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高宗驾崩到武则天让位的21年间，武则天任用过70多位宰相，大多为一代名臣良相，其中著名的有李昭德、魏元忠、苏良嗣、张柬之、姚崇、宋璟，还有狄仁杰等人。
唐朝的宰相为什么这么多？
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在实际的官职当中并没有“宰相”这样的官名。即使在唐朝后期出现了“丞相”的官职，但其地位与我们所理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皇帝所设立的宰相制度一般由多位“宰相”组成政务参谋班底，很少在长时期内只任用一位，当然也有例外，魏征就是个例外，但在时间上也不超一年。
比如在唐高祖时期有十二位宰相，其中还包括了皇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其余大多出自关陇集团贵族，如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刘文静等人。
到了唐太宗时期，虽然继承了高祖时期的仍以关陇集团贵族为核心的做法，但又有所变化。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位，高祖时期的仅占到六位，且在位时间都不长。还有七位新贵仍出自关陇集团，如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师道、高士廉，但在这些人中，如长孙无忌、杜如晦、高士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务处理能力。
除此之外，太宗还启用了一批来自山东地区的非贵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以及南朝的名臣之后，比如房玄龄、魏征、温彦博、张亮、马周、崔仁师等人，还有南朝名臣之后，如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等人。
从唐太宗在宰相人员的配置上，可以看出，李世民将决策与立法、行政并重，同时注重军事人才的选用，关键在保持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基础上，保持了与一般官吏之间的平衡。
到了高宗时期，宰相的构成人选相对比较复杂，一是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影响，比如高宗初期边疆形势吃紧，宰相中出将入相和以相为将的情况也存在。
二则是成员班底与唐初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由贵族和庶民出身的两部分官员组成，同时科举出身的成员也增多。
三则是自打高宗废王立武（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之后，关陇贵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对于唐朝之后宰相人员的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则是武则天参政后，逐步在有意更改着宰相人员的配置，改变着朝臣中政治力量的对比，为自己的后期总揽大权做着准备，宰相成员逐步以文士为主。
到了武则天时期，宰相的任免和配置，情况则更加复杂，他们的命运更加飘摇不定。
为什么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命不长？
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掌控全局的目标，所面临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宰相的安排乃至他们的生死。
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发生了徐敬业叛乱事件，之后裴炎被杀，刘景先等被贬。武则天自称圣母神皇后，摆出了称帝的架势，各派反对势力也异常活跃。在此期间，武则天为了压制各种反对她的力量，开始最大限度的打击对她称帝不满的人，大开杀戒，宰相也不例外。
从垂拱四年九月到载初元年十一月的两年时间里，担任宰相的十三人中，骞味道、张光辅、魏玄同、裴居道、范履冰等五人被杀，韦待价、韦方质二人被流放，苏良嗣和王本立罢相后不久也死去。
到武则天称帝后，原来的宰相班底除了武承嗣、武攸宁两名内侄外，只剩下了岑长倩和邢文伟了。然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远见卓识，也缺少实际的从政经验，武则天提拔他们完全是为了改唐为周的需要。
而当她坐上了皇帝之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她又开始向那些急功近利、只会拍马屁的宰相开刀了。比如宗秦客、邢文伟、史务滋、傅游艺等人。
由此可见，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随着武则天的政治目标而不断变化，变动相当频繁。为了掌权和称帝的需要，宰相可以是一种工具。当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时，她甚至把自己内侄搬出来挡刀。而一旦形势趋于稳定时，那些没有能力的宰相又会被无情的撤换掉。
当她的政治统治趋于稳定时，她也特别注重启用杰出的人才，比如狄仁杰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狄仁杰是如何做到全身而退的呢？
狄仁杰的特殊之处
武则天是一个行走在天平两端的人物，在她的当政时期，为了稳定局势，解决执政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她不断起用学识之士，如文学之士刘祎之、韦思谦，才能之士魏玄同、魏元忠，以及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李昭德、姚崇、狄仁杰等。
狄仁杰的父祖均为高官，祖父狄孝绪，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当过夔州长史。但他当官不是依靠家族的力量，而是凭实力。他从小热爱读书，后以明经中举，明经是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科目之一。之后从地方官做起，在高宗时期历任过大理丞、度支郎中，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
我们知道狄仁杰断案很神，在他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时期，处理刑狱，公正果断，效率极高。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且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申冤。
狄仁杰的正义感不因权贵打半点折扣，不论面对高宗还是武皇，秉公执法永远是他办案的宗旨。
有一年，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二人因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柏树，被狄仁杰判了免官，但高宗非要将二人定为死罪。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不卑不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为二人开脱，免除死罪，流放岭南。
武则天当政之初，依靠李义府、许敬宗等人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杀了许多唐宗室皇戚，并且幽禁了自己儿子，重用武氏家族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这些行为引起了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
于是，先后有人起兵造反。公元684年，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尽管人数一度发展到十几万人，但还是被镇压了下去。公元688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又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同样因武力悬殊而惨遭失败。
当时武则天为了惩治李贞余党，不惜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口。狄仁杰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受牵累，并非存心要作乱。最终他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将其流放到了丰州。
因此，狄仁杰赢得了以德政闻名的口碑。
但狄仁杰当了武则天的宰相之后，并非一帆风顺，还是遭到了酷吏来俊臣的诬告，以造反的罪名被下了大狱。虽然最后以他的聪明才智躲过了一劫，但还是被贬为彭泽县令。
但狄仁杰不因个人境遇的悲喜而放弃自己的为官之道，无论身处何地，他都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工作。正因他的原则性很强，不久又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在任魏州刺史时，他大胆放老百姓了城耕作，而契丹人慑于狄仁杰的威名，再不敢轻易冒犯，不战自退。
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第二次做了宰相，之后他为李唐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说服了武则天将天下归还了李唐，最终确定了立李显为太子。
此外，狄仁杰为相，善于举贤任能，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有的后来当了宰相，如姚崇成为唐玄宗时有名的宰相，甚至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也是他举荐的。
由此可见，狄仁杰以他的正义感和忠心赤胆赢得了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狄仁杰崛起的时间正好处于武则天的皇位趋于稳定的时机，正处于结束酷吏恐怖政治步入正轨的时候，因此，狄仁杰任宰相时的政治环境已没有武则天前期时那么恶劣，这也使得狄仁杰得到了发挥其政治才能的机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进拜内史，于同年九月病逝，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唐朝复辟后，追赠司空、梁国公。
综上所述，多重因素造就了狄仁杰的善终，有外部环境亦有个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