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了，天气也更热了，读读张爱玲的文字，可以“透心凉”罢。
一直以来，张爱玲的故事，总是让人纠结，写的好是好，但总是带着冷冽的刀子，让人难以亲近，而读这篇《金锁记》的感觉，更是让人感到一种
鬼气森森的惊悚。
虽然闷热时候“背脊一凉”的感觉正好，但说到底，
这种“反其道而行”故事里的现实意义（价值）藏得太深了。
以至于多年前的初看时，只大概一观，就被字里行间透出，人性之恶的极致变态、扭曲、疯狂和神经质给惊吓到了，反而会忽略它背后的透出的种种“闪光点”。
就像至今始终难以喜欢的鲁迅先生的文字一样，刀锋霍霍，在这个相对安稳和平的时代里，读来总是让人心惊的。
但如果真的深入其中，去理解其中的“心血”，那种豁然开朗的“柳暗花明”的感觉，就是不可多得的淋漓爽快。
1943年末，“高产”渐入佳境的张爱玲，在《琉璃瓦》的兴致发挥里，似意犹未尽。
彼时，几乎已成为女性作家“标杆”的她，乘胜追击，
希望写一个“极端变态”的现实性故事，好以拷问那个无视（惧怕）日益笼罩在战争阴云里，却破罐子破摔般，沉浸在十里洋场的浮华“世界”里颓废着的人们。
尤其希望以此“打醒”（警示）在那个大环境里，处于弱势、被动状况的女性们的“认知”。
果然，这个
反其道而行，用很“张爱玲”的冷冽刀子
，写就的一个麻油商人家女子曹七巧，被“嫁”入大户人家的残废二少爷，受尽人性种种折磨，最后性格变得扭曲、乖戾，亲手“报复”儿女一生的“变态”故事，一经发表，几乎引爆了整个（上海）“文学界”。
其中傅雷先生更是“爱不释手”赞誉道：
“《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为我们文坛最美收获之一。”
“粉丝”夏志清先生更是给予《金锁记》是
“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的激动盛誉。
于张爱玲而言，此时期的她，才算是真正挣脱了那个“金色樊笼”，得到属于自己“选择”的自由。
更是凭借着自诩“天才”的才华，遨游在上海文坛，每月皆有新作，新作一发表每每也都收获更多的赞誉，当然收入也颇丰起来。
好在即使在这繁花似锦的簇拥下，张爱玲也没有失去她独有的“锋芒”，就像前作《琉璃瓦》里的现实唏嘘的“残酷”剖析一样，接下来的新作《金锁记》更是极尽淋漓地为世人展现了，一个身处浮华洋场社会里，可恨，亦可悲的普遍女性“变态”的一生。
既是一种用“反衬”的丑化去狠狠抨击那个物欲横流，价值虚无的时代“上海”；
也是寄希望用这种极端而悲惨的种种行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去警示身处这种境况的“女人们”，好以得到那个时代社会的“看见”；
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唏嘘悲凉，战争风雨欲来之际，人性之恶，更是被赤裸裸地摆在台上，逃不过，避不开，也反抗不了，只能默默承受，亦或“消失”......
曹七巧的善与恶：麻油西施的“恶之花”之路
“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
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
——波德莱尔
二十世纪三、四年代，正是一个中、西“强行”交融（侵蚀）的年代。
在那个尤为“洋气”的十里洋场的土地上，无数种各异的“声音”被释放，传统与新潮无时不刻都在变幻着各自的面具，好以适应变化莫测的“现在”社会，好以艰难挣扎着活下去。
而《金锁记》故事里的主角曹七巧也是如此，出生在一个不算好，到也在温饱线以上的麻油商人之家。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她比太多人幸运，虽然她依然需要为生活奔波，历经风尘，但至少于那个被动荡且黑暗阴云笼罩的时代里，她也是活得如鲜花般的“麻油西施”。
可正是这份挣扎间遍历的风尘，让她早早地清醒过来，她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在这个压抑的时代里，注定是“孱弱”的，何况长辈早逝，她只能屈居在精明势力的哥嫂的掌控之下，不得逃脱。
于是有且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嫁人，当然，这个人选她是不能控制的，于是她被哥嫂如同一件商品一般，被卖到大户姜家“冲喜”（伺候残废）。
两个火坑之间的跳跃，当一朵鲜花被埋入侵了毒的土地里，看似获得人生新阶段的“自由”，实则是“命运”把她推入了阴诡扭曲的“恶之花”之路。
曹七巧面对无能的残废丈夫，或许一开始也是寄予希望的，她“天真”地相信人心终归是暖的，即使抛开爱与欲，只要她精心捂着，也许有暖起来的一天，不能为她遮风，也能为她留有一方“留下来”的小天地罢。
可惜，那个时代里，一个身在大户人家的“废物”累赘二少爷，本身已尊严丧尽，如何能“立”起来？
何况在姜家看来，她出生的低贱，就是她的原罪，即使迫于“无奈”娶了，也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姨太太，扶正又怎样，终归“不配”。
是呀，有时候人的命运，尤其是女性的命运，总是会随着时代而起伏的，只不过大多时候总是低“伏”着，想“起”来，不止过程千难万险，更是比拼时间与生命的长短。
于是自以为“理性”着早已抛弃爱情、婚姻幸福和“尊严”的曹七巧，始终忍耐着欺辱，承受的嘲笑，只希望熬过去，熬到她可以“立”起来为止，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磋磨媳妇的婆婆，是继承家产寡妇祖母。
可是，命运没有放过她，各种“诱惑”袭来，求而不得的爱情，金钱的欺骗，以及逐渐被侵蚀的“罪恶”源泉——儿女可以拥有的幸福，比如圆满的婚姻、家庭。
这也是曹七巧在故事里，让读者们感到不寒而栗的地方，
一个深受出生、封建家族毒害的女人，居然会因此反而去毒害下一代，而不是予以保护，让下一代不再重复自己的悲惨人生，何其变态阴诡？
她破坏儿子的婚姻幸福，阴狠地摧残儿媳，最后不堪忍受自杀，她亦残害女儿裹小脚，诱骗其抽大烟，更是生生拆散女儿的婚事......
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源于她的“恶之花”在绽放着，只有别人（身边人）越是痛苦，她才能得到从他们的嘶吼中得到极致的满足，一种补偿也好，填充也好的快乐。
最后，她成功了。
人性之恶，究竟为何？
或许，“恶之花”之路的成长与绽放，本质上取决的还是其所在的土地为何吧，“罪恶”的土壤才能孕育人性的极恶。
何其可恶、可恨、可悲，亦可怜、可叹、可惜。
“曹七巧们”的女性主义：父权社会的“失败”反抗之路
20世纪初，风靡多年的女性主义（可看做是“女权”运动），开始传入中国，在那个动荡到“自由”有了些许松动的时代里，如张爱玲一般的女性作家日渐抬头，身体力行地在思考着、践行着她们理解的“女性主义”的当下现实意义。
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狠”，或者说是“傲”到对任何人不屑一顾。
笔下的故事真实到残忍可怕，不仅对男性如此心狠手辣，对女性更是加倍“摧残”揭露其真实面目。
而这本《金锁记》更是达到极致
，直接以一个疯狂变态的扭曲女人的一生展现，去血淋淋地揭开那个时代里被掩埋的“大多数”女性的必然悲剧人生。
最可悲的是，故事行到结局，她的反抗失败彻底，一切的抗争也好，挣扎也罢，都无用，烟消云散后，只留下种种罪恶至极的愤恨，似以此嘲笑着正在试图觉醒的女性主义者们。
一般来说，“女性主义”的基本观念基础认为：
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的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
于是，它所表达的就是
一个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
而在《金锁记》的创作上，张爱玲的“反其道而行”，就是一种在她的经验里，所理解的“极致女性”的模样，亦是一种悲观的看法。
或许是因为她一生的所见所闻，以及本身的经历，带给她的依然是“残缺”的父权社会的压抑。
正如故事里的曹七巧，
即使逃离了“长兄为父”哥嫂的人生自由权利掌控，又怎样？
还不是只能老实地再跌落另一个更深的“父权深渊”。
她的一生其实都在努力地挣扎，试图去否定、去抗争“父权”，所以她极尽一切，都要去掌握丈夫的，儿女的人生，好以此去“证明”，自己是可以摧毁这个父权宗法社会的“规矩”。
只不过，最终的路，她没选对，或者说她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时代与本身的有限见识，都不允许她的成功。
张爱玲说：
“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于是她只赋予曹七巧“彻底”，一个直接而极致地表达着自我独立女性主义意识，狠狠抨击着这个父权社会的女人，从被哥嫂摆弄妹妹，到隐忍抗争试图掌控丈夫的妻子，再到尽在股掌之间的母亲的权利转换，她用了三十年艰难完成了自我的“至高权威”的爬升。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曹七巧是成功的。
起码，在那个时代里，她是“对”的，从一个小商人的女儿，爬上一个“大户人家”说一不二的主人，有家，有儿有女，还有钱，战乱时期，何其“幸福美满”。
说是“黄金锁”，起码是“黄金”铸造的，心甘情愿之下，起码还保有好好活着的“尊严”，在那个时代里的女性主义，或许就是如此——自由、有尊严地以女性的身份活着。
不是那套攀附、寄希望与爱情、婚姻与男人的“女性主义”，而是简单而最艰难的“独立”，尽管这个“独立”花了三十年，但最终的曹七巧，以一个独立女性的身份，堂堂正正地活着......
最后的“月亮”：没有出路的未来
最后的最后，张爱玲对女性的，女性主义的未来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不管是在当时的时代社会里，还是在被打开的“见识”（中、西文化的碰撞）里，她都得不到“出路”。
因为在这个“父权”社会被延伸千百年的时代里，作为女性的她们永远无法逃脱，反抗也好，抗争也罢，甚至以死殉道，亦或拼命去做一些“伟大的牺牲”，说到底，从结果上看，都是无用功，社会的本质只要依然没变，其实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悲凉的。
所以最后她才无奈而清醒地写下：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