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在中国古代史中，实占到极重要的地位。在政治上，周廷彻底改变了过去夏夷黎诸族极为纷乱的氏族社会形态，建立了一个以周室为尊的封建国家，使原来的习俗迥异的社会形态，逐渐向同化方面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中原地区在政治上也趋向统一。
在文化上，周廷建立了宗法礼教制度，促使人民养成伦理观念，奠定人民共同道德的基础。在经济上，建立井田制度，督使人民力役务农，而随着土地开发的程度逐渐加快，也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从原本的农牧混合经济向纯农业经济方面发展。
在军事上，周廷扫除过去以氏族为基础的散漫混乱的军事组织结构，建立起一支在周廷领导下的封建军事组织，并以封建诸侯为基础，完成全国性的国家防卫制度。
上述四个方面，实为大一统国家应该具备的条件，而周廷均能加以创立，由此可见周代的政治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让中国的政治制度，从落后的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所以孔子才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西周在我国古代史中的重要性。
西周在开国建国的过程中，有诸多有价值的贡献。首先在周代初兴战争时期，周廷让军事与政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简单来说，就是理清了军事与政治的主次关系，即军事是为政权政治目的的达成所发动的战争。
在武王伐殷时，周廷有个非常明显的政治口号，就是“吊民伐罪”，而当军事措施停止后，周廷迅速推行让全国迅速安定下来的政治措施，也由此证明了周廷是为拯救人民才出兵伐殷的。
在《尚书·泰誓三篇》中，一则曰：“殷纣残害于尔万姓，予小子夙夜只惧，以尔有众，底天之罚。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再则曰：“今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毒疽四海，予一人恭行天罚。”此种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让军事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在武王攻下殷都之后，大规模建国治民的举措随之而来，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周代殷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和内外部的某些不和谐声音，也让周廷登上了道德制高点，也让多数人无法将周伐殷之战，视为争夺私权私利的不义战争。
西周军事上的特点，不仅将军事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还将政治纳于军事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政治谋略作战，至此开辟出了军事的新途径，故武王才能以寡击众一战胜纣最终克定大业，从而使战争迅速结束，从而减少军事举措带来的人员伤亡和减轻对社会的损害程度。此种谋略作战，是姜太公开兵家之先河，其所著的《尚书》、《阴符》诸书，内容精辟为后代兵家奉为皋涅。由此可见，太公不仅以谋略奠定周代八百年基业，还为后世兵学创立千古不磨的典则。
西周对中国的贡献还有很多，比如率先建立了一种国家防卫制度。周廷以封建、宗法与井田三种制度为准绳，分兵镇抚各地是全国安定下来，并因此而形成了完整的国防体系。而只有当国家安定下来以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经济才能发展繁荣起来，并最终走上康乐礼让之途。此为治国之大本，而周廷均能予以创建，周代八百年基业不能不归功于周公高超绝伦的政治才能。
太公之学，可以概括为在政治、外交、军事和谋略综合运用起来的开国建国之学，开创周代的诀窍就在于此。而周公之学，在以政治、国防、教育和文化等诸多措施，以治理全国而维持长久繁荣为目标，故可将其称为治国之学。
此后的管仲、孙武、司马穰苴，以及苏秦张仪等承袭太公开国之学，而为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即为齐学脉衍的渊源。而孔子、孟子和荀子，则承袭周公治国之学而为儒家脉衍的渊源。由此可见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辉煌，实以在西周太公周公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总之，西周时代为中国立国早期粗具规模的时代，所有的举措都为后世所效法。而西周所创建者，确为具有高远的见识和宏伟的才干，其中以天下一家的思想，逐渐衍变为世界大同的理论，即使在时隔数千年的今天，尤为中华儿女努力追求的目标。
周人的宏伟远大，当受到后世之人的崇敬，所以孔子才会发出“郁郁乎文哉”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