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公共政策选择路径，将导致不同的危机演进方向，从而影响一国经济和国民生活。
口述 / 吴晓波
本周疫情又严重了起来，全国几乎是“多点开花”。
我所在的杭州，有不少人在本周四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起因是杭州本月新冠疫情再度抬头，其中一位确诊者在杭州的顺丰中转站工作，这就让可能的接触者瞬间扩大到了所有曾经接触过顺丰快件的杭州人。一夜之间，排队检测的长龙跨越几个街区。杭州作为电商集中的城市，这一次感染让北京的一些快递驿站也迅速关停。这或许是今年以来，人们对疫情的蝴蝶效应，最直观的一次认知。
杭州某检测点的长龙
今年因为疫情造成的无奈不只是一座城的熬夜排队检测，还有许多就地解散的公开课、不得不延期的博览会。而对于香港来说，第五轮新冠疫情和疫苗接种不足，甚至导致了最近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过万，死亡人数超过三百的严重后果。
时至今日，新冠疫情仍然是2022年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人们不仅关心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更担忧疫情过后，经济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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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同学在圈子后台私信提过一个问题。他问道，近20年来，全球发生了两次重大危机，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另一次就是2020年至今的新冠疫情。这两大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后果有什么不同？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回归到金融海啸起源地的数据，才能对二者有更为直观的对比。
投资下降：浅色为金融危机，深色为新冠疫情（图源：经济学人）
美国经济分析局对比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两年内美国各个季度投资趋势的数据。为了避免两次危机所在经济周期不同对数据影响，两组数据对比的都是危机发生后的投资数据与危机前投资峰值的变化。
从私人非居民总投资，简单来说就是私人企业总投资来看，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一年年末，全美的私企总投资下降了近20%，直到2010年的第四季度，投资的下降程度才有所缓和。而新冠疫情同样导致了2020年全球金融恐慌，在美国疫情大规模暴发后第三个季度，美国的企业总投资下降超过10%。然而这之后总投资下降的速度逐渐放缓。
如果人们把目光放到基础投资、设备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这三个具体类别上，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对企业投资造成的影响则更为不同。
首先说基础投资，这一部分的投资包括了私人企业厂房和办公室的建设。金融危机让美国私人企业的基础投资几乎直线锐减了近40%。而新冠疫情导致了基础投资下降近25%。
在设备投资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设备投资跌到了最低谷，下降至少32%，到2010年，设备投资下降仍然超过22%。但是新冠疫情带来的设备投资下降，在美国疫情大规模暴发后的第三个季度，就开始"触底反弹"，到2021年的第二季度，私人企业的设备投资一度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在两次危机中表现最为不同的莫过于无形资产投资。对私企来说，无形资产投资包括了软件投入和研发投入。相比金融危机带来将近10%的无形资产投资下降，美国私企的无形资产投资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一年多后就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在疫情暴发后的第八个季度，还实现了近4%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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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私人企业投资方面，看起来更令人恐慌、甚至死亡人数更多的新冠疫情危机比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要小呢？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两次危机的成因不同。
具体来说，2008年是因为美国房地产所带来的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海啸，是对产业的结构性冲击。而新冠疫情引发的金融恐慌，更多来源于非经济因素，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旅行停滞和人口流动减少，产业结构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破坏。
更为直观的理解是，2008年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对经济的上下游都造成了损害。次贷危机带来的泡沫破灭，使得上游投资者资产蒸发，企业资金断链；同时也让下游消费者的存款与房产化为乌有，打击消费。新冠疫情则在社会停摆之后，造成了美国近半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失业危机，但随着疫情的相对控制和群众情绪逐步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慢慢开始恢复。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没钱花”的危机，而新冠疫情是社会停摆导致人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花钱。同样是失业和消费低迷，金融危机自上而下的打击和新冠疫情自下而上的传导，对后续投资恢复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其次是新冠疫情在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
疫情中远程办公和数字化成为了企业的常态。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数据，相比疫情前，去年美国企业对电脑的投资增加了17%。英特尔因此还在今年年初宣布，它将为两家芯片工厂投入至少200亿美金。
英特尔预计在俄亥俄州投资的芯片工厂
除此以外，疫情暴发后，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美国的本土电商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在2020年6月份的销售额同比飙升了40%。因此新雇用了17.5万名员工，还增加了对仓库空间的投入。
而在抗击疫情时，对各种药物、疫苗和医疗设备的研发投入，更得到了迅猛地增加。这类在短时间内就得到政府和科研机构全力支持的投资，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缺失的。
另外，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也为美国政府应对新冠危机提供了经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惊觉，原来在石油危机后建立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仍旧不堪一击。在某种程度上，2008年金融危机为美国乃至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倒逼世界各国完善金融风控和社会补助方案。特别是当年还未直接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也从中意识到了高杠杆的风险。
这使得日后新冠疫情在造成金融恐慌时，政府机构不再束手无策。2021年3月，拜登政府就通过了全面疫情救助计划。这一计划涵盖了从个人到企业方方面面的补助，计划中仅用于企业救助的资金就达250亿美元，此外还有72.5亿美元将用于雇员薪资保护。这也使得新冠疫情中，美国私人企业投资并未出现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样的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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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企业投资的回暖，是经济走出低谷的先声。今年1月，世界银行曾给出过乐观的预测：到202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可以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当然，新冠疫情对美国私人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小，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对全社会的影响更小。回到中国的情况，今年二季度，中国抗疫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在于随着欧美日本的逐步放开及香港的“群体免疫”，国内的动态清零政策还将持续多久，或者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由于目前公共讨论机制的缺失，新政策或许会带有突发性，最终以急转弯的形式落地。企业和个人，必须要为此做好足够的心理和资金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公共政策选择路径，将导致不同的危机演进方向，从而影响一国经济和国民生活。
参考文章：
1. Why the impressive pace of investment growth looks likely to endure. The Economist.
音频策划 | 丁博洋
音频运营 | 常秀娟 | 主编 | 郑媛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