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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迫开启了现代化之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已经一百年，但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是中国社会迫切渴求的两味良药。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图为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
1920年，享誉全球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讲学一年。
1920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列强林立、国弱民穷，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兼容并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罗素不会意识到，这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
9月，罗素抵达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存续发展的问题：
古老的中国文化如何面对现代的西方文明？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有之，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墨守成规亦有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声音也始终没有断绝。
主张但有不同，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轴的这一问题意识却高度一致。
工业教育
哲学家、文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观察，也以这个时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核心。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开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
在当时，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摒弃西方中心论，罗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
与同样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一样，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科学缺失的遗憾：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
罗素来华讲学时期由语言学家、哲学家赵元任任其翻译
罗素的《中国问题》是写给西方看的，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罗素字里行间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面对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神秘大国，西方的未来怎样？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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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罗素几乎不通中文，所以他对中国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理解，对陈子昂、白居易诗歌精神的认识，都来自于部分中国人的翻译和更多的西方汉学家的蹩脚的翻译。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林语堂、辜鸿铭等人的译介，中国所能展示给世界的依然很少。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看到罗素笔下引用的中文材料也极其稀少。引用较多的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两本书：
李文彬的《中国历史纲要》、程锡庚的《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文献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
今天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可以参考的资料已经是浩如烟海，而当年这些二手、三手材料及罗素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存在着诸多隔阂是必然的。
街头编辫子
比如和韦伯一样，罗素也把儒家界定为宗教，并且将其与基督教相提并论，却没有认识到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对中国真正的意义乃在于“建制化”。
但是罗素凭借他超凡的智慧，毅然超越同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个“少年中国”要实现文化更新，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国富民强。
所以他说未来中国必须建立有序的政府、发达的工业和智性的教育。而且不论相比于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罗素都更加明白一个事实：
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他说：“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
这种见识是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所以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京张铁路修成时修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左侧为工程技术人员，右侧是铁路工人
他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独立、统一、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理论放到中国，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实现完全的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中国人、造福全世界。
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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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回首百年中国的奋斗史，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个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崛起，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并且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给出了中国自己的方案。
所以我们才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让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超过一百年前的强邻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速度”——这速度与高峰时期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毫不逊色，在体量上却不可同日而语。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是给与而不是掠夺的。
我们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是靠着对亚非拉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战争杀戮而来。但是中国文明的崛起，却始终是和平互惠的，是与世界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崛起的，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合理利益。
相反，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例证。
在世界政治经济风云突变的今天，我们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应该感谢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善意的观察，也应当超越他的观察。
1968年，罗素和第四任夫人艾迪斯与赵元任（第二排右）合影
当前的中国，从内而言，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整体性结构性问题，有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等局部性问题；对外而言，有美国虎视眈眈，中美关系在紧张与缓和的交替中变数未定。
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古老的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明，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又应当如何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全球的发展有机结合、互惠共利？
这些问题有待于中国人和一切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善意和关怀的人去认识和解决。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跳出西方中心论，摒弃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真正认识中国，讲述现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
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我相信，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
本文选自《中国问题》序二《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
西方哲学家百年前确切预言
呼唤东方古国的崛起
21世纪全新译文图景版
《中国问题》
[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
定价：68.0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8
1920年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讲学近十个月后，罗素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此版配了55张中国19世纪前后的社会人文图片，均由当时的外国来华人士拍摄，展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译文由专业资深译者重新研究翻译，译文在准确性、流畅性上均有很大提升。
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博闻强识，其外祖父曾任英国首相，自然而然，罗素对中国的见识看法要比西方人甚至中国普通读者更为细腻深刻。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北京讲学一年，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学术上发生精彩的碰撞，随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罗素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代表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社会重建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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