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笨拙》杂志曾有一幅著名漫画——塞西尔·罗德斯脚踩非洲两端的插图,讽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从开普敦到开罗的双C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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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都是我的”。来源/《笨拙》杂志漫画截图

漫画背景涉及了历史上的瓜分非洲事件,实际上,该事件对现代的影响在今天仍随处可见:深受大众欢迎的探险题材,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哈尔·罗杰的非洲历险、《丁丁历险记》的刚果篇、《现代启示录》的原著小说《黑暗之心》无不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迪士尼乐园中的探险家独木舟游乐项目都充满了19世纪的非洲探险元素。坚定的探险家、凶残的奴隶贩子、淳朴的土著、凶残的食人族、湍急的河流和神秘的丛林共同构成了激动人心的背景元素。

来源/《丁丁在刚果》封面图

谈及“瓜分非洲”,就不能不说到1884年11月开始的柏林会议。这场又被称为“刚果会议”“西非会议”中,14个欧美列强(此中,在北非有名义行省的奥斯曼土耳其亦与会)规制了彼此对非洲的殖民和贸易行动,也标志着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强国的突然崛起。

“脖子上的磨盘”

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殖民事业狂飙突进。地理大发现时,欧洲人踏足的第一块域外之地就是非洲,但直到1876年,欧洲人统治的非洲领土还都散落在非洲大陆的外围(除了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南非、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名下的北非),不是沿海岛屿,就是大陆沿岸的小型贸易点和港口。外人了解的非洲与其说是一块大陆,不如说是一条线:宣称统治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葡萄牙人,统治也没有超出沿海与河谷;法国在塞内加尔河的探索,也只限制在狭长的河边地带;英国人管辖塞拉利昂和拉各斯的小块沿海土地。

绝大多数的非洲土地还是由各路酋长、头人统治,毕竟,殖民统治被视为一种成本高昂的统治方式,远不如在沿海据点和控制内陆商路的酋长们进行贸易来得轻松愉快。

对于清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南亚次大陆的莫卧儿王朝这些本身具有疆界内的条约履行能力的政权,列强可以通过条约体系将接近整个大陆的领土纳入自由贸易的条约体系,但非洲的情况大不相同。

以法属赤道非洲为例,这块位于赤道南北间的广阔土地被征服前,其类似于一座雪山从山脚到雪顶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社会各种组织形态的活标本——加蓬和中非地区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平时各氏族互不统属,战时公推军事首领参战;刚果和乍得地区在16世纪曾有几个古王国存在,在19世纪后,已经有世袭国王,在贵族会议的辅助下治国,基层是贵族统治;在原始森林里的卑格米人还在靠采集狩猎维生,社会结构更为简单,父系家族是唯一的社会组织,连酋长都没有。这样的社会要想整合进入欧洲式的国际体系,代价无疑是高昂的。

19世纪的样板国家是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工业实力和运输能力都是他国无法望其项背的。英国货物价格最为便宜、数量最多、运输的商船吨位也最大,所以英国一直提倡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反对他国在所谓的势力范围内对贸易行为加以限制干涉。但19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德国和美国已经逐步赶上英国。武器、酒类、布匹、服装、装饰品和金属制品相关生产能力,都大大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必须要开辟海外新市场。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法国和德国都意识到,要在商战中打败英国,就必须建立殖民地或者保护国,从而通过贸易政策或者关税政策排斥和打击其他列强。此外,非洲的植物油、象牙、香蕉、钻石和黄金,也在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非洲人原本被视为难以驯服的族群,但现在也被列强觊觎,希望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购买欧洲人的商品。争夺非洲的另一动机,是通过征服具有异国情调的领地和土人,既为自己增添未来的利益,也可以增加声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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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中史蒂芬逊森的运煤火车。来源/《人的延伸 技术通史》

直到1852年,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还在说“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19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部一直在考虑放弃冈比亚、黄金海岸、拉各斯和塞拉利昂,法国政府已经放弃了象牙海岸。19世纪80年代,法国又以“利益微不足道”为由,考虑离开达荷美和加蓬。1881年,雄心勃勃的法国军方成立了上塞内加尔司令部,一旦士兵建立哨所的计划遇到麻烦,巴黎的政客们就立刻打算砍掉这个司令部或削减经费。英法两国尽管矛盾不小,但也不愿意为了塞内加尔的扩张而进行争吵。

枪炮、病菌与钢铁

为何短短二十年间,非洲大陆从无人问津的大陆变成土地的拍卖场?

枪炮方面,过去非洲统治者并非如电影上描绘的只有长矛和战鼓,而是拥有大量火器,甚至还有自己的前膛枪制造厂。在西非,欧洲武器随着贸易大量进入非洲,改变了当地的军事生态。1742年,荷兰人观察到,位于今加纳的阿散蒂王国的火枪部队达到5000人;同时,几年前抵达黄金海岸的一艘货船上,就卸下了55135磅火药和2243支滑膛枪。1829年,仅英国商人就在西非卖出了52540件枪炮和200万磅火药。

尽管这些枪炮相对于欧洲来说往往是二流产品,但在滑膛枪时代,枪械都是无膛线、装弹慢的前装火枪,射击精度差,使用还受天气的影响。换言之,19世纪初,列强在非洲地区的军事优势还相对有限。但19世纪70至80年代,欧洲火器突飞猛进,后膛装填的来福枪不但射击更为精准、快速,火帽还可以使击发能在恶劣气候下进行,用现代军语来说,这就使得单兵作战平台的作战效能大大提高,旧时代长期流行的“排队枪毙”战术被归入历史。

美国温切斯特公司生产的连发枪,是西部片中最为耀眼的主角之一。在南北战争、俄土战争、美西战争中大行其道,也在非洲被探险家斯坦利列为“防卫的最佳工具”。

更致命的是1889年出现的马克沁机枪。英国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由于政策限制,即便非洲人能获得来福枪,他们也不可能获得马克沁机枪。1898年,基钦纳勋爵对阵马赫迪军的恩图曼战役中,英国人靠着数十挺马克沁机枪和50门榴弹炮(马赫迪军本身也装备了15000支步枪),打出了惊人的伤亡比:马赫迪军队阵亡20,000人,伤22,000人,被俘5,000人;英埃联军仅仅阵亡48人,伤382人。

马克沁机枪。来源/王继亮花蕾《世界罕见的第一挺马克沁机枪》

非洲还被视为禁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热带疫病。旧大陆的感冒足以杀死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登陆非洲的欧洲人身上。1832年,英国在尼日尔河探险时,48名欧洲队员只有9人生还,39名死者大部分死于疾病。西非的疟疾和黄热病都是由随处可见的蚊虫传播,对初来乍到的欧洲人,这类疾病足以致命。19世纪中叶前,西非被称为“白人的坟墓”:1695年到1722年,皇家非洲公司派往西非的每10个欧洲人中,就有6人在第一年死去,2人在第2至7年死去,最终只有1人能够回到英国。因此,大多数欧洲商人都是把船货在贸易港卸下,装上买好的货物匆匆离开,宁愿让非洲商人去经营海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贸易。值得一提的是,守卫贸易港的少量白人士兵,也被热带病折磨得病怏怏的。

17世纪的美洲,金鸡纳树皮的药用价值被西班牙人发现,据闻康熙皇帝的疟疾便是由天主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治愈。但这类珍贵药品无疑供不应求。19世纪,随着化学工业的进展,奎宁——金鸡纳树皮中的有效成分被分离出来。1847年,英国发表的一篇医学文献揭示了奎宁能够预防疟疾。于是奎宁大量生产,成为任何热带旅行者装备中的必备品,大大减少了旅非欧洲人患病的几率。

征服非洲的第三件利器是钢铁船壳的汽船。非洲内陆流出的河流甚多,尼日尔河、刚果河、赞比西河与尼罗河赤道段,都以巨大的流量让欧洲探险家惊叹,甚至猜测在非洲内陆有一个巨大湖泊。但在帆船时代,这些河流下游常见的复杂三角洲和激流险滩,使前往内陆的大道被关闭了。但工业革命后,用蒸汽机和铁船壳装备起来的河上汽船,非常适宜浅水河流的航行。铁船壳不仅使得船壳形状突破木结构的限制,还能把船体分为很多轻巧的水密舱,从而排除了在浅水河上航行的最大隐患。或许有人要说,密封舱是来自东亚的发明,但东亚木制帆船的密封舱,因为没有龙骨而导致必须加强船体,其自重会极大影响航行速度。

蒸汽船。来源/《造物》

内河汽船运载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进入了非洲内陆,比如著名的传教士、废奴主义者利文斯顿就曾在赞比西河的探险中把一艘汽船在南非拆卸后,通过工人运到内陆河流中组装起来。一旦绕开那些无法航行的激流瀑布,汽船就可以轻松在河流中航行数百英里,把那些丛林穿行中的危险和困难远远抛在后面。可以说,枪炮、药物和铁壳船,分别是针对敌对国家和部落、热带疫病与难行通道的三大利器,使得深入非洲内陆成为可能,这也是整个非洲地图能够被拿上谈判桌的首要前提。

纸上帝国和非洲大拍卖

1882年之前的几十年中,由于不适宜通航的急流、传播疾病的蚊蝇、凶猛而难缠的部落,都使得探索非洲内陆成为少数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的专利。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罗马,都不愿意在很难获得任何收益的热带非洲投入过多资源和心力,更不必说建立正式殖民地了。

因此,在欧洲列强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保证不以彼此商人和官员之间在非洲沿海的小争议作为在非洲扩张的借口。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洲的均势臻于完美:即在5、6个大国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但并无任何一个国家势力强大得足以支配其余的大国。

如蝴蝶效应一样,真正改变这一切的,始于1882年的英国对埃及的占领。1869年,开通地中海和远东之间最短路线的苏伊士运河成为瞩目的焦点。埃及军官阿拉比的起事,使得英国军事上和政治上深深介入此前是英法共管的埃及,而当时英国格莱斯顿政府又进一步使这一短期安排变成了长期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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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苏伊士运河。摄影/赤道以北,来源/图虫创意

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打破了此前几十年的平衡。由法国外交家、企业家努力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一直被视为法国自身的禁脔,而英国成为埃及的太上皇更被法国人视为兵败普鲁士以来的最大耻辱。作为报复,法国人开始在非洲侵犯英国在非洲未受保护的利益。由于外交的介入,本属于商业活动的争议,都被看作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从而引向了列强走向瓜分非洲之路。

188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法国在尼日尔河右岸有独占权益的条约。12月,英国首相宣布,在保证刚果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承认葡萄牙对该地的权利。法国将此事视为埃及之后,英国在非洲再次施加的侮辱,因此迅速展开外交反击。

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列强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围绕埃及问题展开的英法争夺地中海和全球商路的斗争,双方都需要拉拢欧洲新出现的强势主人——德意志帝国。尚无一块殖民地、海军属于三流的德国,反而成为主持这一事务的中心。俾斯麦不会白白放过他所称的“埃及问题的大棒”:1884年6月,他宣布要召开国际会议来决定刚果前途,次月又宣称多哥和喀麦隆为德国纸面上的保护国。1884年10月,法国和比利时都同意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西非和刚果的命运。英国被迫同意参加。在开会前,各国为了尽可能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行动起来,赶紧深入内陆与当地的酋邦和部落头人签订保护协议。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英国人将酋长置于保护之下;在下尼日尔,英国人收购了赛乃加尔公司和赤道非洲法国公司,并赶在德国远征队之前,与尼日尔北部的索科托和甘杜的两个酋长国签约。法国人则从1883年开始,把象牙海岸和奴隶海岸纳入自身的条约覆盖范围。

11月开始的会议实际进程反而是平淡无奇的。因为这一会议的幕后主要议题,其实是解决埃及争端。用格莱斯顿首相后来评价东非争议的话说:“消除解决埃及问题的障碍,立即结束这些殖民地的小争执,其重要性确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面对法德结成的同盟,英国已经同意不再把埃及宣布为保护国,也不再独揽埃及财政,埃及税收为国际共管。

西非的问题反而都是枝节性质的:经过14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长达104天的讨论,最终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自由邦获得列强承认,但刚果河盆地,即中非的大部分都变成自由贸易区。尼日尔河下游归英国,上游归法国。会议中,主角是英法德葡,他们控制着绝大多数非洲殖民地。

柏林会议真正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总议定书》第36条确定了瓜分非洲的法律原则:列强占领非洲土地时,应当通知各签字国,以便提出要求,并尊重既有权利,包括贸易自由、过境自由,这样才算是有效占领。虽然要求以有效占领作为领土声索依据,但是在非洲的丛林、草原和沙漠中,究竟如何才算有效占领,本身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话题。因此,一旦签约后,列强普遍不愿意承担占领不重要地区的责任。

心机满满,混乱不堪的余波

英国对于尼日尔河的态度是:“只要把其他欧洲国家挡在门外,我们就不急于进去”。英国政府把尼日尔河的权益交给了皇家尼日尔公司,德国将纸面上的保护国交给了当地德国商人,但是后者还不愿意接受喀麦隆和多哥的治理义务。在刚果的法国属地,直到18世纪90年代还只有15个法国官员,出口价值1500英镑,1887年,法国政府削减了给加蓬的预算津贴,除去少数为了帝国荣耀而大动干戈的情况外,除去埃及和南非的非洲,也只是纸面上的领地。但是无论如何,殖民地作为欧洲秩序的扩大,本质上是法权体系。这一议定书无论效果如何,终究提供了一个国际法上的接口,使得非洲这块有人定居的大陆,最终在19世纪末被粗暴、迅猛地拉入世界体系。

尼日尔河。摄影/Homocosmicos,来源/图虫创意

当然,大多数投入产出比不高的新属地,主要被当作可以在世界“赌场”上交换其它地区的牌。法国外交部在提到贝宁湾属地时,就表示“即便我们承认它们没有多大价值,它们仍然是我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利益还是会有用的”。英国人用北海的赫利戈兰岛与德国人交换了桑给巴尔,用尼日尼亚北方部分地区和法国交换了纽芬兰海域捕鱼权。德国人承认了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作为对等,后者也交出了喀麦隆部分地区给德国。

会议曲终人散,怀揣新地图的各国外交官纷纷启程回国。然而,这些新疆界远远谈不上精确和科学:大片区域都被标为“未探明地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演讲时笑谈:“我们一直在相互交换山脉、河流和湖泊,其间只有一个小小的麻烦会妨碍我们,那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山河湖泊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

最终结果是,有1万个非洲实体被并入到近50个列强治下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地。当然对于前者的统计数据,由于非洲天然的大小部落林立,可能远远不止。比利时殖民官员到任后统计,仅比属刚果就包含了6000个酋邦。与亚洲和欧洲蜿蜒曲折的国界线不同,三成疆界线都是若干条的直线,即几何线或者经纬度线,大概190个文化形态群被分在这些新界限两端。索马里分属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巴刚果族群分布于法属刚果、比属刚果和葡属安哥拉之间。新的共同体则包含了彼此不相属的各个群体——如尼日尼亚包括了250个语言群体。在北非,有较为高级的政权,即君主国,分别位于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历史上敌对的王国,如乌干达的布干达和布尼奥罗,都被并入同一个殖民地。尼日尼亚、苏丹和乍得都横跨了非洲天然的自然人文历史边界,将撒哈拉沙漠和南方热带森林连接在一起。

在殖民地时代,矛盾还并不显露,但独立后,由于这些族群要归属一个共同体,造成矛盾丛生。如当今在非洲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就频频打着宗教的名义迫害基督徒。但也要注意的是,剩下的边疆线也是经过仔细勘察的,因此也有人认为,对这类划界的评价也不能一概而论。更何况,考虑到非洲本身此前大部分疆域都是部落形态,北非亦有大片无人定居的沙漠土地,这两者因素对于划界工作也有不小影响。

北非沙漠。摄影/design001,来源/图虫创意

接下来,就是《总议定书》所确定法律原则的落实了。彷佛油点在纸面上逐步扩大一般,沿海飞地的官员、商人开始逐步向内陆渗透,与部落酋长不断签订交易协议和保护协定,欧洲各国也相继签署了更为细致的双边协议。最终,法国名义上扩展了375万平方英里土地,英国则达到了200万平方英里,这些统治只是渗入,而非彻底改变当地的政治结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非洲的50个国家中,独立国只有两个,一个是古老的君主国埃塞俄比亚,一个是由美国释放黑奴建立起来的利比里亚。一直到1945年,这个名单也只是增加了南非和埃及,并没有太大变化。直到1960年之后的非洲独立风潮后,这些疆界除去少数变动,基本被独立后的各国所继承。

现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实体单元是民族国家。非洲本来是法绍达的石器时代居民、乍得的神权国家、北非的穆斯林政权、埃塞俄比亚的科普特基督教国家、丛林渔猎的原始卑格米人、刚果盆地的部族社会构成的万花筒大拼盘,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从万邦林立的社会一步跨入到足能以数十个新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幕。独立后的非洲诸国,直接继承了这些新属地在国际法上的疆界和权利。现代非洲的诞生,无疑和柏林会议及背后的非洲瓜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