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是以西周少数民族，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其统治的基础依赖封建制度，除此之外，周廷维系统治的密码也在于井田和宗法制度，除此之外，形成周室封建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周公实行的礼制制度了。
周代封建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周王的宗亲封臣，此等宗亲功臣以及所属的武士，在西周代商时期，他们共同作战力战疆场并最终开辟天下，故周王与宗亲功臣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关系殊为稳固。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团结关系，并没有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要求他们遵守，所凭借的只是原始游猎民族盛行的诚信朴野的遗风，以及相助相救的美德，才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战斗团结精神。
其实周公也深知这种战斗团结精神，难以长期存在，遂创造了“礼治”制度用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在周公实行的“礼治”中规定：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必须有互助互爱的义务。而所谓的“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义，朋友有信”，是作为礼治的核心思想存在的，同时周廷也颁布赏罚措施力求让国民遵守。
此种礼法制度，实为后世法治的滥觞，而后世的法治，乃为此种礼治制度的升华演变。西周时期的生产力虽然有了不少提升，可仍然只能算是人口稀少的原始民族，再加上当时文字和书写工具也不发达，只能依赖简单的规约才维系了礼治制度的推行，而这也是巩固周代封建制度稳定的内在力量。
周廷统治的维系，主要凭借的是各地封建诸侯的支持和礼治之力，当周廷中枢实力强劲时，各地诸侯自然奉命唯谨，华夏才会呈现盛世情形。可随着时代的推进，原本让诸侯们俯首听命于周廷的战斗团结精神逐渐松弛，且经周廷长期基本稳定的统治和铁器民用制品逐渐推广开来，中原地区的人口自然就膨胀起来，遂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满足百姓稼穑需求，最终导致了各诸侯之间发生兼并战争。
周初分封时，共有一千二百多个封国，而到了春秋初期，见于经传的封国只剩下了一百六十多个，从这就可以看出来兼并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西周）被兼并的国家，都是非周廷宗亲的分封诸侯，而至于周廷宗亲的分封诸侯，尚无人敢打他们的主意。
不过当犬戎颠覆西周后，周廷中枢王纲一蹶不振，此后周廷王室再也无力控制住地方诸侯，最终导致原始的封建统治能力完全失坠。而且此时距离周代开国已有三百四十余年，诸侯贵族的子孙后代相传已过十世，而他们的后嗣对于祖先在开国时与王室建立的战斗团结关系，已消散遗忘，这才导致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即使同属血脉宗亲也互相攻杀，视骨肉为仇雠，此为周廷封建统治制度崩溃以后的情形。所以进入春秋以后，此种兼并风气越演越烈，殆无一片静之地。
春秋众诸侯处在此种争夺兼并的混乱状态中，当然首先要求存自保，而求存必须自强，若想自强必须要内修军政，外并弱小，所以近代学者梁启超才说：“无兼并则无霸政”（见梁启超所著的《国史研究六篇·霸政前纪》第三种末段）。
而当兼并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弱小诸国尽为各大国所囊括，最终导致春秋末期，仅有大国可以幸存。见于史册的春秋初期诸国共有一百六十有余，而到了春秋末期，一百六十余国中只剩下晋、楚、齐、秦等十余国，从此可见兼并的惨烈程度。
而在这十余大国中，唯有楚国兼并弱小之国最多，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楚为蛮夷之国，且夙有侵凌中原的野心，其并灭小国以坐大，当为中原民族前所未有的莫大威胁。
而在中原诸侯中，以齐晋秦三国并灭小国最多，主要原因就是此三国封地较广，乃为日后领导中原诸侯的基础，除此之外齐晋秦三国各站中原东北西的一角，足可据山河之险以自守。这种地缘优势在《史记·司马迁序十二诸侯年表》也有所记载：“晋阻三河，秦负东海，秦因雍州之固，迭兴为霸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地形的便利，实有助于国家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