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勇”作为一种道德内驱力，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有提撕作用。孟子区分了大勇与小勇：小勇是驱动性作用，聚焦于外在目标，体现于生理、情绪的变化,着眼于个体实践行为的展开，可通过自身的修养加以调整；大勇是保护性作用，聚焦于内在目标，采取理性、道德的特殊形式，着眼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的完善，是道德主体战胜困难、臻于理想人格的基础。孟子认为美德的实现要通过“勇”，它促使行为主体以非凡的道德力量挺进高层次道德序列，是构成儒家自我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孟子从心性论高度证明勇之为德的道德形上学基础，使得儒家的勇德观念呈现新内涵、新气象。
关键词:大勇 小勇 内圣之勇 为己之勇 心性之学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勇”受到格外重视，它是成就君子人格的道德内驱力，“勇者不惧”“知耻近乎勇”至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修身之要。其实，勇作为一种德目，乃是中西共有的传统。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把“勇敢”列入“古希腊四主德”，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勇敢”视为四种基本美德之一。但“勇”何以成为具体德目，何以“安天下”，其真正奥义未明。当今国内学者对“勇”观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孔子之勇和孟子之勇的梳理，强调仁、义、礼等外在社会性道德对勇的规导、约束1，或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视角分析早期儒家“勇”观念与古希腊勇敢美德的异同2，只是单线条从外在社会性角度对“勇”进行讨论，对其在坚定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等内在道德精神层面的讨论不够。先秦儒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勇”在主体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和功用，由孔子“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到曾子“战阵无勇，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再到孟子的大、小勇之辩，肯定“勇”对于修身成德的动力作用，并追溯其道德形上学基础。换言之，在儒家传统中，勇德之发生并不仅仅是社会性道德统摄的结果，更是行为主体主动追求的内在目标。
一、大勇与小勇：孟子“勇”观念的两种面相
我们对孟子“勇”观念的考察聚焦于这样的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性特点，真正的勇敢与它的假象如何区别开来？此问题的实质是：对“勇”的定义是以实践为基础还是以伦理学母体为基础？
在战争年代，“勇”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被视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道德人格特质，“‘他是善的吗？’这个问题与‘他是勇敢、聪明、高贵的吗？’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3。英雄德性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但同时又是一种可怕的事物。许慎《说文解字》云：“勇，气也，从力，甬声”，“勇”的最初构字强调内心的一股强力、血气，蕴含着为善或为恶的能力。勇敢一旦同恶联系起来，比其他任何一种特性更能助长恶行。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认为盗跖兼备三德，尤其具备“勇悍果敢，聚众率兵”之德，其行为却是“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最大恶行。同样，勇敢与善结合，便能激发人的信念，成为“不为危险等等的驱使而始终保持正确的逻各斯的能力”4。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一种中庸德性，是情感与行为的适中状态。先秦儒家重视“勇”观念的探讨，“勇”作为成人之达德，从众多德目中脱颖而出，居于崇高的地位。但与“仁”“义”“忠”“恕”等德目不同的是，“勇”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德性，只有在仁、义的规范和限定下才能成为高尚的道德。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宪问》）强调仁、勇二德目之间的联系相容，颇有德行一体论的色彩。孟子认为“勇”是圣王安天下之方，他继承孔子的中道原则对“勇”进行理论阐释，又发展出新的内涵。在孔子思想架构中，“勇”被视为三大基本美德之一；但对孟子来说，“勇”属于人的一种内在品质。孟子认为，主体的每一个行为就其“种”而言均为中立性（indifferent）行为，或是好的或是恶的。鉴于此，孟子从伦理学角度对“勇”加以考察，“勇”之为德在于目的与行为都完善、美好，“勇敢的人也是这样，他的勇敢是高尚（高贵）的，因而勇敢的目的也是高尚（高贵）的”5。
学界一般认为孟子尊王贱霸，是王道学说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孟子只是认为王道高于霸道 ,“以利假仁者霸”。在孟子看来，如果诸侯国实行霸道称霸诸侯，其后以仁义治国，也是值得称道的。孟子反对的是单凭武力方式统一和治理国家，这首先体现在孟子关于政治层面的勇论中。孟子根据勇敢行为的不同特点对它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认为要树立一个标准，否则就会造成大、小勇不分。孟子以古代圣王之勇为最高标准，将“勇”区分为两类：圣王之勇和匹夫之勇，也即大勇和小勇。孟子曰：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 ,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6
赵岐注曰：“言文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师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笃周家之福，以扬名于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横行不顺天道者，故伐纣也。”文、武圣王体现了大勇精神，他们以强有力的举措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除暴安良，拯救天下民众于水深火热中。焦循采取互文见义方法，以“载德”解释“文王之勇”“武王之勇”7。焦循之注解有一种重要的指向：“勇”并非是一种直接的情感，以情感论“勇”是它的假象、表象；“勇”要成为一种稳定的精神品质，必须要“载德”，即持仁守义方可谓大勇。大勇具有“依附性”特点，受仁、义而非血气的驱使，是“发乎仁、合义、合礼且好学之勇”8。赵岐释“一夫之勇”为“抚剑瞋目曰：人安敢当我哉，此一夫之勇也，足以当一人之敌者也。”一夫之勇是莽撞之勇、血气之勇，属于较低层次的勇敢，可能威胁到自身的生命，甚至给国家或社会带来灾难。在孟子看来，这种“勇”是受怒气、激情驱使，不是真勇。“尽管骁勇，却算不得勇敢。因为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高尚［高贵］，出于逻各斯，而是出于感情。”9虽然是“人的行为”，但却不是“人性行为”，是勇的表象，有文无质，产生于情绪或冲动，是一种小勇，而非有仁有义之大勇。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分析，“善”是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大勇”是出于美善的目的，而不是荣誉、权势等外在东西的强加，也不是“好勇斗狠”“不肤挠，不目逃”的莽撞血气之勇，它以追求人类的福祉为目的，是一种“人性行为”。
孟子有“养勇之方”，从中可以更深入地体会其“大勇”观。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己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在孟子看来，北宫黝的“不动心”是因为其坚勇，不因刀剑加身而选择逃避，也不因对方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改变行为方式。北宫黝之勇完全受血气力量的驱使，不是德性的勇敢。孟施舍之勇较之北宫黝之勇更得要领，即不计虑成功、失败的可能性，只注重面对敌人的无惧状态。朱子曾对曾子与子夏作出对比，言“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10——子夏笃信圣人言说，并躬行实践，曾子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焦循云：“人之恶于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我直往突之。”11曾子之勇以“义不义”作判断依据，见不义不可为，见义不可不为，类似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之态。曾子的大勇精神在守天地之理，而非如北宫黝、孟施舍之守气。孟子所论“浩然之气”与其“大勇”是同一领域的话题：“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浩然之气是一种与主体意志相联系的坚毅果敢气概，至善至美，集义所生，无仁义便无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与道、义相配合，是自觉地“由仁义行”，使行为合乎道德原则，在道德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行为主体追求更高层级的价值目标。真正勇敢的人是为道德行动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结果而选择勇敢，动机上的区别是造成勇敢真相与假象的根源。
“勇”首先是一种情感，情感除了在属性上具有善恶外，还根据与道德理性的关系而具有善恶。有道德理性、服从道德律令的情感才能成为具有伦理行为的人性基础，进而有道德上的善恶。以此观照孟子之“勇”，可以说是否服从道德律令，使得“勇”有了大小之别。小勇逞血气，如北宫黝之勇，他的无畏行动不是出于仁义等成德之质，而是由客观外在的“势”造成的，是为了追求世俗好处或避免凌辱，在孟子看来这是勇的假象。而大勇是一种德性的勇，它使人们重视感知危险而产生的后果，并对这种结果加以控制12，而不是强调盲目的冒险精神。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镇定自若、临危不惧的人，比受激情驱使冲向危险的人更高尚。此问题涉及意志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是意志的外在表现，但意志远不只是恶念善念，主要表现在主体行为的善恶对错。先验、良善的意志是道德行为之根据，“善的意志是人的存在所能独有的绝对价值，只有与它联系，世界的存在才有一最后目的。”13人们为了逃避贫困、痛苦而赴死，并不是勇敢而是怯懦；消防员舍己救人，在战斗中舍生取义，才是真正的勇敢，其本质在于追求道德人格卓越。可见，大勇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的安天下，更是内圣之勇、德性之勇，植根于仁德与智慧，关注的是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宋儒陈普在《孟子·大勇》一诗中言“大勇非由血气充”；朱子则曰“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14，以理义论大勇。可见，大勇不是工具性、技艺性的范畴，也不是某种特殊能力，而是以德性为业，以道德为目的，这才是孔孟所说的勇德。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萧仕平：《勇：从形式之德到内容之德——孔子论“勇”及其现代启示》，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6期。
2晁乐红：《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载《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2期。
3［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86页。
5同上
6（汉）赵岐：《孟子赵注》（景宋蜀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对《孟子》的引用，皆出自此版本。
7（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6页。
8潘小慧：《儒家哲学中的“勇德”思想》，载《哲学与文化》2007年第1期。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92页。
1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0页。
11（清）焦循：《孟子正义》，第160页。
12李耶理：《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施忠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13李秋零主编：《判断力批断》，《康德著作全集》（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2页。
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页。
原载：《孔子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晶，女，1993年生，河南洛阳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项目编号：20JZDW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