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礼节，和领导吃饭必然要敬领导一杯酒，也要递出一包名贵的烟，这样生意人之间的生意才更好谈，和领导的关系才更融洽。
其实不仅仅是工作需要，就连平日和三五个好朋友聚聚，也需要这些物品来助助兴。在中国，对于酒类来说，最拿得出手的就是茅台酒了；而对于烟来说，受到许多人喜爱的就是红塔山了。
这两个品牌的产品是怎么一步步成为驰名商标的呢？这成绩离不开在十八年内交税1400亿的“烟王”——褚时健，和四十八年喝掉两吨多茅台的“酒王”——季克良，他们两个人功不可没。
“酒王”季克良
茅台能做到全中国闻名、全世界闻名的程度，“季克良”这个名字和茅台酒密切相关，季克良近50年的时间里都花在了茅台酒生产上，今天中国茅台酒的名字能占到全世界酒业的一席之地，酒王季克良诗歌关键人物。
然而，茅台酒是一开始就驰名中外的吗？任何一个小企业做大做强，创业发家之路都不容易，很少有人清楚了解茅台酒在季克良手下是怎么一步步做到今天这个程度的。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酒王季克良和茅台的故事。
1964年，那时候全国的经济并不是特别好，各行各业都是在初步发展中，老百姓的腰包里也没有多少存货，一般人都是选择喝便宜的酒，高端一些的酒销量好不到哪里去。
那时候的茅台酒虽然已经因为历史悠久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国酒，但是即使是茅台酒，也因为酿酒技术和管理经营的原因发挥不好。
那时候一般的酒厂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和方法来科学酿酒，酿酒多靠老工人的经验，一旦老工人辞职退休或是发生点什么事，酒厂里的酿酒工作就有麻烦，不是产量出问题，就是酒的品质出问题。
刚从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的食品发酵专业毕业的季克良，被分配到贵州的茅台酒厂工作，从东部沿海地区乘车一路颠簸到了西部偏僻的贵州山区，而且在这个茅台酒厂一待就是五十年，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了公司的领头人。
1964年，茅台的年产量低，只有220吨，仅仅是现在茅台酒产量的百分之五，而且它自己的特色没有凸显出来，当时大大小小的酒厂都在制作蒸馏酒，就连小农户都会酿酒供应给自己，这么对比下来，茅台酒在当时没有什么优势。
并且在季克良刚进入酒厂工作时，厂里的管理也没有成效，在亏损八十四万元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把酒厂的经营给挽救回来。在当时人均三四十元的工资下，这八十四万元成为酒厂的一个大包袱，且这个包袱还有越来越重的倾向。
刚入职的季克良也才25岁，对厂里的业务也不是很清楚，但他听前辈们说，厂里已经欠下了八十四万元的账了。季克良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用别人说他也知道酒厂经营遇上大麻烦了。
晚上在厂里的宿舍睡觉时，季克良想着：自己机缘巧合之下来到这里，正好又遇上厂里的经济危机，那他能做些什么呢？回想起大学里的生活，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以他的专业知识来弄清楚酿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当时，酿酒的工人都是一代代跟着老师傅学习的，要说什么酿酒之类的数据，可没有人记录下来，当时厂里正儿八经学了酿酒技术的年轻人也没几个。
于是，季克良就开始拿起了本子记录下酿酒的各种数据，晚上下班后又仔仔细细研究酒酿成功和不成功的原因，终于，在前两年的积累中，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是如何造酒》的文章，在当时的白酒界引起轰动。
大家原本以为季克良因为这篇文章要升职了，然而，季克良一心扑在茅台酒的生产上，平时没有多注意和上层的领导多交流，一些眼红季克良的人在领导面前多说了几句话，季克良反而被安排到酒厂做起了普通工人，这一做就是三年。
三年间，季克良没有自暴自弃，他一心钻研茅台酒的制作工艺。酒厂里酿酒的师傅都知道这个潜心研究茅台酒的年轻人，也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季克良。
季克良也没有辜负厂里老师傅的期望，在车间里默默无闻的日子里，以前不喝酒的季克良培养出了一种技能，那就是用鼻子闻一下就能知道酒的种类、香型、度数等，这可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本事。
不要说在酒厂里工作的人了，就连住在酒厂旁边的小镇和村子的人，都闻得到空气中浓郁的酒味，但是一些嗅觉不是那么灵敏的人，只知道空气中弥漫的是酒味，剩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此同时，季克良也无数次试酒，但当喝酒变成了工作内容，可就不能喝多了，每天只能适量地喝。季克良也不能吃辣和上火的东西，不然就会影响他的嗅觉和味觉。
季克良在之后的采访中说道，在茅台工作的这48年里，他试酒喝掉的茅台应该累计达到了2吨之多。不得不感叹，要想做好一件事，苦功夫总是要下的。
季克良培养出来闻酒的这一技能，让他在这份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
1981年，季克良这个金子发出的光被大家看到，他被任命为副厂长。当上厂长之后，季克良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外，车间里还是能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1983年，季克良在众人的推举下成为茅台酒厂的厂长，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想做和适合做这样一份行政工作，就主动把厂长这一职务辞去，做起了茅台酒厂历史上的第一位总工程师。
当上总工程师的季克良被其他酒厂看上了，那些酒厂纷纷向季克良伸出橄榄枝，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有酒厂给出了年薪五万元和一套别墅的优渥条件，然而季克良拒绝了。
他说：“我只想解开茅台工艺的秘密，我能每天都闻着茅台酒的香味，就是最大的幸福。”
1991年，季克良再次上任厂长，兼任厂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在1998年的时候，茅台又一次迎来危机。
危机也是契机
老一辈的茅台工人对1998年的场景记忆犹新。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市场，各行各业的路都不好走，然而要说只是金融风暴，茅台酒以国酒的名号应该能很快挺过去。但是生意上也是祸不单行，伴随着金融风暴一起来的，还有当时中国白酒行业的丑闻。
丑闻的影响下，白酒的公务消费直接失控，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大，当时23个国家机关明确表示不允许在公务宴会上喝白酒。与此同时，因为白酒行业的广告连年夺得央视标王，相关部门又出台了相关条例，直接限制白酒在各种媒体上投放广告。
这样几重打击之下，许多小酒厂干脆就直接倒闭了。对于茅台酒这样的大集团，虽然不至于到了倒闭的地步，但是生意也变得非常难做。
当时茅台酒销量非常差劲，1998年初的时候，茅台酒厂门前从车水马龙的景象变成了门可罗雀，厂里的人看到酒卖不出去，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愁容。
因为酒卖不出去就没有资金给工人发工资，工资发不下去，工人也没有动力工作，原材料的采购也因为市场动荡而变得十分困难，在这个哪都需要资金的时候，酒厂里拿不出足够的资金。
季克良带着茅台酒厂里的其他领导人三天两头地找销售人员开会找解决办法。
一个销售人员对他们说：“以前的老客户都换了进货渠道，现在大家不愿意买茅台，以前的老客户见了我们都假装不认识，这一时半会我也没办法。”
季克良的眉头没有一刻松得下来，作为一个厂长，同时还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厂里资金流转不佳，工人的工资发不下去，酒的销量也不好，没有谁比他更愁了，但再愁也不能放弃，季克良想出了一系列拯救茅台危机的方法。
1998年3月21日，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全国糖酒会商品交易会上，茅台围绕它的贵州茅台酒品牌展开了一个广告宣传。这一次的广告宣传让大众重新把目光放回到茅台身上。
会场上，一个高五米、直径两米的茅台酒模型竖立在天府广场正中的主席台两边，巨型酒瓶让会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的强势宣传，是季克良发挥了茅台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的外在体现。
1998年5月，季克良又把矛头对准茅台集团内部的营销队伍上。他针对公司里缺乏有力的营销队伍、市场控制力差的短板，在公司范围内用竞选的方式从八十九名竞争者中间招聘了十七个营销人员，随后对这十七个人进行培训。
这十七个人的“敢死队”是茅台历史上的第一支营销队伍，也是季克良的一个金点子。在季克良后续的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协助下，这支队伍深入市场，直击一线，从市场调查、市场监控一步步做好，搭建了一个营销网络，强化与三十二家总经销的联系。
在季克良这一系列的措施下，茅台集团在这一年中总共发展了102家新客户，挽救了茅台。
其中一个销售人员回忆说，1998年在茅台内部，季克良还召开了一个对营销队伍的动员大会，大家在会上齐声唱了三首歌：一首是国歌，大家对里面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格外有印象，因为当时的茅台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二首歌是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对应了当时茅台主动出击的选择。
第三首歌是《西游记》的主题曲，歌词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也是被大家唱得十分大声。
三首歌被大家唱得十分悲壮。但正是经历过这1998年的危机，茅台才得以向前走了一大步，对应了那句“是危机也是契机”的话。
茅台在季克良的领导下，从1999年到2002年，年销售收入从6亿元上升到20多亿元，稳居全国第二，远远超过第三位品牌。
茅台酒在季克良的领导下一步步成为驰名中外的白酒，直到现在，茅台酒是炙手可热的酒，这一切都离不开“酒王”季克良的努力与奋斗，他值得我们致敬！
“烟王”褚时健
许多烟民都知道红塔山这个香烟，却有可能不知道这背后的“烟王”褚时健。红塔山能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香烟，和褚时健也密切相关。
可以说，有了褚时健才有今天的红塔山。
1927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从小生活无忧的他在16岁那年因为父亲去世，于是他就开始利用家中的遗产——一个烤酒坊，来赚钱养活一家人。
一个小小的酒坊培养了褚时健善于观察、认真思考的习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使得家中的烤酒不仅生产成本比别人低，销量也很好，从这里看出，褚时健是从小就有这种靠头脑做买卖的意识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褚时健的生活可谓是一波三折，但不变的是他坚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不管是中学毕业后参军，还是当粮食征收员和铁路警察，他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他的信念就是把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好。正因为如此，1952年的褚时健当上了华宁县盘溪区的区长，1957年又成为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
一切事情在1958年底都顺顺利利，然而，就在1958年底，他被安排到了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工作。褚时健在之后的采访中说，这是他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低谷。他在这里工作时，正好是30岁。
大好年华，竟然就得一直待在这条件恶劣的农场中吗？难道要和其他人一样消极倦怠吗？褚时健当然不会就此放弃，作为一个工人，他不仅自己认真工作，还鼓励同事不再消极，减少负面情绪。
努力工作的褚时健迎来了他的出头之日。因为工作出色，他在1963年被调往了新平的曼蚌糖厂，成为了糖厂厂长。
糖厂规模不是很大，职员有200多人，处在长期亏损的状况下。在褚时健来之前，糖厂已经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厂长了，所以工人看到又一个厂长来了之后，对这个新厂长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连工人的工资都不能准时发的，工人还在意那么多吗？但是没几天，工人们就发现这个新厂长问他们的问题和以前的厂长不一样。
褚时健带队去视察糖厂各个环节。之前他在农场时就自学了榨糖技术，来到糖厂之后就能有针对性地找出问题。
褚时健问工人的问题都是点子上的问题，厂里的工人一听就知道褚时健不再像以前的厂长一样随便做做就了事，于是工人们也打起了精气神，在车间里又卖力干活了。
经过褚时健仔细地观察、尝试和分析，他找出了糖厂经营不佳的原因。褚时健用上了小时候做烤酒卖烤酒的经验，亲自到车间指挥工人的工作。
褚时健到了糖厂一年后，厂里传来好消息，1963-1964的这一年里面，糖厂的纯利润是11.7万元。
这个好消息鼓舞了工人也鼓舞了褚时健，他在把糖厂的收入持续拉高之后，变得清闲一些，就在糖厂旁边开了一个纸厂。
褚时健在糖厂一做就是16年，他的优秀经营让他成为一个神话。
烟厂纳税1400亿元
1979年的褚时健已经52岁，由于他在糖厂的出色表现，褚时健临危受命到了玉溪卷烟厂当起了厂长。
这卷烟厂在1959年就成立，刚开始时还经营得不错，可是经历社会动荡的打击之后，烟厂中领导层拉帮结派搞各种团体，车间工人生产力低下。这样的工厂，生产和收入实在是难以保证。
工厂里工人的工资还十分少，和同类工厂比起来，他们的工资只有对方工厂的一半，技术工一个月能拿到三十块钱，但是普通员工就只能拿到十多元。不仅如此，由于厂里环境不好，许多工人还患上了气管炎。
在经济和身体健康都无法保证的环境下，褚时健大刀阔斧地把工厂改造了一通。先是工厂里人心不齐的问题，褚时健让上级领导配合自己工作，终于让厂里两帮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站在了一起。
其次就是工人和工厂的生产问题。他先是给每个工人按国家政策涨了工资，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规则，又亲自指挥着把厂里的卫生工作做好，带领着工人从卫生和质量方面一一做好。
终于，在褚时健付出大量心血的情况下，卷烟厂变成了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烟草企业，玉溪卷烟厂也改成了“云南红塔山集团”。
褚时健在烟厂中一做就是18年，这18年间，他带领的红塔山集团累计交了1400亿元的税，褚时健也得来“烟王”的名号。
烟厂都是纳税大户。首先，烟厂能纳那么多的税，是因为中国的烟民非常多，烟厂的利润大；其次，烟厂要缴纳的税很多，主税包括了增值税、消费税，增值税是按销售收入13%、3%（分别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征收；消费税是按每标准箱150元的定额税率和不含增值税收入的36%-56%的比例税率征收。
还有其他附加税费，如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等等，林林总总加起来，所以才会有18年缴纳了1400亿元的纳税大户。
困难再多也不放弃
总的来说，“酒王”季克良和“烟王”褚时健都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造就了两个知名品牌，让现如今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酒和烟。
两个传奇人物的一生不平坦，遇到的困难比一般人都要多，也正是因为他们不放弃的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才让茅台和红塔山有今天的品质。
生活总是比理想骨感，只有当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坚强，生活才会是我们想要的样子。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你我皆乾坤未定！
参考文献
季克良：《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
周桦：《褚时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