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他，坐在华尔街宽大的办公室里，考虑的是如何让有钱人变得更有钱；后来的他，奔波在偏僻的乡村小道，操心的是受困孩子的读书吃饭。
当年的他，年薪百万，年纪轻轻就已是金融界前途无量的银行副总裁；后来的他，全年无休，不挣分文，是千千万万个孩子口中的“杜爸爸”。
他就是杜聪，原本是名校学霸、金融才俊，年薪高达百万，却因为慈悲和大爱，放弃自己的梦想，改写了3万个孩子的命运。
杜聪，1968年出生于香港，初中毕业后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的旧金山读高中。不过，杜聪一个黄皮肤亚裔，初到美国学校便受到了种族歧视者的偏见。
但杜聪用优异的成绩做出了最有力的还击，他向所有老师和同学证明了优秀从来不是由肤色决定的。
高中毕业后，杜聪进入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取得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前往哈佛大学深造，攻读硕士学位。
1991年，从哈佛毕业的杜聪来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找到了工作。1995年，年仅27岁的杜聪被瑞士一家银行派往香港担任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两年后，他成了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此时的杜聪不过才29岁，却已身居要职，年薪百万，不但每天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有时出差银行还会为他派出私人飞机。
当年的杜聪，可谓金钱、地位、名誉样样都有了，工作中、生活里打交道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社会名流。
人生走到这样的高度，大部分人不是拿着钱花天酒地，就是置办豪车豪宅，但杜聪却没有，他反而在工作之余热衷起公益事业。
1998年，他创立了智行基金会，专门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公益活动。那么多公益事项，为何杜聪偏偏对艾滋病这么关注呢？
原来，当初他随父母刚到旧金山时，正碰上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不久后就蔓延开了，而他们居住的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他熟悉的一位数学老师后来也是死于艾滋病。
这件事对杜聪的触动很大，于是此后他便一直很关注艾滋病领域。直到2000年左右，杜聪在北京遇到了一对艾滋病父子，经过一番交谈，他了解到这对父子来自河南一农村，因为贫穷，村里人都靠卖血为生，但不少人也因此染上了艾滋病。
这样的地方让杜聪深受触动，于是他决定去实地察看了解一番，而正是这次考察行动，改写了杜聪一生的命运轨迹。
杜聪来到河南走访了好几个村子后，他被眼前的情形深深震撼了。村里很多家庭的父母因为卖血双双感染了艾滋病，有的躺在床上痛苦挣扎，完全丧失了劳动力，有的则已经去世，只留下了年幼的儿女和风烛残年的老人孤苦相依。
患病的大人在等死，年幼的孩子无依无靠，可以说这里到处都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悲凉。
后来杜聪形容当时的感觉，就是走出村子的他即使在温暖的阳光下，心底也是彻骨的寒意。
回到香港后，杜聪脑海里总是一遍遍地闪现村子里看到的一切，甚至有好几次还被噩梦惊醒，而那些孩子茫然无助的眼神也一直让他揪心不已。
这些已经失去父母或是即将失去父母的孩子以后该怎么办，如果缺少关爱和教育，带着心理阴影长大的他们踏上社会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几天后，杜聪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辞去银行的职务，放弃百万年薪，全力投入到智行基金会的慈善工作中。
放弃高薪和大好前途，去到偏远农村和艾滋病人的孩子打交道，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劝他三思而行，说那么多孩子他根本救不过来。
但杜聪却和他们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很多搁浅的海星，有个孩子不停地捡起，然后再一个个抛向大海，有人不解地问，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海星，你根本捡不完，孩子却说他的一个举动也许决定了海星的一生，能救一个是一个。
杜聪说，他也想做个捡海星的人。所以后来，杜聪一直把他救助的孩子称为“小海星”。
不过就算他如此解释，母亲的反对声还是最强烈，她问杜聪，读哈佛难道是为了做一个义工吗？为什么不能一边工作一边做慈善呢？
杜聪回答母，那些孩子就像是长在地里的庄稼，需要有人及时去照顾，否则会慢慢枯萎，既然自己看见了，就不能不管。
尽管他作了很多解释，可周围还是一片反对惋惜声，甚至有亲友说他中邪了，但杜聪依然坚定地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决定。
从此，华尔街少了一个金融才俊，“小海星”们多了个“杜爸爸”。
杜聪进入村子后，便展开了对儿童的救助，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没简单地把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当作接受恩惠的弱势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处处呵护受助者的尊严和脆弱的心理。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大家争夺救治名额而相互斗穷比惨，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次救助杜聪并没有限定名额，而是声明只要是在此有户籍的艾滋家庭孩子都可以获得一份助学金。
就这样，第一年一共有127个孩子得到了救助，而救助这些孩子的钱全是杜聪自己的积蓄。
不过，光是解决这些孩子的读书问题还远远不够，他们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从小就看到过疾病、死亡带来的恐惧，因此他们比普通孩子更加脆弱敏感。
于是，杜聪又开始治愈起孩子的心理，他带着基金会的志愿者们挨家挨户地做家访，陪孩子们聊天，教他们唱歌、跳舞、画画，帮助他们化解负面情绪，找到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
慢慢地，杜聪的善行也带动了社会各界对艾滋病群体的关注，而杜聪也也变得更忙碌了，他不但要忙着解决孩子们的各种问题，还要接待那些来访的爱心人士，又要到处演讲筹集善款帮助更多的孩子。
基金会救助的这些孩子由于家庭贫穷，几乎没有人走出过出生的地方，杜聪就想方设法把孩子一个个送出去。
从2004年开始，在爱心企业的资助下，基金会每年暑假都会举办夏令营，从被救助的孩子中选出优秀者去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参观游玩。
从此，山区的很多孩子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吃到了肯德基、麦当劳，也第一次见到了游乐场……
山区孩子都吃不上，上不起学了，有钱就应该解决他们的温饱和读书，为何还要花钱让他们去游玩呢，这不是浪费吗？
其实，杜聪想做的慈善可不仅仅只是解决他们的温饱，送他们上学，他想要的是改变孩子的思维和认知，就像他说的，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到了这些快乐和美好，他们对未来才会有实实在在的目标，这比跟他们描绘一百遍都有效。
就这样，杜聪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山区无数孩子的命运。从第一期救助的127个孩子，到第二期的392个，第三期的600个……
数字在不断增加，救助的范围也从当初的艾滋孤儿扩展到了所有有困难的孩子，到目前为止，接受过杜聪和智行基金救助过的孩子已经多达3万名，他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杜爸爸”。
当然杜聪救助的孩子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中有很多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孩子并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对于这部分孩子，杜聪也为他们量身制定了不同的方案，他为他们联系了专业的技能学校，送他们学了一技之长傍身。
另外，他还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开办了“海上青烘培”培训学校，让有兴趣的孩子到这里学习烘焙，不少孩子经过培训后在大酒店里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最让他开心的是，有5个孩子因为表现出色，在比赛中获奖，得到了去法国学习深造的机会，而回国后的他们又回到了培训学校，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后来的学弟学妹们。
“一帮三，三帮九，希望大海星帮小海星”，这不仅是杜聪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基金会也确实做到了。
他一直都说智行基金不只是简单地给有经济困难的孩子送钱，而是要让所有被救助过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一个大家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温暖和依靠。
在他的感召下，不少孩子毕业后都回到了智行基金会工作，如今基金会里有一大半的工作人员都是曾经接受过他救助的孩子，还有很多正在读大学的孩子也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在基金会当义工，参加各种慈善义卖活动。
原本是杜聪一人的爱心之举，如今却成了一场爱心接力，这可比成为华尔街最厉害的一行家，还要让杜聪满意。
2018年12月，杜聪参加了行动者联盟2018公益盛典，荣获了年度十大公益人物的称号。
面对掌声和荣誉，杜聪却谦逊地表示，虽然自己帮助了孩子，但孩子们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和感动，做慈善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
是，做善事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他的人生却因为做善事多了一丝遗憾，由于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山里孩子身上，以至于他一直都没有娶妻生子。
不过他表示并不遗憾，甚至还自豪地说自己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和所有父亲一样，过去是操心他们读书生活的事，等到孩子们长大后，又要操心他们工作成家的事。
不过，他资助的孩子倒很有孝心，个个都把他当父亲一样对待，经常从各地回去看望他，学医的孩子会关注他的身体给他带药，不懂医学的孩子则时时对他嘘寒问暖。
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亲情呢？
如今的杜聪已经年过50，但他的慈善路却从未停止，反而更卖力地奔走在路上。其实，在慈善这条路上，杜聪从未有过任何含糊。
从他第一次踏入艾滋村到如今，不仅每年要花一大半时间走访帮扶各个村子的困难儿童，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到全国各地演讲筹集善款，这些年来他走遍了国内的100多个县，为救助孩子们耗尽了2亿余元。
有时候他会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过去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觉得忙，谁知现在是更忙了，不但全年无休，还分文不挣，虽然口袋里空空的，但看到有那么多孩子叫我“杜爸爸”，心里却比从前还满足。
除了做演讲筹措资金，杜聪还尝试实体店筹措资金。早几年，智行基金就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面包房，以基金会在内地的第一次救助行动命名为“Village 127”，店里每天售卖面包咖啡的营收最终都用到了公益事业。
杜聪说，面包房是基金会的一个成功案例，把捐赠者转变为服务者，获取更长远的慈善资源，是现在他和基金会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未来的方向。
当年，被他捡起的“小海星”都长大了，他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变的是他仍然是海滩上那个不停捡起海星，扔回大海的人。
罗曼．罗兰曾说：有的人觉得能够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一种快乐。
这样的快乐，是杜聪一直在追求和坚持的。
大爱是人类最高贵的灵魂，不但能渡人之苦，更能渡人之心，燎原起星星点点的爱火照亮更多人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