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稳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去年提出来的是“慎重撤县设区”。从“慎重”变为“严控”，可见国家层面对撤县设区有了收紧之意。
这意味着什么？
01靠扩张实现城市发展的方法不再可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城市的发展无不例外走上了“扩张发展”的路径。有的靠外延，直接合并周边地市，做大本城市体量；有的含蓄扩张，通过撤县建市或撤县设区的方式，实现主城区的扩张。
前者最典型的就是合肥、成都、西安、长春和济南。
合肥将原地级市巢湖市一分为三，分别并入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合肥的城市面积由此达到了11445平方公里，真正是“肥了”；
成都是将原资阳市代管的县级市简阳市拿了过来，成为了拥有12区3县5个县级市的超大城市；
西安是在2017年成功代管国家级西咸新区，这其中绝大部分面积是地级市咸阳的“地盘”，由此，西安城市面积达到了10097平方公里，西安也在当年第一次实现了GDP破万亿。
济南则是在原莱芜市基础上，设立莱芜区，扩张城市面积1739平方公里，GDP凭空增长了641.6亿元（2020年数据）。
长春则是将原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市公主岭拿了过来。
很显然，这种城市扩张方式，就像是变魔术一般，“凭空”就能实现城市面积、人口、GDP总量的翻倍增长。这也是城市扩张的原始冲动。
除了上述这些城市，近些年诸如“深圳并东莞、惠州，武汉并鄂州，宁波并舟山”等说法也不绝于耳。
后者的典型案例则要多得多。
根据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全国撤县设区案例140多例。在北上广深等大型城市里，“无县”时代成为了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
一二线大城市热衷于撤县设区，三四线城市则热衷于撤县设市。
现如今，国家层面已经给出了清晰的信号，无论是外延式还是含蓄式的城市扩张方法都不可行了。
02西安的超大都市梦想还能不能实现？
事实上，收紧撤县建市设区从2020年已经开始有了转向。
主要原因是疫情所暴露出来的巨大问题。城市在“盲目”扩张前期，对于新扩张的区域“疏于”建设和管理。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口流动管理，因扩张地盘步入超大城市序列的地方，往往出现人口管理两极化。一方面老城区人口密集，动辄千万级的人口流动，管理精力不够；另一方面是新扩张区域“地广人稀”，无暇顾及。
在这种背景下，让人不得不怀疑城市快速扩张所带来的短板问题。
其实，在我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就是扩张发展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强省会”模式。这种模式到底好不好，优不优？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今年开始，强省会模式的发展优势将逐步被淡化。
再说回现实，严控撤县设区对于中东西部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东部大型城市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城市扩张的“原始积累”，但是西部城市却还处于“正在扩张”阶段。
所以，论影响最大的恐怕莫过于西北区域。在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西安了。
西安自从升格为国家中心城市，全面代管国家级西咸新区以来，发展步入了真正的快车道。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城市发展空间和产业升级。
而且，西安这些年也一直在心心念念推进都市圈建设，力求实现西咸一体化、西渭融合、西铜同城化，打造关天经济区的超大城市群。
如今，这种“宏大”的发展规划势必会受到影响。当然了，此路不通，还有他路。城市扩张行不通，自然还有其他方面补救。
一是发展城市副中心。
限制大城市的无序扩张，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城市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试想一下，当人口、资源、产业无节制地涌向大城市，那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就堪忧了。
所以，将大城市周边符合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副中心，也是一条可行的办法。甚至，也可以扩大一些，以省为单位，发展省域副中心。比如四川的绵阳、宜宾，湖北的襄阳、宜昌，陕西的宝鸡、榆林，广西的柳州、桂林等。
二是推进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在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大城市群、大都市圈内，县域经济其实很具有竞争力，一方面能够享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另一方面作为卫星城市或产业转移地，既有吸引力又有发展潜力。
这一点在2021年初的人民日报文章《正确认识撤县设区》中得到印证。文章指出：
撤县设区是为了更好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应当看到，撤县设区后形成的“无县”城市几乎都是区域经济中心或重要节点城市，并未泛化到中小城市。
可见在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内的“撤县设区”仍旧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