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之西，夹在祁连山脉和阿拉善高原之间，西连大沙漠，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从十到百公里不等，含今天的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武威市全境以及兰州、白银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在黄河以西地区，因形似走廊而得名。
河西走廊既是中原连接新疆以及中亚的交通孔道，又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合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称之为东亚陆上马六甲海峡一点不为过。
东亚的马六甲海峡——河西走廊
位于武威市的乌鞘岭，海洋季风最远只能吹到此处。这里既是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天然分界线，又是中国大陆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东亚季风到达的最西端。
整个河西走廊气候干旱，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许多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
但是幸亏有祁连山的存在，滋润哺育了整个河西走廊。祁连山东西长约1000公里，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涵吐近千条大小河流，在山前形成了富饶的绿洲和大片草原。
祁连山的融雪在河西走廊境内形成三大河流——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3大内流水系56条脉流。
河西走廊主要河流，其中石羊河水系位于走廊东段，中部是武威盆地。
黑河水系在张掖、临泽、高台之间及酒泉一带形成大面积绿洲，是河西重要农业区，自古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
疏勒河水系位于走廊西端，中部走廊为疏勒河中游绿洲和党河下游的敦煌绿洲。一个个绿洲像小岛一样散落在茫茫沙漠戈壁中，成为农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时人有云，“终岁雨泽颇少雷亦稀闻，惟赖南山融雪回合诸泉流入大河分筑渠坝，引灌地亩，农人亦不以无雨为忧”。
此外，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祁连山脉曾生长覆盖着广袤的植被，西从敦煌与西域相交的伊吾（今哈密），东至天祝乌鞘岭，森林和草原延绵1000多公里，放牧条件十分优越。
史载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见自秦汉开始，祁连山腹地及山脚就有大片草场。
如今祁连山仍然有水草丰美的山丹马场、皇城草原等草场。因此，河西走廊这种亦农亦牧的条件，决定了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几千年来在此反复争夺厮杀。
河西走廊虽然土地面积辽阔，但不适宜利用的戈壁、沙漠、山地和寒漠等占大部分。
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河西走廊北部，分布着中国第二大沙漠——阿拉善大沙漠。河西走廊许多地段深入到阿拉善高原中部，多有沙碛，间有绿洲相连，如额济纳河（即黑河）、居延海（黑河下游终端湖）等。
然而，历史上河西走廊沙漠戈壁面积并不像今天这么大。
自明清以后，随着移民不断增加，农业活动的加剧，导致今天内陆河上游地区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减少，冰川面积缩小，雪线上升，草场退化，水土流失；中游的绿洲地区，农田盐渍化、荒漠化，水质污染，古城址废弃；下游地区，终端湖消失，沙生植物枯萎，物种减少，沙尘暴肆虐。
这也是河西走廊今天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
在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之间
地理角度上看，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使得在北宋以前，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窗口。
古代中原王朝东、东南、南三面环海，受制于航海、造船技术和气候条件，大海成为当时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西南是长年冰雪的青藏高原，翻越起来极其困难。东北寒凉，受到限制；北方大漠，也不易通行。加上西南、东北和北方长期以来属彪悍的少数民族占领，人口定居点过于分散，不易供给。
从文明角度上看，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力量在东亚长期处于压倒性地位，无论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其中朝鲜和越南等国还处于传统宗藩体系内。
与之相对，中亚地区乃至更远的中东、欧洲地区与中国属于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倒是更能取长补短。丝绸之路途经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
自张骞“凿空”通西域后，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击匈奴，开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不但连通了西域和中原王朝，而且隔绝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对付中原。
汉、魏、晋、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把河西走廊的开发提升到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从东西向上看，河西走廊是维持中原稳定的重要屏藩。明代名臣杨一清曾言：“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
东汉末年，凉州羌患不断，威胁关中、益州数十年，东汉朝廷花费大量钱财兵力，勉强镇压羌人，却也埋下了王朝覆灭的种子。
安史乱后，河西为吐蕃所有，导致攻守易势，长安无所拱卫，吐蕃以此为根据地，甚至一度攻破长安。
北宋时期，河西为西夏所有，使得宋朝失去军马的重要产地。因此在对抗拥有优势骑兵的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时，往往处于劣势。
与此相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在据有汉化程度较高的河西走廊后，文明程度迅速提升，成为与辽、宋三足鼎立的一方强国。
西夏的核心区实为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元1111年）
清朝顾祖禹认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同样，强盛王朝如汉、唐、清等如果想经略新疆，河西走廊是绕不开，也是必须重点经营的根据地。
两汉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清朝伊犁将军辖地等管理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无不以河西走廊为依托。
其实如果不能控制蒙古与青藏的势力，河西走廊是颇为脆弱的，而规模庞大的西域驻军规模直接受制于经由河西走廊的物资与货币供应
唐代王维有诗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戴叔伦又有诗云，“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和玉门关，被中原人视为中土王化到达的最西端，也是漂泊在新疆、中亚地区的中原人的精神故乡。
从南北向上看，河西走廊是连接蒙古和青藏高原的重要纽带。
清初的准格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以及和硕特汗国的罗卜藏丹津等蒙古贵族先后叛乱，使得北到外蒙古，西到新疆，南到西藏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之中。加之喇嘛教的传播，蒙、藏等信奉同一宗教，如此广大的地域如果连成一体，对于中原而言是个巨大的包围圈。
因此，将在历史上汉化程度较高、农耕相对发达、汉人定居比较多的河西走廊掌握在中原王朝手上至关重要。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拥有河西走廊的甘肃省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州）中大洋中唯一的省份。（青海虽为省，但是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州）。
在华夏文明和西域文明之间
处于“华夏文明圈”的核心区域相比较，河西走廊的文化要复杂得多，呈现出多元丛生的文化状态。著名学者季羡林则把敦煌称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处。
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群，迁徙汉族居民，进行农牧业开发后，中原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开护屯田，兴修水利，豢养军马，供给军粮，发展农牧业经济，保障通讯报警和商旅往返，逐渐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中原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竹器及其他商品和汉民族高度发达的造纸、印刷、火药等文化，经过河西走廊输往西域、西亚及中东、西欧。西方商客也经过河西走廊，将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等运抵长安、洛阳。
唐代丝绸之路
丝路畅通时，这里是西来东往的总枢纽。
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带着我们重温了河西走廊当年商业繁盛的历史。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常年战争唯处西北一角的河西较为安定，成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世家大族逃避政治灾难的首选地，大量的内地移民给河西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因此，河西的儒学传统没有中断。
十六国五凉（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时期，河西涌现出一批大儒，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来自敦煌的有东晋时期活跃在洛阳的以大书法家索靖为代表的“敦煌五龙”、郭瑀、宋纤、宋繇、汜腾、刘昞、索敞、张穆等人，来自酒泉的有祁嘉、马岌，来自武威的有段承根、阴仲达，来自金城的有宗钦、赵柔，还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人。
他们在河西著书立学，建立公私学馆，一时间河西讲学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瑀，他在张掖临松山讲学，弟子三百，河西文化与学术盛极一时。
与此同时，来自中亚和印度的文明种子也传播到了河西走廊。
佛教本来源头在印度，加之中亚地区曾被希腊化王国统治过，河西走廊作为中原王朝本土最接近中亚、新疆的地区，自然首先受到佛教文化的沐浴。
河西的金塔寺、天梯山石窟保存有非常原始的石窟图像，另在莫高窟、文殊山、马蹄寺都有北凉时期的洞窟，而在炳灵寺石窟则有早于420年的大量彩塑与壁画。这是中国境内除新疆以外最早的石窟，而且多是在北凉时期营建的。
北魏灭北凉后，从凉州掠去人口3000余口，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的创建者昙耀法师即在其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北凉僧人和能工巧匠为北魏皇室在武周山营建皇家石窟寺院，其思想和粉本样式必然来源于北凉本土，因此被称为“凉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