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这个词汇，小丫是在被解救之后很长时间才知道的。
被拐卖那一年，她才14岁，而那个买他的“丈夫”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在经历了2100多个暗无天日的囚禁之后，小丫终于得以逃出魔窟。
那天，接到派出所电话的我，看着孩子还穿着六年前被拐那天穿着的红色校服，下身仅有一条布满破洞的毛裤遮身，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我愤怒了，我恨不得将那个男人碎尸万段。
然而，我根本来不及去恨谁。
我更担心的是，小丫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她独自承受着6年来那些难以言说的苦难与折磨，甚至连妈妈都无法倾诉。
而且，她还有一个孩子。
我是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
我知道她想孩子。
毕竟，那孩子陪她度过了最难熬的四年。
小丫失踪那天，是1994年12月19日。
那段时间，她刚做完阑尾手术，正处于恢复期。
高烧的她执意要去学校上早自习。
爱人劝女儿，再多休息两天吧，待伤口好了之后再去上学。
小丫没有听从爸爸的劝告，只说上完晚自习后，要爸爸去接她。
我记得，小丫那天穿着一身红色校服。
下楼的时候，我们互道了再见。
这也是印象中她最后的样子。
早上六点多钟，北京的上空飘着鹅毛大雪，天气冷得让人直打哆嗦。
街上除了赶着上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在走出家门外100余米的地方，小丫遇到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
女子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之后，径直走到了小丫面前。
她问小丫，公园怎么走？
小丫热心地将路线告诉了这个穿着时髦的女子。
然而，这个操着地道北京口音的女子却怎么也听不明白小丫指出的路线。
女人说，干脆你上车带路吧，而且我们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
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女儿。
但我想不明白，一直聪明伶俐的她当天为什么会跟着那个年轻女子上车。
在车上，女子殷勤地劝小丫喝牛奶。
小丫不喝，车上的另外几人就强行向她嘴里猛灌掺有迷药的牛奶。
短暂的反抗之后，小丫陷入了昏迷。
就这样，我的女儿消失在了离家100米，离学校不到300米的路上。
中午，孩子的姥姥打来电话，说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她家里吃饭。
爱人听说之后，立即跑到学校找到了孩子的班主任。
然而，班主任说小丫今天根本没来上课。
一开始，我们怀疑小丫是不是早恋了，难道她跟男同学出去了？
但最终我们否定了这种想法。
14岁的女孩，情窦初开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大胆的女学生。
而且，小丫在我们的教导之下，就像一个天真的娃娃，她根本不懂这些。
北京的雪仍在无休止地下着，街道上白茫茫的一片。
那视线所及的迷茫，让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深深地绝望。
年关将至，正是人流量最大的时节，孩子会不会就这样消失在了那千万人群之中呢？
12月20日，有人打电话到小丫的学校说，孩子是在附近的一家弹棉花的店面门口被人胁迫上了车。
听到这个消息，小丫的爷爷当场脑溢血发作，不久后便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后来的事情，我是六年后才从小丫的口中得知。
那天，昏迷的小丫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旧屋子的破沙发上。
天已经黑了，屋里点着一盏不亮的煤油灯。
一些陌生人正坐在灯旁吃饭。
小丫哭了起来，她大声呼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一个男人将她拉了起来，拉出了屋外。
在屋外的雪地里，男人扯掉了她的校服，同时将学生证和书包收走藏了起来。
之后，男人想把小丫扔进那间漆黑的屋子里。
小丫拼命挣扎，那个男人就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根本无力反抗的我的女儿就这样被反锁在了黑屋子里。
因为药力还没完全消退，小丫直到第二天才清楚了自己的处境。
这是一间封得严严实实的小黑屋，没有窗户、没有照明、没床也没有被褥。
唯一可以透进光亮的地方，就是那厚重木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
天亮或是天黑，小丫只能透过这条窄缝观察。
这段时间，除了一天送一次饭给小丫，这些人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他们不理会小丫的喊叫与愤怒，小丫每天就只得和自己的排泄物睡在一起。
1994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本来就发着高烧的孩子没被冻死真是个奇迹。
女儿获救后，我曾多次问女儿：
你的高烧是怎么好的？手术伤口是怎么复原的？
小丫说记不清了，她当时只知道害怕，完全不记得身上的伤痛了。
边说，小丫的右手边抽着筋，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右手的伤，是何时留下的。
为了寻找女儿，我和爱人跑遍了几乎所有的省市。
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打广告，自制寻人启事四处张贴。
六年来，我们将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寻找小丫这件事情上。
有一次，我们得到线索，有一位被折磨得病入膏肓的姑娘和我们的女儿长相极为相似。
我们找到那个孩子时，她已经不会说话了。
但是，她的的确确不是我的小丫。
我与爱人转身欲走，旁人说，看看，这两口子好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然忍心丢下孩子不管。
爱人愤怒地向那人吼去，要是我的女儿，就算是死了我也要背回去。
说完，我俩早已是满脸泪水。
我们当时不知道，小丫就被卖在河北的肖官营乡，离我们家就只有10元的车票钱。
甚至，小丫所在那个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我们打的广告，他们问小丫，你爸妈说定有重谢到底是多少钱？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女儿明明知道我们在找她，女儿明明就在家的不远处，但她根本没有办法逃离。
小丫被拐一星期后，小黑屋的木门终于打开了。
那天，一伙人把小丫拉上了拖拉机，小丫又哭又闹喊着要回家。
一伙人又将她打了一顿。
被拉上拖拉机后，小丫反复想要跳车，最后，一个40多岁的胖女人用她的屁股将小丫的头压住。
就这么走了一路，小丫差点被压得窒息而死。
晚上，小丫被关进了一间屋子，屋里有一张土炕。
那些押着她上车的人在屋里吃饭喝酒，小丫又冷又饿，渐渐地昏睡过去。
深夜，一个男人上了炕。
小丫苦苦哀求，但她的校服还是被男人脱下了。
女儿在跟我讲她这段遭遇时，她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头像要扎入地底去。
小丫还说，我不知道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只是特别的害怕，特别地想妈妈。
“强奸”这个词汇，小丫是在被解救之后很长时间才知道的。
她那时只有14岁，而那个叫做田志宾的男人，已经30多岁了。
再过了一个星期，小丫被田志宾拉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
小丫看到这里的人很多，便哭喊着“我要回家，我家在北京”。
然而，周围的人都没有理会小丫，田志宾当着众人的面将她打了一顿。
围观的人很多，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
照相馆老板甩给小丫一件旧西装。
就这样，小丫里面穿着红色的校服，外面套着一件十分不合体的西装与田志宾照了相。
之后，田志宾的姨夫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户口本上写着：姓名：刘晓红；出生年月：1974年5月15日；家庭住址：高碑店市肖官营乡；身份证号码１３２４０４７４０５１５；与户主的关系：配偶；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
就这样，小丫的名字变了，年龄增加了6岁。
虽然很多村民不愿意，但身为支部书记的徐金池还是为小丫争取到了土地。
被人贩子拐来的14岁的小丫，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每天都在经历着“合法”的强暴。
身份证办好了，结婚证也办好了，那天，囚禁小丫的土屋外放起了鞭炮。
来的人很多，他们吃肉划拳好不热闹。
过了很久小丫才明白，那天是她和田志宾的婚礼。
小丫15岁时怀上了田志宾的孩子。
没有人告诉她那些身体上的反应是怎么回事？
除了知道自己很难受之外，她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怀孕而有丝毫改变。
她一如既往地被锁在院子里，继续充当着一个农村整劳力的角色。
如果在他们回来之前还没有把饭做好，猪喂好，就会换来田志宾和她母亲的一顿毒打。
小丫的肚子挺得越来越大，直到田志宾的妹妹提醒她，她才知道自己是怀孕了。
离16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农历三月初七，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
女儿依偎在我怀里，对我说着当初她生孩子的事情。
她说，我在地里干着活，肚子突然痛了起来，之后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婆，一直生了一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她还说，当时特别想妈妈，我想一把抓住妈妈，那样我就不会痛了。
孩子生下来之后，田志宾的妈妈给小丫递过来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任何人对她表示出一丝的关心。
喝了一个星期的棒子面粥之后，小丫开始下地干活。
买了她，不就是生孩子干活么？
有了孩子之后，田志宾将她安置在了另外一处院子。
白天，小丫在院子里做一些剥花生搓玉米的农活，顺带照顾孩子。
晚上，田志宾则会回到院子，向母女俩“投喂”一些食物之后，便关上门侵犯小丫，之后拍拍屁股走人。
这样的囚禁生活一直延续了4年之久。
小丫无数次想逃，但高的院墙她翻不过去，矮的院墙上又插满了碎玻璃。
一转眼，小丫的孩子4岁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孩子根本不会说话，是个哑巴。
不知道是小丫太小年龄生育的原因，还是长期跟随着母亲被囚禁，孩子可以帮助母亲干农活，但就是不能开口说话。
田志宾从来不在院子里吃饭，也从来不抱孩子。
小丫从来没有听见女儿叫过一声“妈妈”。
六年中，小丫不知道逃跑过多少次，但每次都被抓了回来。
有一次，小丫从天不亮就开始逃，一直跑到了天色黑尽。
直到她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一位老奶奶，她才知道自己跑反了方向。
老奶奶让她在家住一晚上，说第二天去北京看儿子的时候顺便将小丫带上。
那天晚上，小丫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
然而，第二天一早，田志宾就带着三辆拖拉机20多个人来找她了。
原来，这个老奶奶就是田志宾那个村子里嫁过来的。
20多个男男女女向小丫扑了上去，围着她拳打脚踢。
小丫早已经被打得麻木了，她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打她的人除了田志宾之外，一个姓田的有没有。
此时，小丫明白了，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她一逃跑，就会有人给田志宾报信。
平原上的村庄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无处藏身。
这一次，小丫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才稍微恢复了伤势。
但尽管这样，小丫仍在策划着下一次的逃跑。
有一天，小丫发现田志宾放钱的柜子忘了上锁。
于是，她将结婚证、户口本和身份证拿了出来，还顺手偷了100块钱。
她将这些东西缝在衣服里，一直藏了几个月。
她想，这些东西在将来逃跑时一定会用上的。
2000年12月9日，还有10天，小丫被拐整整六年。
这天，也许是笃定小丫不敢再逃，粗心的田志宾外出时竟然忘记了锁门。
此时，天还没有全亮，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还没有起床。
小丫赶紧推上田志宾妹妹的自行车冲出了屋外。
她一路骑车一路回头张望是否有人追来。
一不小心，她摔倒在了人家围螃蟹的电网上。
她迅速爬了起来，顾不得身体的疼痛继续往乡政府方向跑去。
小丫心想，到了村民们赶集的乡政府驻地，她就可以顺利逃走了。
由于天色尚早，肖官营乡的场镇上并没有很多的行人。
不过，集市上倒是停着好几辆跑短途的面包车。
小丫找到了一个面包车师傅，希望对方能载自己到高碑店市去。
价格是30元。
在车上，师傅得知小丫是去北京。
于是，师傅便对小丫说，你根本不用去高碑店，我直接拉你到去北京的汽车站吧。
到汽车客运站后，小丫又花了10块钱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
然而，由于晕车得厉害，小丫在下车呕吐时被客车司机抛在了半路上的良乡。
好在，小丫读过书。
虽然内心充满恐惧，她还是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她拦下了一辆三轮车，请求对方载她到派出所去。
加上三轮车师傅收取的3元钱的费用，小丫的回家之路，一共花了43块钱。
她逃了6年的回家之路，竟然就只有43块钱。
在派出所，小丫向警察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时，根本不敢相信那个与我通话的女子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女儿。
小丫的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
当我和爱人赶到良乡派出所时，看到女儿竟然还穿着6年前的红色校服，只不过，那校服的红色早已变得乌黑。
瘦小的小丫在派出所的长椅上不住的颤抖。
工作人员已经把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止不住的发抖。
我赶紧上去抱住我的小丫，孩子还穿着当年我给她打的毛线裤子。
裤子早已破出几个大洞，毛裤里面什么都没有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
我紧紧的搂住小丫，我恨不得将那家人碎尸万段。
除了比6年前更破了些，我们的家什么都没有变，一直保留着小丫被拐前的样子。
但我们都清楚，小丫变了。
给她体检时我们才知道，小丫患有乙肝和胆囊炎。
她的身高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学时还矮了两公分。
由于劫后余生的恐惧，小丫每天都要做噩梦、发高烧。
但更令我们担心的是，小丫的人生，在6年前就被人贩子葬送了。
当年的同窗好友几乎都上了大学，他们来看小丫时问道：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再看看小丫，早已是泪流满面。
因为害怕被时代抛弃，我和爱人商量为小丫报了电脑培训班。
然而，她的学习进度始终是最慢的。
远远赶不上那些比她小了将近10岁的小孩。
爱人心里难受，他收集了很多的证据，想要状告当年为小丫办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
但都没有律师愿意接受，他们认为，告官，就算是告赢了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当务之急，是先引导小丫的生活走上正轨。
在一次我带着小丫散步的时候，一个小丫的初中同学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
她们当年明明是最好的朋友，但那个女生并没有和小丫打招呼。
她装着没看见，与我们擦肩而过。
不过，她在走过之后绘声绘色的向同行的朋友讲起了小丫的往事。
是啊，小丫的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还陷在原地。
在一次记者采访活动时，我知道了小丫的女儿是个哑巴。
我知道她想孩子。
毕竟，那孩子陪她度过了最难熬的四年。
回到我们身边的小丫喜欢喃喃自语，她常说：
要不是发烧无力，我是肯定不会上那辆车的。
我知道，她认为自己做错了，害怕我们责备她。
《被拐六年》是2001年《NF周末》记者陈韵秋写下的报道。
全文并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反而是以一种极为平静的方式叙述着整个事实。
然而，正是这平静下的暗涌，才令我们产生了不寒而栗、深度窒息的感觉。
被拐六年：20岁的女儿获救时还穿着当年的校服，生了一个哑巴孩子
张宝艳
2022年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提出“建议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标准，对拐卖犯罪（包括买主）终身追责，并对拐入地基层镇、村建立考核机制……”
在我看来，被拐妇女所遭受的非法拘禁、虐待、强暴是对她们人身和精神的双重伤害。
对被拐卖妇女的家庭来说，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对拐卖犯罪行为实行终身追责，不再限定20年的诉讼时效，定能有效遏制拐卖犯罪案件的发生。
小丫并不是一个人，她是一个符号，她代表了那些被迫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家人的需要被保护的人。
有网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