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新的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但囿于权限，今天还不能发出，所以刊发旧文，待日后补充。作为九零后，我对于王小波的观感其实有些变化。我曾经迷恋过王小波的写作，后来又慢慢淡去这种迷恋，转变为平视的目光。青春期喜欢王小波，主要是因为他那特立独行的气质和玩世不恭的写法，他能用很下流的口吻写正经的事，又不显得脏。他还喜欢在性爱中穿插专业术语，比如传教士体位、后入式等等，都是很专业的词，进入他的语境却有种诙谐意味，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说王小波是无法绕开性，《黄金时代》整个中篇就是围绕性展开的故事。很多学者喜欢把王小波崇高化，但我觉得王小波恰恰是解构崇高的人，他把人从史书上、道德辞令上拽下来，回到最原始的模样。他就是要写身体、写最欲望、写正统看不上的七荤八素，从中带出最真实的那属于普通人的忧伤和浪漫。
王小波写性到头来是对极权的隐秘抵抗。从古代君主的暴政到20世纪的法西斯，王小波旗帜鲜明地反对极权，而他写性，写人的欲望，包括在杂文中正面书写人欲，其实是在反抗极权政治塑造的压抑性话语，因为压抑人欲恰恰是极权统治的基础，极端的道德和极端的禁欲成为一体化，共同维护一个森严的政治环境。这也是王小波写作的一个母题，那就是对极权的讽刺和隐秘抵抗，如果要给王小波找一个坐标，他倒是很像国内的乔治·奥威尔与卡尔维诺变体。
高中毕业后，我慢慢走过了痴迷王小波的时候。一来是文学层面，看到了比他写得更好的作家，二来是生活经验上，意识到自由主义在本土落地的局限，在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劳工议题、性别议题上，容易成为一种表面正确但很难具体落地的辞令，而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更复杂的思考，进而对以自由主义为向导的王小波也调整了看法。
他的杂文，如今来看大都是常识，有洞见，可总觉得点到为止，还不够深，在解释更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求索于其他著作。所以，我走出了对王小波的崇拜，但还是欣赏他，毕竟在中国，像王小波这样的作家还是很少的，他因为稀缺而可贵。
纪念王小波，也让我想到今时今日。王小波如果活到今天，会遭到怎样的待遇？他会继续被当作一个勇敢可爱的知识分子，还是因为自己的自由表达，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乃至遭遇诛心之论？当我重读王小波的杂文，把它放在今天，那些本来平平常常的内容，如果变成微博、日记，却可能变得刺耳，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加上他对大众潮流的警惕，都会让他注定不是一个主流的人，而是一个异见者。在今天，观众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异见者，又是否应当容许一个“找麻烦”知识分子的存在？思考这些，可能是比单纯纪念王小波更重要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文化）
▲ 王小波，中国当代学者、作家，出生于北京，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辞去教职后做自由撰稿人。他推崇科学与理性，写作带有黑色幽默风格，主要作品有《地久天长》《黄金时代》《未来世界》等，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纪念王小波，纪念一份自由表达的勇气
作者：宗城
王小波去世了，但他的文字仍活跃在我们的世界里。我是在高中的时候读到王小波，老师在课堂上宣讲作文八股的技巧，我偷偷在课本里夹一本《黄金时代》，一页页翻着王二对陈清扬的幻想，竟有些看禁书的快感。
《黄金时代》是我们班男生争相传阅的一本书，王小波这个名字，在我们心中多少有种自由生活的向往。当时看王小波，并不太想什么自由主义、知青文学、叙事伦理之类的术语，只觉得这个作家说人话，和市面上一些学者动辄之乎者也，或者一些作文素材常客故作悲风苦雨、看破人生不同，王小波对人生有洞察，但依然热爱探索人间，他的文字本身就像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潇洒快意，仔细读完却有一丝怅然。
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副标题: 时代三部曲
出版年: 1999-3
鲁迅曾说过一个铁屋子的隐喻，说大部分人都在铁屋中沉睡，偶有醒来的人，他们的疾呼却恼怒了旁人，因为他打搅了大多数人的好梦。王小波就像那个拒绝沉默的人。他的文字有时让人不愉快，人人心知肚明却不愿说的事，你为何偏要戳穿？好好享受现世的乐趣不好吗，为什么执着于那些思来想去也得不到出路的问题？
在铁狮子胡同一号时王小波一家的全家福
王小波如今常被人提起的一篇散文叫《沉默的大多数》。他在文中并不是单纯为某一方辩白，而是分析了不同环境下的沉默，譬如他说自己，总是介于沉默和不沉默之间，之所以沉默，是当大环境下的人们都不说“正常话”时，我无法改变，却可以拒绝参与。之所以不沉默，则是当沉默成为潮流，我也不说话时，有些话就永远也说不出，有些正义就会被损害。
王小波鼓励人们追求自由，这份自由不只是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还有我们对不同思想的容忍。在《思维的乐趣》中他写道：“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地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是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
所以在日常实践中，王小波既谈论《1984》《铁皮鼓》这样的严肃文学，也关心流行电影、色情文化，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九十年代致力于“性的去魅”，当公众仍然谈性色变时，王小波在给《性社会学》一书写的书评中指出：
“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性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作者: （美）盖格农
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性行为
原作名: Human Sexualities
译者: 李银河
再回头看《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这些杂文集，无非就是两件事——给生活去魅的同时，拥抱生活的本真。王小波是一个对人间万物充满好奇的人，在口耳相传的回忆中，我们也能感知他丰富的生活，比如自己编了一套DOS下的独立输入法、考货车驾照、一个人翻山越岭、和朋友看不可言说的电影等， 他享受生活，但不会粉饰生活中痛苦的成分，有一回外甥对他说“痛苦是灵感的源泉”，他回答道: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在杂文集中，他经常做的也是给那些神圣的观念泼一盆冷水，把道貌岸然的人物和话语拉下台。王小波强调降低道德的影响，这并不是说他要完全解构道德，鼓励人们沉浸在道德虚无的环境里，而是他希望减少那些过分的道德，不必一谈到某部作品，就往三观、国家、民族的筐子里套。
比如当时贾平凹的《废都》很火，激起了许多评论家的批判，批判原因集中在《废都》的性描写上，认为它的性描写过于泛滥、道德败坏。王小波就用反讽的口吻说：
“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
又比如说到当时流行的文人下海经商，当大部分人批评这种现象，王小波说：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惟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
这些话放到今天都很辛辣，读者诸君可以扪心自问：自己能不能说，敢不敢说。
对宏大概念的去魅，也让王小波更关心个体的尊严。他的小说《黄金时代》《红拂夜奔》等都在讲人的尊严，反思个体的生存状况。这让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的情绪和身体的细腻描绘，有的是活生生的灵魂，而不是干巴巴的符号。
王小波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前，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李银河提供）
到了大学，我接触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对王小波小说的态度已从最初的着迷变成更平静的审视，但我仍然会阅读他的小说，尤其是在需要洗一洗语言的时候。王小波的白话文非常干净、明快，他写小说就像拍电影，画面感、节奏感都拿捏地恰到好处，并且不以折损他的思想为代价。
在中国，做到雅俗共赏难，雅俗共赏兼顾严肃思考更难。中国的学院里遍地都是掉书袋的学究，互联网则住满了各种把知识嚼碎了的二道贩子，他们不是装X就是不说人话，但像王小波这样严肃思考还说人话的作家，其实屈指可数。
王小波的语言里充满了色彩和味道，根子里是入世的烟火气。作家绿妖说得好：
“王小波让我知道好的文字应该有音乐的韵律，星星一般的光辉；他嘲笑神圣话语体系，敬畏理性之光，向往智慧与诗意，在此之上，是自由不羁的爱情，这些嘲笑与敬畏、憧憬与爱成为我的基因。人在少年时读过这样的书，就再也无法为了话语权而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神圣话语了，也再也无法过一种昏睡然而有保障的人生，就像在灵魂里植入了一个魔鬼，它不停地对我说：人生不可空过！”
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
页数: 316
但王小波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他的小说和杂文富于思考，这份思考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显得特别，但放在世界，王小波的思考并没有超越罗素、乔治·奥威尔、杜威的讨论框架，他对动荡时期、知青岁月乃至八十年代的反思，也大多停留在自由主义者讽刺“老大哥”的规范话语。王小波之所以特别，是和他所处的年代和国家的语境相辅相成的，许多时候他说的只是常识，但因为在那个语境里，使人更有回顾的兴趣。
王小波的热度非但没有随着他的去世的消退，反而成为后来青年追忆的对象。他的文字不仅出现在纪念日当中，也活跃于舆论场的公共事件，仿佛王小波没有死去，依然用他的笔冷峻地划开事件的谎言。这是他和鲁迅相似的地方，鲁迅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可他的杂文穿越百年，却比当下的时评家还要一针见血。王小波亦然。他的文字虽不如鲁迅般令人脊背发凉，但他自由底色的智性表达，和鲁迅一样直刺人性。
鲁迅和王小波的杂文不会速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分析不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追究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习性、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他们追究的是事情重复发生背后的必然原因，他们的笔触也不为迎合热点情绪负责，而是他们眼中的那个真相。正是这种对真的冷峻眼光，让他们的杂文超越热点的局限。
今天，人们纪念王小波，已经不只是因为他本身，还有他作为一个符号所代表的自由表达的勇气。当犬儒主义成为时代之风，勇于表达的人显得珍贵。当我们目力所及，学者们习惯于象牙塔式的语言，作者们又耽于岁月静好，在语言上和行动上都远离公众，我们不可避免会渴望一个亲近的作家，他追求智慧但不沉溺于智慧，热爱思想的同时反抗陈旧的语言。王小波被人怀念，既是因为他的勇气与特立独行，也在于他的语言平实近人，并没有中国学者常有的艰涩之气，这就让他的文字快速流通，在繁琐的故纸堆里，别开一道清流。
生前，王小波是文坛的边缘人。当一众作家抱团取暖，通过奖项堆砌荣誉时，王小波安坐于自己的房间，把写作当作思维的游戏。死后，王小波成为一代自由青年的思想图腾，他们在这个中国作家的身上看到罗素和奥威尔的影子，也践行着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到最后，他成为过去时代一个亲切的朋友，也成为知识分子理想的一枚现世印章。
《爱你就像爱生命》，王小波/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王小波写下了一段动人的文字，表达他的心志：
“我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