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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
五经
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尚书》（更新中）
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经典：《礼记》（待更新）
其他
《尚书》（又称《今文尚书》）是一本由由先秦诸子所著的哲学论著 ，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尚书》主要记载了从尧舜禹时代到东周历时约1500年的历史，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
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
第二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
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
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00）尚书序
虞书
夏书
商书
尚书（13）伊训
《伊训》阐明了天命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伊尹训示的对象是商朝新任天子太甲。
据《史记》记载，商汤临死之时，他的长子太丁已经死了。于是，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任天子。三年后，外丙也死了，外丙的弟弟仲壬继任。四年后，仲壬也死了。于是，伊尹把太丁的儿子太甲推上了天子的高位。但是，《伊训》却认为，商汤一死，太甲即立。祖孙两任天子之间，并没有过渡性质的外丙、仲壬。
太甲虽然贵为天子，但伊尹却是他祖父商汤的政治助手，在资历、年龄、辈分、政治阅历诸方面，都远远高于太甲。因此，太甲继位之初，伊尹在祭祀商汤的仪式上，当着百官众臣、各路诸侯，对新任天子作了一番训示―――这就是“伊训”。
伊尹首先要求太甲继承商汤的德政。按照伊尹的训示，道德是政治的最高标准，但同时也是最低标准，甚至可以说，道德就是政治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只有德政，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伊尹的这个判断，是从漫长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夏朝早期的政治，因为推行德政，所以得到了上天的认同；夏桀的失败，则是因为背离了德政的传统。商汤得到上天的信任，也是因为德政，并因此被上天选拔出来，成为天命的承担者和夏桀的掘墓人。
由此，伊尹就找到了一条最根本的客观历史规律：只要推行德政，就能获得上天及天下的认同，就会获得天下。推行德政，是商王朝应当遵循的最高的政治准则―――以现在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作为新任天子的太甲，应当首先遵循这条准则。在这里，伊尹代表开国元勋与革命元老，充当了商朝政权的立宪者，同时，他也是那个时代政治智慧与政治经验的化身。
接下来，伊尹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商汤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其一，在政治品质方面，商汤起到了表率作用。其二，商汤到处寻找圣贤，让他们来辅助你们这些后辈。其三，商汤制定《官刑》，以之惩治百官。在此基础之上，伊尹对太甲提出了一般性的要求:要敬念祖德，恪守祖制。要居安思危，因为天命不常，总是赐福于善政，降灾于恶政。为善不嫌小，小善犹泽被万邦，何况大善？为恶不必大，小恶即可丧宗庙，何况大恶?
这几句话，提出了一种比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政治的合法性不可能一劳永逸;政治的合法性需要执政者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进行持续不断的证明。
当年，上天把天命委托给了商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汤的后继者永远都是天命的受托人。因为，天命是变化的。如果执政者施行德政，那就能够得到上天的继续支持。反之，如果施行恶政，上天就会降下灾难，收回它的委托，这时候，执政者秉承的天命也就终止了。因此，执政者必须勤勉地躬行善政，远离恶行。通过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善政;通过杜绝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恶行，使自己的政权始终远离恶政。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获得上天的认同。
按照这样的政治理念，天子绝不是最高的、终极性的政治主宰。天子类似于上天招聘的职业经理人，他的行为、业绩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上天这个董事长的审查、评价，且随时都可能被上天解聘―――不仅仅是解聘，甚至还可能降下更多的灾难。按照这样的界定，天子的职位几乎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劳役。从语境上说，伊尹对太甲提出这样的训示，显然旨在警诫这个年轻的天子，要有忧患意识，要小心谨慎地履行天子的职责。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伊尹的这番话，其实蕴含着多个方面的指向。
一方面，它区分了作为终极权威的上天与作为政治权威的天子，天子要受冥冥之中的上天及其所代表的天意的约束。在后世，这样的观念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君主的权力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制约。虽然，这样的制约主要体现为一种心理控制，但它又确实存在。这就意味着，传统中国的君主还是有所畏惧。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作为配套，君主制在传统中国延续了数千年，有效地安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秩序。
按照现代流行的法学理论，伊尹所说的天命，虽不能等同，但却近似于西方的自然法;天命对于人类秩序的规范，就类似于自然法对于人类秩序的规范。按照唯物主义的解释，天命似乎无影无踪;其实，它就寄居在人的心里，它通过规范人的内心世界，进而规范人的外在世界。从自然法的观点看，伊尹的这段训示，体现了中国早期的“高级法”思想。
另一方面，由伊尹对太甲的训示，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的政治权威也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太甲作为天子，是名正言顺的政治领袖，但是，伊尹显然充当了整个王朝的思想导师的角色。
这种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的两分，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一个极其鲜明的政治特色：君主虽然处于九五之尊，但是，思想导师常常由另外的人来充任。这样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孔孟这种纯粹的思想导师。这种类型的思想导师往往是事后追认的。孔孟是这样，后世的程朱也是这样。第二种类型是伊尹、周公这样的政治元老。这种类型的思想导师，主要是由他们在世时的实际政治地位所决定的。
（来源：中国网）
尚书（13）商书·伊训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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