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作家”余华,今年62岁。对于一位重量级作家来说,本该是游刃有余纵横勃发的壮年。他的文学男神博尔赫斯,出手神作《另一个,同一个》时,正值62岁。但显然,在这个与岁月叫板的角力态势中,余华过早地缴械投降,不胜其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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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佳作,几乎全部写在35岁之前。钱锺书金句,“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余华不幸中标。实话实说,作为当代文坛的前“准大师”,这位民间舆论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 的“纯文学网红”,如今傲视同侪的,其实就剩那点“咖位”,或曰“老资格”了。这是一个事实:自2005年炮制出长篇小说《兄弟》之后,在漫长近17年间,余华不甘消沉困兽犹斗出版3套长篇,平均6年横空出世一部,精神固然可嘉,态度也算矜慎,可也无一不是功败垂成。后3部长篇于余华,绝非锦上添花,倒似是始终不渝地透支文学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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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兄弟》到《第七天》再到《文城》,余华口碑一路惨遭滑铁卢,劝退无数读者。即便粉丝疑似用爱注水了,可豆瓣评分照样没一部能过8.0名家基准线,与《活着》的9.4一对照,可谓大失水准惨惨戚戚,像霜打似的从此蔫了。余华是尴尬的:2006 年3月,《兄弟》上下部面世,首印直接30万册,雄心勃勃的风流自赏,迎来的是怨声载道的差评诋击;2021年,他兴致冲冲炸出《文城》,高自矜许是“谱写一曲关于命运的荒诞史诗”,可怜换取评论区高赞竟是,“求求你别写了”。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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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大佬余华,似乎费尽心思要向世人证明:他的文学生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可以说,比之同辈同量级的国内同行,诸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等等,余华是最早显露才尽迹象与暮年光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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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明眼人都可看出,这些年余华之所以声名不降,两招马战斧:一靠吃老本,不断再版旧作顶住“过气”之虞;二靠出圈上镜插科打诨,以言不及义的段子谈资博热搜。流风所及,最近网上关于余华的报道,都是诸如《金句频出,作家余华原来是个段子手》之类的口沫八卦,甚至被吹嘘为“脱口秀在逃演员”,俨然“弃文从娱”转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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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您说,人送如此一顶娱乐圈尊号,对于一位严肃作家来说,到底是殊荣还是丢格?要知道,这类角色担当,前辈鲁迅是嘲弄为“二花脸艺术”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升沉不过一秋风。文学的淘汰法则,说来也真是无情。扣槃扪烛,我不知道余华真实心情如何,是抓心挠肝还是依旧自我感觉良好,反正作为前粉丝,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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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何以出在余华身上就惹人疑窦?那是因为,作家余华曾经是如此的辉煌,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几乎判若两人。“余华”这个名字,本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面大招牌啊!“小镇青年”余华,少年得志,在35岁之前,他就凭借着一批实验性中短篇及《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跻身一线+顶流的高位,限风光尽占。

那时的余华,优哉游哉倚马可待,月月都有中短篇,两三年就是一部长篇,且一出手就是经典,人称“文坛小王子”。整个1990年代,余华都是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那时,路遥陈忠实王安忆贾平凹这些同行们,敢梦寐以求的无非就是一个茅盾文学奖,跑道都不在一个线上。1998年,当《活着》斩获意大利文学最高奖“卡佛文学奖”之际,莫言还挣扎着要为报社影视部写剧本谋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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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自此以后的近20年间,余华似乎彻底佛系躺倒了,几乎一蹶不振。随笔集两三本还偶有可观,本行的小说则清一色落花流水,凄凉不可闻。按前些年《文学自由谈》杂志的评论,“一时之间,评论家们对这位昔日“先锋”领头羊,居然写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作品,痛心疾首扼腕不已”。对于质疑,余华是极其恼火的,与评论圈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在2015年的一篇随笔中,他还不忘悻悻然还以重拳:《兄弟》之后,”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显然,他不自认为也是该写一本“退步集”的人选。

近17年来,何以“越写越差”,是“余郎才尽”了呢,还是“过度迎合商业”导致难以为继?可以放言,这些疑虑捋不清,既无法品藻其是非得失,更无法理解余华。

下图:故乡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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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玩又不可思议,后来的余华,之所以屡战屡败,一大原因在于他压根不适合“大长篇”。说到底,他是中短篇的大才,但一过20万字就得注水。如此强矫,怎能不铩羽而归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余华此前的所有“神作”,规模上其实都是中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 、《世事如烟》 、《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就不多谈了,均为中短篇小说集。那充为“长篇小说”的前三部“封神作”,深究也是“中篇”。《活着》10万字,《许三观卖血记》15万字,《在细雨中呼喊》16万字,按普遍标准,大体都是“中篇”范畴,或是所谓的“长中篇”,而非真正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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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杀手锏是什么?在于笔法干脆、文字简洁、聚焦主题于变态与荒诞,结构不拖泥带水,整体杀伐果决堪称圣手。也就是说,他的优胜处在截断式“打点”,而非宏大叙事的“铺面”,是“工笔画”而非“大写意”的。他的本色当行,注定适合中短篇。但世间的所有“特长”,反过来看就是“偏科”,所以既让他脱颖而出,也限制着他走上金光大道。具体到余华,是一过20万字就绷不住。人的才情,本不以字数论优劣,鲁迅、孙犁、汪曾祺都是一流作手,照样写不好长篇。这几位大佬的情况是类似的。

怎奈,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有一个魂牵梦绕的“长篇小说情结”;而且似乎落下一个“共识”,中短篇写得再多再好,都低人一等似的,是小道营生。当年,大嘴巴王朔嘲笑鲁迅,就直接批点,“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怪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有此情结与理念,势必刺激着当代中国作家都“一窝蜂”地去写长篇。陈忠实就终身看不破,总想着百年之后得有一“大部头”垫枕头才能瞑目。路遥自黑《人生》是“小玩意”。

图: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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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也是情结特重。且他过度自信,似乎意识不到扬长避短之理。可随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三部,都充分暴露了在他长篇上的劣势。汪曾祺说,“结构,这是一个长篇最紧要的部分,而且简直是小说的全部”,可余华长篇首先“结构”就不过关。《兄弟》诸作,几乎清一色地在后半部分情节完全失控,那是因为长篇重在处理人生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 ,余华这“中短篇大王”处置起来极其吃力,焉能不败。一位读者看完《第七天》后评论,“前半段眼泪一把一把的,后半段就像在看《故事会》”,不正道明了这个秘密么?

李敬泽说,“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是知者之言。还是汪曾祺告诫的,“生活只有那么一点,又要拉得很长,其结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编”。可怜余华始终没有自知之明,在一片狼藉之后,他还自我表扬说,“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还自以为得计。

图:出演贾樟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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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世间最厉害的催眠,是自负自恋。他竟还说,《兄弟》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如此,夫复何言?

后期的余华,之所以如此废弛疲敝,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似乎大家都不愿挑明。那就是“商业化”写作带来的庸俗迎合,致使水准直线下降。

图:被嘲笑“高考落榜生”指导名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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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余华近些年的“活动史”,并不难体察到,功成名就之后的他,写作心态早已悄然改换,“严肃作家”早已不“严肃”,“纯文学作家”更是早已不“纯”,迎合商业化的趋向愈来愈明显。给高中生辅导作文打广告啦,配合某流量明星去信作秀啦,都是作家中少见的商业化操作。他这种心态,既不甘寂寞又端着架子,既半抱琵琶半遮面又一心想分杯羹的仿徨心绪,很大程度上导致《兄弟》之后的作品,所蕴含的价值,也更多的是炒作上的,而非文学本身的。

表面上,《兄弟》《第七天》等,平均6年才出一部,比之张炜贾平凹王安忆们一年百万字喷涌,可谓节操满满,煞费苦心。可问题在于,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商业化”,不在“待机时间”长短,而在内胆如何,还有“变现”的方式与途径。作家韩石山就说,判断文学作品好坏,方法简单到只有一条,就是看它是憋出来的还是流出来的,憋出来的肯定不会出好文章好小说。最可惜,《兄弟》之后的余华,不管“精英文学”的姿态再足,都掩饰不了那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实质。

图:1993,“最好的余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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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高冷的余华变得庸俗了,而是过去“高冷”才吃香,如今“迎合”才有市场。余华没有变,一直都是那个余华,是社会变了,读者变了,他与时俱进,只是欠缺成功而已。余华为啥写作,难道为了“文学理想”?只怕从来不是。刚扬名时,就有记者问他,“为何写作?”他如实回答,“不想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稿费还归自己”。近日,他还有一个更加直露的观点,让他再度出圈,“我当年努力写小说,就是为了过上一种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这些话,当然可以理解为自嘲,但也是真实的心声。

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更多的自由,余华立志写作,弃医从文。而且,即便在早期,余华的急于求成也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余华最擅长的是模仿,用现在的流行话就是“文本再生”,只是他确实是真正的“再生”,很高明,绝非剿袭,与木心不同。早有评论家指出,为了突出,“在余华的写作生涯中,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的作品,都被其仿制过”。山寨是冲刺的硬道理。

图:与海盐文化馆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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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胡河清说,余华的《鲜血梅花》“在情节上不过是对鲁迅的《铸剑》的一次简单地仿造“;唐小林说,“出版商们飙捧为“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在写作手法上不过是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说的“克隆”.......“考据”种种,都说明了余华又聪明绝顶又操之过急的务实心态。王安忆说“越是有特点的语言,越容易模仿”,行家之言。正因为如此,也正因为长篇无法“模仿”,成败因素也埋伏此间了。

2000年之后的余华,是深谙炒作之道的。那些长篇在预想之初,或许就为了“大卖”。读者不难品察,《兄弟》诸作,实质上已更像是通俗小说,“先锋”荡然无存,而且还写得不够高明。豆瓣读者说,“高中时读《活着》很受震撼,如今读《文成》《兄弟》却觉得乏味,不知作者是受自身价值观限制还是有意取悦外界,总有一种拿苦难当卖点,拿低俗当深刻的矫情感”,旁观者洞若观火。这些长篇,成也商业化,一印就是50万册以上,“纯文学”比“写真集”都火了,不可思议,盆满钵满;当然,败也商业化,“文学理想”从此丢盔弃甲。

5年牙医拔掉1万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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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余华商业化,并非指责,而是道出一个事实,他本人也是有证词的。前几年,某公开场合,谈及为何写作时,余华开腔就石破天惊:“我不为故事好看而编故事,而是为书好卖而编故事.......我这个李光头的原型有经济头脑,预测事物非常准确.......我想百万进账已经不是问题了”,那番自鸣得意兼喜形于色之状,呈堂证供无疑了。这也就能解答,“那个曾写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后来也会写出《兄弟》《文城》的余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他的写作理想究竟是什么”?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17年来的余华,何以总是“叫座不叫好”。

《兄弟》以来,余华每一部作品,委实都称得上“炒作学”的经典范例,这个判断关心文学者都当能默会于心。用文学的标准,去要求日后热衷于商业写作的余华,本身就是骑驴找马的。唯一可以宽解的是,过度商业化,过度庸俗化迎合,在今日绝非余华个人的问题。吾国很多作家都承认,自己是啥都不会,啥都搞不好,才迫不得已拿起笔来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颜如玉千钟粟,道理彰然。文人为啥偏得固穷?写作怎么就不能商业化了?我惯说风凉话,此刻却无言以对。只想到一句应对: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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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首先是用来谋生的,情有可原;而当代作家,又确实太把写作当终南捷径使了。余华在“降尊纡贵”,可其他同行也未见提升啊,这是一个集体困境。

事实上,尽管前面唾沫滔滔不绝,由外到内(即环境与心态)双重夹击去分析余华的退步,但我也明白这都不是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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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更为简单粗暴的:即一位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几乎都有其创作的黄金期与爆发点,不大可能“芝麻开花节节高”,这算一个文学通例。有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例外,但极少。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真“老更成”的古今都没几位。“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是作家群体的共同哀感。余华概莫能外。

可以换句话说,《活着》过后,余华就已达到顶峰,日后无法再难逾越自身的极限。一个作家,倘若起点太高,后面怎么爬涉都是下坡路,努力没用,痛苦万分也白搭。这也是有大量前辈先例的:肖洛霍夫30岁之前写了《静静的顿河》,其后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就大不如前;曹禺《雷雨》之后,心血殆尽写《北京人》与《日出》,结果如何?巴金则在《家》之后,再未有同等分量的文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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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被誉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何其天才,才华何其惊人夺目?但她移居美国之后,同样漫长的17年间,也仅写了两本长篇,还是“文本再生”于自己的旧作:《怨女》是《金锁记》的改写,《半生缘》是对《十八春》的改编。她的创作实际早就停滞了,后半生的灵感来源都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余华与张爱玲,“天才”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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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一个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说余华17年来越写越差,其实并不客观。毕竟近20年都过去了,余华不会是过去的自己,大概也不希望是过去的自己,突围失败也是个概率问题,更无法证明他此后就无法自我超越了,话不能说太早太绝对。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花开花落人散人聚,天地大道自然之理。余华的问题,只是更为突出罢了:35岁过后的他,就过早地衰退了!当然,紧接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种望秋先零未老先衰的异常,是否本可避免或推缓?我们喜欢文坛佳话,但更需要文坛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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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余华是嘲笑不得的。任何一个作家,此生能有一部作品可传世,就已足够。余华即便从此金盆洗手封笔远遁,那也是当代文学史“封神榜”上前几号的人物。有一则逸闻足以诠释余华的价值:据说,许子东曾问他,“《活着》的版税到底有多少”?他不肯说数字。随后,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我靠《活着》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