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不仰视城市里的广告屏幕。它们巨大、明亮，永远处在人群川流不息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在广场还是在路口，这些与雕塑和纪念碑全然不同的流动景观，装裱在美轮美奂的建筑表面或凹凸处，或者就是建筑本身，创造着一种可读的风景。
在中国，用屏幕、灯光和显像管等“软组织”重塑城市正越发成为重要的事情。屏幕不仅爬上楼房、墙壁和街道，还在电梯、公交车等城市的毛细血管处繁殖，更无需说那些常年跳动在各地新城区或者地标性区域的主动脉——用整个建筑体展示红底白字的标语以及城市之爱的夜景。
2021 年 4 月18 日，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的裸眼 3D 巨屏。（图 / 视觉中国）
“屏幕在前，城市在后”成为越来越无可辩驳的城市景观发展方向，以至于早在1995年，建筑师库哈斯就将其视作全球化的表现，毕竟这在某种程度上抢夺了钢筋水泥展示城市的话语权。
在成都太古里与春熙路的交界处，可能存在着目前中国最“网红”的一块屏幕。它以震撼的裸眼3D效果为标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频繁地出现在与这座城市相关的各类社交媒体内容中，无论是作为最早出圈的“太空飞船”，还是后来登上热搜的“熊猫掀起幕布”，其所收获的话题度，都隐隐有着成为城市地标的势头。
只要走过这里，看到驻足的行人不约而同地抬头观赏，任由这块屏幕的色彩在脸上变换，都会想到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7年的诗人欧阳江河曾写就的《傍晚闯过广场》：“石头的世界崩溃了/ 一个软组织世界爬到了高处。”
屏幕的城市跳跃，从成都到纽约
见到曾丞是在成都裸眼3D屏幕后的办公楼里，他正从忙碌的会议中抽身接受采访。大部分人不会将眼前的年轻人与这座城市新的灵感来源联系起来，而他却正是那块裸眼3D屏幕背后创意团队的决策者。
无人不仰视城市里的广告屏幕。它们巨大、明亮，永远处在人群川流不息的中心位置。/图·pexels
每天，曾丞都要操着一口四川普通话，在公司各个项目的头脑风暴中穿针引线。作为初创成员之一，他熟悉裸眼3D视频制作的全流程。另一位创始人卞涛同样是成都人，他将这块屏幕形容为“当下城市形象和文化输出窗口”，他看中新的创意与视觉元素，也明白驱动屏幕商业的需求，更了解内部成员蓬勃的创作欲望，他需要内外协调，考量目前这块屏幕背后各种关系的平衡。
这个团队的名字叫“燧石行”，中文有点拗口，是从英文“Flint Walk”翻译过来的，本质上更偏向一个影视特效团队。团队的70多个成员大多是本地人，不少人都是从海外知名的艺术院校毕业，团队内部管理扁平，很有初创的氛围。
他们计划着在2022年的春节将一件名为“灵猊醒春”的裸眼3D作品放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屏幕上展示。这是一件融合民俗美学与新兴媒介的作品，传统文化、国潮、赛博朋克等流行元素在醒狮破屏而出的过程中有着更直观的体现，是当下新兴形象的集合。“没有商业，也不添加任何logo，纯粹是作品的展示。”曾丞这么介绍。他和卞涛都想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庆祝全球华人的节日。
1978年，世界上第一块商用电子大屏“Spectacolor”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此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最火的电影和游戏、当红的明星，一切商业和流行文化都争相将这里当作重要的展示窗口。
1978年，国际上第一块商用电子大屏“Spectacolor”首次出现在纽约年代广场，就此拉开了户外广告机辉煌的历史序幕。
纽约甚至为时代广场的大屏特别立法，要求这里的业主必须挂上亮眼的广告屏，一切建设改造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一标志性的城市景观。而海外公司在时代广场屏幕的登陆，也被认为是出海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之后，这件“灵猊醒春”会回到成都展出，再向韩国进发，去到首尔K-Pop广场SM Town的外墙上。那是全球首个裸眼3D大屏。几年前，在由韩国创意公司D'strict设计的多媒体公共装置“Wave”在屏幕上出现的那一刻，这个裸眼3D大屏就已成为全球公共艺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一个巨大的水缸内，水浪翻滚的震撼效果令人驻足。为了效果更逼真，韩国的团队还在屏幕上安装了音响装置模拟海浪拍打玻璃的音效，并根据光线调整显示效果。
城市中布满了层层叠叠的霓虹广告牌。/图·pexels
相较而言，燧石行的团队组建还不到两年。最开始，包括卞涛和曾丞在内，团队只有三人，后来拓展到七人并开始实施户外屏幕的项目。“Wave”这件作品令负责技术的曾丞琢磨许久，因为无法实地考察，曾丞只能自己对照网上各种角度的图片和视频去探索，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测试后，他选择更有出屏效果的方式进行创作。当时，恰逢《星际穿越》重映，团队也多是科幻粉丝，于是，在2020年10月，一个缓缓飞离建筑物的外星飞碟出现在了成都街头上空，一举成为当时国内现象级公共艺术事件。
是艺术装置还是广告牌？
“最开始我们的作品其实都是公益性质的。”卞涛介绍说，他希望呈现的作品能带来一种新的城市视觉逻辑，与那些完全由甲方审定的户外广告区别开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如今制作一部仅15秒的裸眼3D视频，就价格不菲，非企业级别的商业投放几乎难以买单。这也是在诸如teamLab等跨界艺术团队备受追捧且透纳奖频频颁给艺术家团体时，曾丞仍不认同自己团队全然艺术属性的原因。
他虽对成员的创意与作品的公共性极为看重，但在这样的项目中，实干显得更为重要。他说：“艺术想法与理念解决不了很多工业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毕竟在一个城市中心的两个篮球场大的户外广告牌上进行艺术创作，一定需要效益来维持。D'strict 创始人李东勋也曾表示，创作类似“Wave”的作品不只是为了艺术，更是因为他极为看好这种商业模式的未来。
工作中的曾丞（中）与燧石行团队。/受访者供图
有趣的是，在这块屏幕以公共艺术作品初获声量之后，燧石行最先收到的邀请不是企业和广告，而是一群想要给偶像应援的粉丝——粉丝希望将偶像近乎无瑕的五官印在平面的二维上，再投放在屏幕上。
“我最开始是想拒绝的。”曾丞说，因为这样的诉求对这块屏幕来说无疑是降维的，他想做出突破，便开始设计策划真实的明星实拍与裸眼3D结合。“在前期，我们还是从商业和流量的角度出发，作一些有爆点的内容呈现。”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当一个栩栩如生、可以破屏展示的流量明星出现在城市上空时，成都这座古早的选秀之都给了它应有的流量红利，许多品牌闻讯赶来，开始实施以明星为主的项目跟进，而燧石行也在创作和商业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曾在2010年明确提出“城市屏幕文化”这一概念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裴开瑞（Chris Berry）认为，城市屏幕会因其特定地点、环境及受众发展出其本地性。
城市屏幕会因其特定地点、环境及受众发展出其本地性。/图·pexels
而这种互相形塑的关系，不断地在燧石行团队的发展中得到印证——当成都被视为奢侈品企业在中国的新增长点后，这块在太古里的屏幕，便越发受到青睐；当互联网企业的下沉与区域性战略越来越重要时，与本地屏幕合作的诉求也变得频繁起来；而在直观的视觉震撼被广泛地传播之后，市政府也将其视为重要的城市形象，促使燧石行团队将城市（或公共性）视为更重要的创作命题去呈现。
只不过，具有前瞻性的管理者和传播学者都可能观察到城市屏幕无远弗届的景象，但肯定无法想到今天成都的样子。曾丞的母亲曾想来屏幕下看首次展出的作品，然而成都遍布的MCN机构似乎都已经知道了预先的排期，这些公司旗下的艺人与“网红”快速聚集起来，拿着手机，将摄像头对准屏幕，等待新的作品能够带来流量；而更聪明的是那些知晓今天可能会有雨的人，他们早已在人群聚集的路口等候多时，在飘起雨点的时候向曾丞的母亲推销一把伞。
城市的屏幕文化
裴开瑞认为，在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和后现代论述中，公共屏幕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数码影像的接口(interface)，这个接口可以是裸眼3D屏幕，也可以是手机、街边的告示牌，甚至小吃摊上闪烁的“小面”。
裴开瑞关注到这一领域，主要是因为电影或者影像这一媒介的弥散：“我对公共场所移动影像屏幕的兴趣源于对电影研究未来的思考。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在数码化所引起的本体论变化和其他哲学问题，却没有在历史性和社会性具体实践的层面进行考量。”而在成都发生的这一切，无疑是这项研究的最佳范本，甚至更进一步：一块屏幕以一种鲸落的姿态，发展出独属于它的文化。
裸眼 3D 屏幕已经成为成都太古里与春熙路交界处新的标志。 /受访者供图
而像燧石行这样的团队之所以能在成都聚集起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影视行业的流动。曾丞觉得，在“电影感”这件事上，成都甚至不比重庆。在这座城市里工作的电影从业者，多是拍摄抗日类型影视剧的人员，给为3D屏幕制作特效的相关从业者一点别的可能。
在更大的范围上，影视寒冬带来的不只是一线城市之外彻夜不眠的剧本杀和桌游店铺，还有诸多从业人员被无数新兴的MCN机构消化在短视频拍摄、运营网红、打造本地IP等业务上。城市自身升维的诉求、移动互联网企业地域性的下沉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些角度讲，这块“网红”屏幕出现在成都且能获得极大能见度的原因更有着其城市逻辑的必然性。
曾丞曾在英国学习电影美术，而后转向幕后的特效制作，相比在剧组现场跟外国人沟通调度，他更喜欢案头工作。他说，作为一名成都人，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真正地影响这座城市。卞涛也说，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公共艺术的，团队的作品往往有着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能为城市做点什么。
团队成员成长记忆里的成都早已在城市建设中快速地掠过，每次回来，房子变了，街区也变了。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天府新区甚至还在放牛放马，而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曾丞不是很喜欢国外的生活，也没想过去更大的城市。投标时面对的如果是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司，曾丞和卞涛往往有着一较高下的心理。他们仍然需要在客户的需求、自我的表达和城市的公共性的间隙中萌发灵感，而这些灵感还混杂着许多底色，比如，对影视特效的技术追求、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对城市的自豪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