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倬
1960年．一桩骇人听闻的诈骗案引来北京全城轰动。
随着公安部门不断扩大搜索范围，军警们频频到各家各户上门调查，使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大家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涌出疑惑，究竟是什么人能从政府那儿骗到二十万现金？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起重大诈骗案，而幕后黑手则是一个名为王倬的中年男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24年，王倬出生在辽宁省辽宁县的一户贫困人家。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虽然在贫困的泥坑里打滚多年，但王倬并没有像那些传奇英雄人物一样从此奋发图强，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艰苦的早年生活只是让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对物质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
碌碌无为十几年后，17岁的王倬在国民党的号召下加入了三青团。
三青团游行
所谓三青团，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下辖的青年政治团体，说起来有点模仿我党共青团的意思。
但与共青团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起初，成立三青团是为了给国民党灌输新鲜血液，支援抗战。
但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有意操控下，三青团逐渐与成立初衷背离，堕落成为一个畸形的特务机构，最后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
本着升官发财的王倬加入三青团，在此厮混了两年，却始终没混出个名堂来。
心思活络的他早早便看出了三青团的前途一片灰暗，并不能助他实现“梦想”，于是他果断退团另谋出路。
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风头正盛的青帮。
青帮合影
说起青帮，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无论名字起得多好听，帮规如何森严有序，但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的黑社会。
与现在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黑社会不同，当时的青帮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
除了与社会动荡有关外，还离不了与国民党盘根错杂的关系。
比如说，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便是一位帮派头目。
而他的小弟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厮混的时候，还曾拜入著名青帮老大黄金荣门下。
黄金荣
据说蒋介石当时在上海炒股票欠了一屁股债，还是黄金荣出面为他解决的。
总而言之，依托着与国民党的亲密关系，青帮在国统区发展十分红火。
加之抗战时期青帮的活跃表现，这颗黑得发亮的煤球居然还被洗白了几分，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而在王倬这种投机分子眼中，进入青帮发展自然成为了可选方案。
可笑的是命运弄人，王倬又一次与他的梦想失之交臂。
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迅速走入尾声，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致力于维护统治，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秩序。
这时，青帮自然成为了国民党集权的绊脚石，只能被慢慢边缘化。
而在我党统治下的解放区，更是没有青帮这种畸形怪物生存的余地。
投机倒把屡屡失误，这回王倬没辙了，只能暂时放下“一夜暴富”的梦想，老老实实去读书，期盼“知识改变命运”。
虽说那个年代大学门槛并不高，没有什么高考压力，但还是不得不感慨王倬天赋过人。
东北大学
在荒废几年学业后，居然还是考上了东北大学经济系。
颇为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能用在正道上，仍惦记着玩弄一些见不得光的把戏去谋财。
大学期间，他开始学习绘制人民币，印制假火车票，然后再倒卖出去赚黑钱。
1948年，王倬于东北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平的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
正是在这一期间，王倬熟悉了政府机构收发邮件的流程。
北平解放，为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我党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北平解放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解放军在前线捷报频传，摧枯拉朽般清扫着国民党残余势力，蒋家政府大势已去。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成立让王倬看到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倘若能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便当上干部，自己必将前途无量。
作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王倬轻而易举地被大学吸收。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证书
同年8月，或许是为了沾沾解放军的荣光，王倬又跑去参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你说你王倬好好参军也就罢了，可作为一个投机分子，他又具备了意志不坚定的特性。
在部队驻守陕西期间，恰好赶上了抗美援朝动员。
贪生怕死的王倬本以为全国解放后，参军便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一听说要到前线去打仗，他的腿便直打哆嗦。
抗美援朝
故而在部队赶赴前线前夕，他伙同好哥们王国昌一起逃回了北京，当了个可耻的逃兵。
回到北京后，王倬考进北京京华美术学院进修。
过去印假钞时积攒的美术功底此时发挥了作用，使他在进修过程中“如虎添翼”，迅速掌握了各项技能。
1951年，履历丰厚的王倬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正值用人之际，像王倬这样的人才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便拿到了offer。
由于能力出色，他在第二年9月转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在外贸部，王倬虽然只是个小小科员，但每个月也能拿到几十元工资，在当时已经远超绝大多数人。
饶是如此，王倬的贪欲还是没被满足，浏览着出口局的政府公文，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酝酿。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深沉暮色中，一位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踏着沉稳的步伐，从容走进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男子走进银行，颇为熟稔地径直向秘书室走去。
来到秘书室工作人员面前，男子一边将一个手感颇为厚实的大信封递出去，一边说道：“国务院急件，请尽快交给行长。”
工作人员下意识朝信封一瞥，嚯，只见信封上印着醒目的几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将信封收下准备处理。
男子也没多做停留，交接完信封后便信步离开了。
男子走后，工作人员立刻将信封转交给当日的值班领导王副局长。
公函
王副局长将信封打开，发现里面是周总理手书的一件公函，只见上面写道：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
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元票；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公函
一开始，王副局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毕竟20万不是小数，一般应该由财政部方面来出示证明，从未有过总理亲自派人前来提款的先例。
虽然疑点重重，但王副局能肯定公函上确实是总理的笔迹，而且距离约定时间只剩下一个多小时，时间已经容不得他再进行推敲。
倘若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误了国家大事，那自己头顶的乌纱帽可不一定保得住了。
就在这时，王副局身旁的电话忽然响起，王副局长接起了电话，接着只听他说道，
“是总理办公室的，哦，好，我知道，二十万元我们正在准备中，七点之前肯定能送到......”
通话结束后，王副局好似吃了颗定心丸，立刻作出决定，命令秘书联系北京分行，让他们在一个小时内按照要求准备20万现金。
周总理
北京分行方面一听说是总理的紧急事务，丝毫不敢耽误，很快便将二十万凑齐装进两个麻袋里，由朱行长亲自带着两个下属将钱款护送到民族饭店。
浓稠夜色中，朱行长一行人提着两麻袋钞票来到民族饭店。
虽然北京城的治安良好，但毕竟是足足二十万巨款，万一有什么闪失他可担不起责任。
当时又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二十万代表什么，朱行长可再清楚不过，一想到这，他便不自觉地咽了咽唾沫。
民族饭店
进入民族饭店大堂，朱行长向前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
这时，旁边的沙发上站起一位身着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他缓步走到朱行长面前问道：
“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行长看到眼前这人，小心翼翼求证：
“我们没有误事吧?”
那人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
“很准时嘛！”
随即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赵全一出示的介绍信
朱科长看过信函，确认了眼前人的身份，便让他打个收条。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这时，赵全一把自己的介绍信又给了他。
朱科长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介绍信和收条，交接钱财，然后离开了民族饭店。
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总算是松了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
三年困难时期民间状况
二十万交到赵全一手上后，银行本以为这事就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总理办公室方面来电告知如何入账即可。
足足六天过去了，总理办公室却丝毫没有动静，仿佛此事从未发生过。
银行方面这才察觉到一丝异样，赶忙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询问究竟。
哪知电话那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此事毫不知情，并要求银行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
众人这才发现，这是一个惊天骗局。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饿殍遍地，中央救灾还来不及呢，居然还有人如此丧尽天良，在国难关头背后捅刀。
总理听闻此事后极为震怒，直接向公安部下达指令，限期将嫌疑犯捉拿归案。
周总理
为此，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带队，组建专案组调查此案。
一方面，杨奇清利用广撒网的方式，将此案公之于众，希望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收集线索，并派出军警到每家每户走访调查，寻找嫌犯遗留的蛛丝马迹；
另一方面，让技术部门对嫌犯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进行分析。
通过技术部门鉴定发现，嫌犯使用的大信封是国务院使用过的旧信封，而那张公文用纸是出自政府机关内部的15行横格纸。
通过信件字迹、格式等方面，可以分析出嫌犯是文化水平很高，且熟悉政府信件的收发流程，堪称天衣无缝。
杨奇清
如此一来，基本可以确认嫌犯来自政府机关内部。
经过进一步调查，专案组调出国务院信封的使用记录。
他们发现嫌犯使用的旧信封是国务院过去发往外贸部的，且15行横格纸也是外贸部曾经通用的公文用纸。
范围继续缩小，看来嫌犯就是外贸部的工作人员。
4月2日，公安部循着线索来到外贸部，调出所有人员的档案记录。
仅仅一天的时间，专案组便抓住了“赵全一”的尾巴，而此人与王倬这个名字密切相关。
原来，当年王倬与好友王国昌为了不上前线，果断当了逃兵逃回北京。
五十年代北京风貌
当时王倬在路上伪造路条时，顺便给王国昌伪造了“赵全一”这个假身份。
后来二人当逃兵的事败露，这件事便被记在二人的档案上，所以王倬的档案中附上了“赵全一”这个名字。
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不能将王倬与“赵全一”划上等号，因为还有可能是王国昌所为。
就在这时，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提供了一条线索：
案发当天下午，王倬请假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所以没来单位。
可经过警方核查，当天王倬与母亲并没有医院的到访记录。
积水潭医院
再者，警方还搜集了王倬的笔迹，经过对比发现与信件上的字迹一般无二。
证据确凿，警方基本能够确认王倬就是那位窃取二十万现金的“赵全一”！
4月4日零点整，按捺住破案的兴奋，专案组侦查员们在王倬住处附近布下天罗地网。
待前哨确认王倬在家后，其中一人直接撬开王倬家大门，其余侦察员随之鱼贯而入，直接冲入王倬的卧室将他制服。
当晚王倬家中只有王倬和他的母亲，两人被侦查员控制住后便一言不发。
在搜查过程中，警方搜遍了里里外外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有找到二十万钞票。
三年困难时期
带队的刘处长是为老侦查，面对这种情况丝毫没有慌张，他一边命令队员们继续搜查，一边观察王倬二人的神色。
忽然，他发现王倬母亲的眼神闪烁，时不时往院子角落的蜂窝煤堆上瞟。
刘处长品出了些蹊跷，于是他让人将蜂窝煤挪开，一抔新鲜的黄土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侦查员们激动地将黄土刨开，果不其然，钞票被尽数藏在一个苫布包中。
人证物证俱在，无奈之下，面如死灰的王倬只好将真相和盘托出。
当年入职外贸部后，由于不满足当前的待遇，王倬便开始动了歪念头，试图从政府手上撬出油水来。
外贸部经常可以接触到周总理的亲笔批示，王倬虽然只是个科员，但想要看到批示也并非难事。
公文用纸
经过多年如一日的练习，他完全掌握了周总理的笔迹，足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层次。
而国务院的信封和公文用纸等材料，由于是损耗物料，所以保管并不严密，王倬略施手段便能到手。
可拿到这笔巨款后，王倬反而变得战战兢兢，一有风吹草动便畏首畏尾，根本不敢把钱花出去。
这种畸形的心态在这些日子里一刻不停地折磨着王倬，最后居然促使他做出火烧钞票的行为。
国务院信封
所以经民警核查，这笔钱总共为191409元，其中有八千多元已被王倬烧毁。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桩惊天诈骗案也随之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