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大院。

这天上午9点多,两辆警车呼啸而至,猛然停在大院门口。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跳下警车,迅速奔向院内。过往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左邻右舍也围拢过来,伸脖瞪眼往里瞧。不一会儿,公安战士们押着一个人出来了,围观的街坊立刻炸了锅:“哎!这不是老李头吗,他这么老实的人能犯啥事?”

群众口中的“老李头”,真名叫李家琪,平日里跟街坊邻居关系很不错,见谁都是乐呵呵地打招呼,孩子们也喜欢跟这个爷爷玩。然而,这一切都是李家琪的伪装,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老牌特务,代号“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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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琪生于1927年,在他还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国民党“华北铁血锄奸团”;后来,他又进了军统训练班,先后在军统“豫东组”、“北平站特别组”任职,20岁时升任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在这段反革命生涯中,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恶累累。解放后,李家琪被我军逮捕,押送青海进行劳动改造。

1975年,李家琪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可谁能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家琪还是那个“只有一死、绝不背叛”的死硬分子。恢复自由后,他仍时时窥伺时机,企图与国民党特务集团搭上线。这一等,就是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1979年6月,国民党特务陈道龙获释后,准备去荷兰探亲。李家琪找到这位昔日狱友,让他途经香港时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李家宝”。不久后,李家琪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广州,与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从此,他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罪恶的特务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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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李家琪以治疗腿病为名,定居北京,准备在此长期潜伏。当然,这个受军统多年训练的老狐狸,并没有忘记新中国是人民统治的天下,一切行动必须小心翼翼才行。

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老婆,还以小恩小惠到处拉关系,并从中挑选发展对象。平日里,他跟千万北京市民一样,出入于早市、公园和大小胡同。在邻居街坊面前,他总是一副热心、善良、老实人的模样,从不跟人脸红,谁家有点困难也舍得解囊相助。

在此期间,香港那边先后来了好几拨人,不仅给他带来了彩电、录音机和照相机等大量贵重物品,还给他布置了发展特务组织的任务。李家琪见“上面”如此重视自己,欣喜万分。但为了打消邻居的怀疑,他便对人解释,来客是自己的“外甥”、是“妹妹李家宝”的孩子。

经过一段时期的伪装,李家琪自以为骗过了所有人,心中暗自得意。此后,他开始频繁地与“妹妹”进行书信往来。在这些来往信件中,国民党特务机关规定了潜伏组织的名称、联络办法,并规定了李家琪的代号: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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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琪并非电影中无所不能的特工,窃取情报的手段也不高明。他经常大模大样地出现在党政机关和招待所的门口,利用自己多年的特务技能,寻找一切机会搜集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还从大陆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中,分析中央的动态,然后用密写工具将情报送出去。

通过这种手段,仅1981年2月至1983年1月的两年间,李家琪就先后密送情报100多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十分赞赏。1981年7月,台“国防部”对其“冒险犯难的无畏精神表示敬佩”,任命李家琪为“华北地区特派员”。同时,要他加紧发展特务组织,建立京沪、京穗特务交通线,并要求他利用一切关系,打入我公安部门甚至是军队内部,妄想在必要的时候策动“兵变”。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李家琪的特务活动,早就落入我公安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狐狸总是要露出尾巴的,最早发现他有猫腻的人,正是住在周围的“朝阳群众”。

人们注意到,来找他的这个“外甥”,从来不喊他“舅舅”,而是称他“李先生”。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外甥”带着厚礼从香港远道而来,他这个“舅舅”连一顿饭都不招待。他声称来北京治腿病,可来了好几个月,却从未登过医院的门……

诸多疑点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人们开始怀疑了,随即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经过秘密调查,李家琪的身份被查清,他出生4个月就没了父亲,根本没有什么妹妹。“李家宝”并非人名,而是为了掩人耳目编造出来的幻影,是国民党情报局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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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初,李家琪的罪证搜集完毕,公安机关正准备收网的时候,新情况出现了。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李家琪接连发送了两份我中央文件的内容。经核查,其中一份内容与原文件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份中央文件刚刚下发没多久。

新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说明李家琪不仅获得了文件内容,还亲眼看过这份文件。那么,提供文件的人是谁?逮捕计划暂时中止,公安机关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去。很快,一个叫仇云妹的女人浮出了水面。

仇云妹,出生四十多天就被父母抛弃,养母靠着打零工才把她养大。1966年,她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安插落户,在东北十多年落下一身病,1979年经组织批准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主要负责收发和保管文件

1981年6月,养母寻了一个老伴,仇云妹一向很孝顺,对此是打心里替母亲高兴。可一听说男人曾经是个劳改犯,还在国民党里做过官时,她犹豫了,甚至有点打怵。但是,为了养母能安度晚年,她最终没有反对。这个男人就是李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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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云妹夫妇的工资不高,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李家琪得知后,今天送台电视机,明天再送洗衣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送给仇云妹家的东西价值达1000多元。在物质引诱的同时,李家琪又对其进行感情拉拢,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一套表演,竟真的打动了仇云妹。她一辈子没享受过“父爱”,如今从李家琪身上得到了补偿,戒备之心全然消逝了。殊不知,这是李家琪精心设计的圈套,就在她沉浸在“父爱”之中时,李家琪开始行动了。他装出一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样子,总是向仇云妹问这问那,仇也是有问必答。

后来,仇云妹更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务便利,将李家琪“感兴趣”的文件带回家。就这样,善良、单纯的仇云妹,在李家琪的物质引诱和感情拉拢下,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深渊。

鉴于李家琪的黑手已伸入国家机关内部,犯罪事实已了如指掌,为了防止泄密再次发生,公安机关决定立即收网,逮捕李、仇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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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7日,国民党特务交通员蔡苹,以探亲为名从香港直飞北京,与李家琪接上了头。蔡苹此番进京,不仅带来了活动经费和作案工具,还带来一封密信。在这封信中,台湾方面任命李家琪为“北平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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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蔡苹完成任务准备回港领赏,刚步入机场大厅,就被我公安干警拦住了去路。这位打扮时髦的香港“贵妇”,望着眼前的拘留证,顿时抖如筛糠,吓得路都没法走了。此刻,被委任为“北平站站长”的李家琪,还沉浸在“荣升”的美梦中,妄想着大干一场。不过,这一切都将成为黄粱一梦,他与仇云妹很快也落入了法网。

可笑的是,李家琪等被捕后,特务机关还以“中央”的名义为这伙人打气,祝他们“胜利”。他们岂能料到,在他们叫嚷着“胜利”的时候,刚出世的“北平站”就已经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