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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观察·素质教育行业的2019》
自去年7月份，“双减”政策落地以后，教培老师转型、再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各地政府也对此十分重视。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对教培机构从业人员再就业的问题，提出了多方意见。台盟中央也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校外教培机构人员再就业的提案》，建议积极引导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帮助缓解培训机构转型阵痛，并注意防止教培机构一窝蜂地转向某一领域等。
除此之外，“双减”后，由于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的任务，不少一线教师在岗时间明显延长，其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两会召开后，多位代表委员也重点关注了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并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不少保障教师编制的建议。
适当放宽学历和年龄等方面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今年重点关注了“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从业人员再就业的问题，建议针对社会人员招聘教师和公务员招录方面，放宽条件，尤其是在学历、年龄和从业经历方面减少限制。
张颐武表示，“双减”政策，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是对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有重要的作用，但也给传统教育培训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教培企业和从业人员众多，教培机构转型和从业人员再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
张颐武认为，适当放宽公招社招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以往的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社会招聘，是社会各种类型人才招聘的风向标，但这两类招录对应征人员的条件要求很高，尤其在学历、年龄和从业经历方面进行了多方面限制。如果适当放宽公招社招条件，必能起到引导社会转变就业思想，减少社会焦虑的作用。”
因此，他建议针对社会人员招聘教师和公务员招录方面，可以要求学历方面适当放宽，年龄放宽到40周岁，在工龄等方面对于以往的工作经历予以一些适当照顾。
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带动教培人员再就业
日前，台盟中央官网公布了《台盟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目录》，共计24篇，其中包括《关于进一步推动校外教培机构人员再就业的提案》。
台盟中央在提案中介绍，教培人员面临的一是转岗就业问题。据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摸底数据显示，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拥有海外留学背景，学历背景和综合素质较高。此前教育服务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不菲的薪酬，而此类从业者转岗后对薪资及职业发展的预期也相对较高。加之教培行业知识技能较为专门，对口岗位容量相对有限。如何盘活智力，帮助他们更好转岗就业，成为当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劳动者权益存在被侵害风险。个别校外培训机构钻法律空子，忽视劳动者权益，强制裁减员工。部分机构仅以政策为由裁撤业务部门、强制裁减员工，且未给出缓冲时间。部分校外教培机构还推出各类擦边球产品，如私房课、上门教学等，地点隐匿于居民区、小餐厅、地下室之中，躲避追查和处罚。这些情况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教育，也会损害从业者的劳动者权益，甚至会带来安全隐患。
为此，台盟中央建议：
1.整合多方力量，以多元服务带动就业。建议充分发挥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的政策服务支持、就业服务保障和协调联动作用，联合民办教育协会、行业协会和社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构建信息覆盖广、社会接受度高、专业性强的多元就业服务矩阵，助力教培人员顺利再就业。可建立教培从业人员信息台账，摸清行业人员底数，明确需求，分类引导再就业。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公益求职课程和讲座，开展教培人员专场招聘会等，提供更加精准、精细的公共就业服务，有力促进其再就业进程。同时，注重发掘社区和公立学校的人员需求岗位，放宽公招社招在年龄方面的限制，为教培机构人员转岗提供更多机会。
2.整合现有资源，以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在政策实施中，要强调稳步推进，积极引导教培行业转型升级，帮助缓解培训机构转型阵痛，并注意防止教培机构一窝蜂地转向某一领域。鼓励教培机构围绕“双减”进行教育科技开发并为校内提供技术支持，尤其是助力教学资源落后地区，促进教育均衡，同时吸纳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目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在校外培训机构得到广泛使用，教育场景中的应用等领域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探索成果。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教培机构将业务从面向学生转向面向学校，从服务校外转向服务校内，带动就业。同时，引导教培机构积极发展素质类课程与成人职业教育等，持续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使教培机构真正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益力量。
3.整合多种渠道，保障教培人员合法权益。建议有步骤、针对性地对学科类校外培训头部机构开展摸底排查，动态监测用工风险。组建工作专班，并明确相关机构，专门负责对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深入解读和解释，保护校外教培机构员工的劳动者权益，有力避免不合规定的任意裁员、打法律擦边球的非正规经验等情况出现。同时，加强对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的工作督导，促进其与教培机构的沟通交流及信息的透明化，进一步减少信息传递之中的理解阻滞，持续保障教培人员合法权益。
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调研时发现，由于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的任务，“双减”后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教师开展教科研等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教师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
朱永新建议，一是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加强教师培训。建议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提高中小学师生比，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同时，针对“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在职教师开展针对性的培训。
二是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充分考虑课后服务的管理、人员成本，在确定家庭的合理分担比例的基础上，核算不同类型课后服务的成本，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课后服务的经费充足，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
三是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为了更好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并充分利用好社会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建议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杨善竑认为，长期以来，幼儿园的编制没有单列，没有出台幼儿园教职工的编制标准，导致幼教师资队伍的编制严重不足。“不少公办幼儿园不得不大量聘请非在编幼儿教师，同一公办园中的教师往往有两种身份、两种待遇，同工不同酬问题突出，有的地方非在编教师收入甚至不及在编教师的一半，严重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并且导致幼儿教师无序流动。”
为此，杨善竑提出建议：国家层面研究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提高幼儿园教职工待遇保障；明确幼儿园为独立法人单位。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也认为，当前学前教育发展遇到的教师编制及待遇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力度增大，普惠性幼儿园数量急剧增加，但教师编制严重不足。以浙江省为例，幼儿园教师在编率仅为25%左右。同时，目前各地因事业编制名额紧缺，大多采用劳动合同制，这一政策对目前在读的学前教育专业高校学生的就业心态产生较大影响。有调查显示，对于学历较高的学生来说，编制是他们选择从事幼师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此，韩平建议，机构编制部门应充分考虑学前教育发展需要，对公办园教师单列编制，保障公办园教师事业编制配备。根据国家编制核定标准，每年为各公办园核定一次编制，逐步提高幼儿园教职工的编制数量。通过事业编制有效调剂，统筹区域内现有编制存量，适当向幼儿园教师倾斜，填补幼儿园教师编制缺口。
除此之外，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石门县雁池乡苏市完小校长王怀军建议，加大对县域特殊教育学校的资金投入，逐步增加县域特校教师的编制数量。
他在调研中发现，县域特殊教育学校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教师编制数量严重不足、配套设施尚待完善等。王怀军建议，加大对县域特殊教育学校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的配套设施，让残疾适龄儿童少年实现“应入尽入”。逐步增加县域特校教师的编制数量，加强特校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特校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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