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的缩减
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消退，这使得“核裁军”的谈判对话成为可能。
各年代中苏联与美国的核武器数量（1991年后仅以俄罗斯计算），左侧俄文大意为“核武器的数量”
如上图所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初代核武器的养护成本上升，已经开始着手减少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同时也是苏美第一次就控制核武器数量谈判的时间点）
签署《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ies）时的戈尔巴乔夫（右）
在苏联，核弹头数量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86年，适逢戈尔巴乔夫上台，十分热衷与当时正在大幅削减初代“无意义核弹头”的美国缔结“成比例削减核弹头”的条约，开始大刀阔斧地将新造的核弹头与美军即将退役的老旧弹头来了一个“1:1交换”。
即便如此，在1991年，苏联在战术核武器方面比美国仍然具有优势（这也是苏军时代的战术要求决定的）。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短短十年后，美国和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中可用的核弹头数量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水平，在此期间，某些媒体嘴里“这不仅有助于各方的安全，而且证明在经济上也有利”的这十年中，全世界在循环往复不断地爆发流血冲突与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多半与世界的超级核大国有关。
该国一方面到处挥舞核大棒，一方面通过继续与苏联的后继者——由“亲欧美派”代表叶利钦管理的俄罗斯继续就“消灭手中的核武器”进行谈判，誓要俄罗斯“放弃生产新的核武器甚至放弃投送手段”，为自己在几年内就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另一方面，俄罗斯先后经历了“新思维改革”与“休克疗法”后，已经完全无法继续维持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军备竞赛，只能将有限的资金勉强用于保证洲际弹道导弹、海基弹道导弹的数量满足最低的威慑要求水平。
国际缓和局势对美国核力量和核工业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冲突的风险降至最低，美国对其核武库、核储存和核投送手段的经费开始大幅削减。
美国陆军内使用的MIM-14:“奈基-大力神”（“nike hercules”）导弹（使用核装药充当防空拦截之用）
除了过时的导弹、炸弹和射弹（如MIM-14 “奈基-大力神”、B-57核炸弹），相对较新的AGM-129 ACM（advanced cruise missile）远程巡航导弹（1993年投入使用，但效率有限后转入技术储备，后不了了之）和LGM-118 “和平卫士”（Peacekeeper）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1986年投入使用）也先后被拆除。
90年代曾备受吹捧的AGM-129 ACM远程巡航导弹，现已转入技术储备，再无后话。
那些退役的洲际弹道导弹上拆下的W87弹头则得到了充分利用，大部分被用来替换LGM-30G“民兵-III”（Minuteman-III）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旧弹头，而LGM-118 “和平卫士”（Peacekeeper）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则被改装成技术需求相近的运载火箭并用于发射航天器。
尽管服役时间已近50年，LGM-30G 民兵-III（Minuteman-III）仍然是美军战略核威慑的主力
对于投送手段的更新速度已经被大幅放缓，而弹头方面情况更为复杂。根据已知的公开资料，存在不少本应正式退役的“核装药弹头”仍被储存超过10年的情况，如：1997年有50枚当量9兆吨级的B-53热核弹头退役，但它们的拆卸工作直到2010年才开始。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正在被运输准备销毁的B-53核弹头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开的数字，在1991年9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这30年期间，超过90%的美国战术核武器已经出于各种理由而被削减退役（总计约11683枚，大部分是到寿退役）。截止近期，只有部分核炸弹可用于战术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轮“旧核弹到期危机”的2017年前后，美国又开始积极寻求向其他的有核国家（主要是如俄罗斯、东亚核大国等）谋求所谓“核削减”，未果后，其仍在2017-2020年这段时间退役、拆除与销毁了711枚核弹头。
巨大的换装、延寿压力，赶上美国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削减导致许多额外的项目废弃，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新的核弹头的生产。
所以，如今的美国官方公布的核弹药储量与1967年底的峰值（31,255枚）相比减少了近90%、与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时的可用武库（22,217枚）相比减少近85%，这两则数据并不能说明美国是什么“热爱和平”而决定“削减核武器”的善良之辈，只是因为截至此时，美军有限的经费无法满足维系巨大核储量的同时，翻新自己的所有库存核武器及投送手段。
所幸的是，在华沙条约体系崩溃、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美国如此大规模的削减核武器也不会存在太多问题，而且在此时，由于军工复合体的运作，美开始转向“主导力量”概念的探讨与思考，根据这一概念，美国必须能够建立一支可以快速运动到全球的武装力量，并让这支武装力量可以常规武器就解决大部分问题。
不过从后来的现实来看，在这一理念的转变一度非常接近成功，在科索沃战争、科威特战争与更往后的伊拉克战争，在对抗地区强国时，其常规军力还算能有效地压制这些“地区”大国。但很快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与第3个十年，俄罗斯军队的萎缩已基本停止，并开始尝试重新改革以适应全球新环境。而东亚某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工业、军事力量毫无疑问地向美国未来的“一方独霸”提出了挑战与要求。
B-21“raider”的CG图，尽管项目开始了很久，但其截止2022年仍然只有6架原型机在进行地面测试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SSBN-826，“Columbia”）的CG图，与B-21“raider”情况接近，尽管项目开始了很久，但截止2022年3月初，其建造的进度仍然不高
新的挑战迫使美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既定的战略，并将威慑能力从其“常规力量压制”的学说转回了“核常兼备”的学说。并借此对现有战略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同时，开始建造新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SSBN-826，“Columbia”）、B-21隐形战略轰炸机（B-21，“raider”）。
包括我国部分媒体在内，经常会有人片面刊登转载诸如标题为“美国核力量衰弱”的文章，使读者对美国军工企业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产生错误印象。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问题——低估美国的核能力是危险的，因为一些人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是没有牙齿的，我们的国家可以轻易地赢得一场全球冲突”。
诚然，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直到最近美国军工复合体都没有大规模生产新的弹头。
但我们同样需要看到，美国在冷战后同样继承了不亚于苏联的庞大核武库，除基础研究外，美国的多个大型核实验室也从事军事研究，以提高现有核武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并延长已部署弹头的使用寿命。
截止2020年，部分公开资料中的美国核弹头储量
在拥有丰富存量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在现在生产核装药与弹头必要性并不高，而且现有的核能力足以让美国保持必要的威慑力。更不用说美国确实保留了必要的核基础设施，可以迅速恢复核弹药的组装与生产工作。
“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鸟瞰图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美国的核武器实验室（“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都会各自独立编写报告，提供有关国家核工业的安全、国防和可靠性以及核武库状况的结论。
而近几年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美国开始恢复新核武器的生产工作，并增加了对美国核工业的资助。
从美国国家核安全局（NNSA）的预算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
在2021财年收到197亿美元，比2020财年的拨款多30亿美元，而2021年NNSA并没有开启新的大型研究项目——换言之，这些资金最有可能的去向正是被用于恢复“钚”材料的生产和升级现有的核武器。
在美国国家核安全局（NNSA）预算提高的同时，公开材料里也提到了“钚”材料生产的加速。（2019年“洛斯 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生产基地组装了4份新的钚材料，预测在2024年则会增加到年均10份）。
在明确了以上结论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仍然认为“美国核力量正在急速衰弱”，无非是两种可能。
其一，听信了以“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为代表的智库言论，而没有沉下心去收集资料进行评估。
其二，试图学习苏联早期的经验，借由此类言论，鼓吹“无核”理念，削弱自身对外的“核威慑力”，达成“平时不发展，临到用时方恨少”的局面。
不管是以上哪种目的，都不影响推论的过程中，即便是采用公开信源、官方报告，也可以看出美国现有的核武库虽然处在“下行”，但并未到“衰弱”的程度。美国生产新式核装药的能力仍然存在，且恢复速度也很快。
至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为代表的智库之所以要提此言论，无非是受人所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美国现在经济出现困难的状态下，军费的扩张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各个部门为了维持自己的预算不被削减，自然是要想尽办法“巧立名目”，为自己的部门争取到更多的预算，维持战力与自己的收益。
而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军方自身是不便出面亲自说话的（因为利益相关，即便说了也未必会被采信）。此时，以“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为代表的智库就可以粉墨登场，替人发言消灾，同时还可以达成“对外示弱”的表现，以达成“战略迷惑”的作用。
至于第二种可能，那就只能说“其心可诛”，不知其究竟“是哪一方”的了。毕竟在某些国家可悲信徒的主导下，互联网常年的发展后，已经存在如燕窝果般“黄皮、白瓤、带黑心”的可笑存在，也存在如莱菔般“白皮、白心、老则中空无物”的可悲存在。这些人不论身在何处，只能沦为“炮灰”与“耗材”。
虽然在得知事实后的解读方向虽是因人而异，但事实本身就是事实本身，它既在那里，不会因为主观的想法就会改变。愿各位与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