的人报以感恩之心，也不能过度指责那些付出等价有偿服务的人。
将所有在灾难时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归为黑心商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绑架。
至少，他们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冒着风险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