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造反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最终做不成大事。对此，毛主席曾进行了引申，“这实际上说客气了，三十年也做不成。”为什么呢？他认为秀才身上有两个“弱点”，是不利于造反成功的，“第一，光说不干，说完就完；第二，一个瞧不起一个，永远团结不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
客观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能更多是一种“经验之谈”，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不过单说陈独秀的例子，他身上确实具有“秀才”的弱点，他本来就是一个书生， 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一个学问深厚的教授，一个令人尊敬的前辈，但却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选学妖孽”到康党，从康党到乱党，从乱党到共产党，后来又转为“托派”，至死又承认自己是终身反对派。
陈独秀的一生，其实是考学—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的一生，这样的“悲剧”源于他的多重身份——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究竟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陈独秀？下面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
书生气质
什么是书生？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里，对“书生”有一段比较隐晦的解释：“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杰出的文学家，这段文字是他1935年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后，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个书生式的革命家，“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这段临终前的自白，既道出了瞿秋白的内心感受，也道出了一个书生式革命家的最终归宿，或许，陈独秀也是这样的人，一个书生式的革命家。
首先，陈独秀的书生气是从何而来的呢？从他的家庭教育和他的成长经历而来。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富户家庭，他的祖父曾是一个秀才，脾气古怪但学问很深，他的父亲也曾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生，他的叔父也曾中过举人，做过知府，官运亨通，他的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但颇有眼界，会教育子女“不准看不起穷人，不准骂叫花子”，他的哥哥同样也颇有学问，在祖父去世后，陈独秀便由他的哥哥在家里教他读书。
在这样书香浓厚的家庭环境中出生和成长，陈独秀难免会受到耳濡目染，对读书做学问颇有兴趣，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并且取得了比祖辈更出色的成就。
他在17岁的时候，就一举中了秀才，而且是秀才里的第一名，让原本在安庆就已经十分有名的陈家，更加名望四方，当时到陈家说媒的人，几乎踏破门槛，最后陈独秀娶了安庆大统领高登科的女儿。
后来，即便是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陈独秀依然没有放弃过做学问，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而且尤其醉心于其中最深奥难通，甚至被称为“绝学”的音韵学和古文字学，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1913年倒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亡命上海，撰写了他人生中第一部相关著作《字义类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隐居上海，从事小学研究；1932年被捕入狱后，他在监狱里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语言文字学著作和文章；1938年避难在四川江津，他又花了4年，撰写了20多万字的《小学识字教本》，当时他已经穷得连稿纸都买不起，但对于做学问，始终没有放弃过。
再者说，当年陈独秀之所以能横空出世，担任著名的北大文科学长，不仅是因为《新青年》的爆红，还因为他有实打实的做学问的本事。蔡元培、沈尹默、高一涵等名流，一致认为陈独秀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水平，甚至不低于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所以才敢力排众议，将陈独秀推到了那么高的位置上。
不论是自身的家庭教育，还是后来的成长经历，陈独秀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知识分子”或“传统士大夫”的一面。
他一方面好学深思，独立进取，敢说敢写，重情重义，但另一方面又叛逆自傲，传统古板，“虎气”有余，“猴气”不足（毛主席曾评价自己：“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所谓虎气，指的是坚持原则的斗争性；所谓猴气，指的是执行原则的灵活性。）
这种极度矛盾的书生气质，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虽然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始终没有摆脱这种特性。
陈独秀书法
书生式革命家
陈独秀率真、直接、冲动，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所向披靡，但到了大革命时期，就体现出了不利的一面。
比如在针对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陈独秀表现出了性格中叛逆自傲、优柔寡断的一面。他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导致党失去自我，但后来却突然改变主意了，据当时的人回忆，部分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马林，为了营救陈独秀出狱，曾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这让陈独秀非常感动，因而对马林产生了额外的好感，最终欣然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此外，陈独秀身上的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对革命的理解，更多是基于书斋式的研究，而缺乏更真切的实践体验。毛主席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运动。”
也许在这方面，陈独秀就有着不同的理解。1925年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很多时候是坐在书房里，拿着一支笔、一叠纸，进行文章式的革命，打笔仗，而与此不同，毛主席是在井冈山上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你死我活的战斗。这种对革命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着对革命未来的判断。
再者说1937年出狱后，毛主席给陈独秀提了三个条件，希望他对以前的错误做一个书面检讨便可以重回党内，但陈独秀坚决不接受，不是不愿意回党，而是不愿做书面检讨，这种骨子里的倔强和守旧，让他宁愿清贫度过晚年，也没有接受来自党的帮助。
当然这种倔强和执拗，并不仅是针对党内，而是对任何人都是如此。1904年3月末，陈独秀一个人来到安徽芜湖，与好友汪孟邹创办《安徽俗话报》，据汪孟邹回忆，当时陈独秀就背着包袱，打着把雨伞，来到了芜湖，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罢平淡地说：“就吃两顿稀粥好。”之后在客厅写下了“推倒一时豪杰，扩拓顽固心胸”的对联，丝毫不在意所谓的清苦。
1938年隐居四川后，他常常入不敷出，有人曾亲眼看到：“他们院里堆了一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和破椅子，生活很苦”，但陈独秀仍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蒋介石给他汇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都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一方面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但另一方面又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荡不羁，这是陈独秀身上的特性，也是绝大多数书生式革命家的特性。
当面对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时，他保持傲骨，不失气节，但当他面对真的关心他的人时，他仍然坚持己见，丝毫不怕得罪人，待人坦坦荡荡。
瞿秋白曾对他的秘书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郑超麟也说：“我认为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有时他拍桌子骂人，但从不在背后暗算人。”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行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论何时何地，保持独立的思考，保持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这是陈独秀身上所具有的特殊一面。
终身反对派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把感情真实外放表现出来的人，书生，革命家，也许都不是他最真实、最本质的身份，他最本质的身份，就像他自己晚年承认的，是一个“终身反对派”。
他一生都在反对，早年反清、反袁、反孔教，后来反北洋、反国民党，出狱后更是公开宣称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一生的政治思想，从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再从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后期又转为托洛茨基主义，晚年似乎又回到民主主义。
这看似是在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否定自身，其实就是陈独秀身上“终身反对派”的最突出体现之一，他通过这种否定，来追求人生的不断进取。
他说：“相信进化无穷期。”这种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反对，是造成陈独秀一生曲折，思想复杂多变的重要原因。
或许，与书生和革命家比起来，终身反对派也许是更接近陈独秀的一重身份。
有人曾说：“思想家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和思考的恶劣条件，思索的艰苦卓绝，矢志不渝形成强烈反差，苦难与美交相辉映，由此衬托出思想者的人格；二是思想成果的开创性和生产性，即它在思想学术坐标上的位置，对于解决当代问题的贡献和启发性。”
或许，终身致力于“反对”的陈独秀，也具有着这样的思想家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