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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电动门徐徐关上，我就算从看守所来到了监狱。
一名十七八岁的武警战士让我和老兰、长春三个人打开行李卷，抱着脑袋站在墙边，开始了例行检查。衣服、裤子、短袖、衬衣，除了囚服，凡是社会人穿的衣服统统挑了出来，然后用剪刀一件件剪烂，扔在一边。
检查完毕，一位中年狱警领着我们穿过一个宽大的操场，来到一栋大楼门前，门前木凳上坐着一个穿黄马甲的老年人。
狱警对穿黄马甲的老人说：“这是丹卅看守所送来的，人就交给你们了。"
黄马甲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安排好。"然后对我们三个说：“跟我来。"
我们抱着行李，随着黄马甲走进大铁门。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一侧是狱警办公区，穿浅蓝色警服的狱警们一个个神色严肃，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三个新犯；走廊另一侧，是一个宽大的不锈钢栅栏门，门上挂了两个黑底白字的牌子，一个写着“入监组”，一个写着“严管组”。
“入监组”我知道，在看守所时就常听老犯们讲：每个新犯进监狱都要经历入监组的磨练，犯人们的监规监纪、行为规范、内务整理都要在这里学习。凡是达不到要求的，轻则罚站，重则挨揍。
老兰是“二进宫”，他说他曾亲眼看见一个新犯背诵《弟子规》时忘记了其中几句，考核他的管教二话没说，一把将电警棍插到他嘴里，刹那间，满嘴是血。因此听到“入监组”三个字，我多少有点害怕。
一名穿灰色夏装囚服的胖子打开栅栏门，命令我们进去。他将我们领到一个号舍门前，让我们三个趴在墙上，用手在我们身上自上而下地摸了一遍，然后说：“我是积委会主任何铁成，负责入监组新犯培训工作。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入监组的一员，一切行动听从安排。我这人脾气不太好，你们就给我规矩点，免得我动手动脚。”然后，让我们三个站在门前，听候安排。
这时侯，又送来几个新犯。胖子何铁成如法炮制，履行了检查程序。不知怎么回事，一个新犯的脸上挨了重重一记耳光，何铁成骂道：“胆子不小，竟然把打火机藏在裤裆里，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违禁品，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那个新犯捂着脸颊，一声不吭。“念你是新犯，这次饶了你，下次再犯，可别怪我不客气！”何铁成说完，背着胳膊走进了宿舍。
随着重重的声响，不锈钢栅栏门再次打开。两个狱警押着一名戴手铐的犯人走了进来，那名犯人不停地挣扎着、吼叫着，不愿进去。
“老实点！”一名狱警在他的背上重重地砸了几拳，然后打开“严管组”的门，一把将他推了进去，然后“咣”地一声锁上了门。
那犯人趴在严管组的铁门上，大声吼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不一会儿，两名狱警拖着一副脚镣走了进来，打开“严管组”的铁门，给那名犯人砸上了脚镣。
起先，那犯人还大声喊叫，随后就没了声音，只能听到脚镣哗啦哗啦的声响。
2
我分在二号监室，跟长春分在一起。
号长姓田，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谢顶老犯，犯人们称他“田哥”。他是贩毒进来的，十几年前，他从缅甸带了五十克海洛因入境，在云南边境被武警战士查了出来，因为涉毒量太大，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他总共减刑三年，余刑还有十个月，明年年初就该出狱了。
“开饭了开饭了，都给我站好，不许说话。”田哥走进号子，大声嚷嚷。号子里总共十个人，都是新犯，一个个非常温顺，规规矩矩站在两旁架子床前。
何铁城逐个号子清查了人数，然后按号子打饭。
今天主食是大米饭，菜是猪肉饨粉条。监狱的伙食比看守所好多了，每周两次大肉米饭，平时是宽面条、馒头、玉米稀饭，菜是凉拌莲花白、凉拌洋葱、凉拌豆芽，偶尔从混面条里能够发现一两块软豆腐。
何铁诚负责打菜，田哥负责打饭。站在我前边的是一号监舍的老犯，不仅米饭打得满，而且碗里的肉也特别的多。我是新饭，只捞到一勺米饭，半勺菜，说是肉菜，其实只是半碗炒芹菜，一块骨头孤零零地摆在碗里，显得特别刺眼。
尽管饭菜不多，但能填饱肚子。晚上再也不用饿得趴在水龙头上喝凉水了。
初来乍到，日用品特别紧缺。小到牙膏牙刷，大到囚服囚鞋，都要花钱买。我们刚到监狱，什么东西都没有，每人只领了一身夏装囚服、两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塑料小凳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从看守所来监狱时，老犯们说什么东西都不用带，日用品监狱全发，结果我把牙缸、牙刷、毛巾、被褥都送了别人。
到了这里才知道，这是一个物质为王的世界，犯人们很现实，缺什么用品，好办，拿东西来换。
监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月犯人可购买一次货物。但购货是有规定的，不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比如，你想买烟，对不起，一个监舍十个人，只给你三条烟的指标，每人平均仅三盒。像我们这些烟鬼，三盒烟连四天都混不出去；再比如，你想买一条皮带，对不起，那是违禁品，有钱也不卖给你。没有裤带，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们是新犯，个人账号还没有办下来，即使家属给你上帐，也没地方打款。第一个月我们自然没法买货。
这时侯，多亏六监区两个老乡，他们知道入监组有家乡的人，一个给我送了一条烟，一个给我送了一身囚服。我一下子成了新犯中的“富裕户”，特别是香烟，让我的身价倍增，新犯们立马对我客气起来。
3
在监狱里，香烟是紧俏商品。为了吸烟，曾经有人用三十多元的道口烧鸡换了一盒五元钱的硬猴香烟，足见香烟的身价是何等珍贵。现在，这条上百元的磨砂猴香烟就在我手里，而怎样开发利用这条香烟的价值，发挥它的最大效益，是当前摆在我面前最迫切的问题，为此我整整想了一夜。
第二天，我就果断做出决定：两包香烟送给何铁成，两包香烟孝敬田哥，入监组这段日子还要靠他们照顾；然后，我又用一包香烟从一个新犯手里换了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一桶牙膏、一根牙刷，暂时解决了我的洗漱用品问题。接下来，我就用剩余的五包香烟开始了公关和交际。
按监狱规定，新犯每天放风四次，早上两次，下午两次，每次十分钟，其余时间集中坐在号舍里背诵监规口诀。
说是放风，其实是放烟。有香烟的新犯兴高采烈地躲在卫生间里吞云吐雾，没香烟的新犯上完厕所匆匆回到号舍。
我手上有五包香烟，自然底气十足。抢劫犯小周五大三粗，跟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哪天用得着；诈骗犯小刘能说会道，跟何铁成关系不错，值得亲近；至于老兰和长春是跟我一块来的，当然也要让他们沾点光。就这样，五包香烟连抽带散，扛了半个多月，眼看马上就要“断粮”，就在这时候，长春的老乡给他送了一条软延安，长春塞给我两包，我欣喜若狂：这才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了这两包烟，加上我省吃俭用，总算将入监组培训头一个月最艰难的日子度过去了。
在入监组的一个月，我收获很大。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监狱，过去是靠人混，现在是靠钱混。钱是什么？钱就是香烟，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香烟就是通用的人民币，甚至比人民币还好使。要想混得好，就要想办法赚钱！想办法搞烟！
4
入监组一个月培训结束了，我被分配到四监区，与我同时下队的还有刘长春，老兰年龄大了，去了老残队。
四监区的业务主要是生产各式皮鞋，这种皮鞋是人造革做的，质量很差。据说出口到美国，五美元一双，很受欢迎，美国人把它当做一次性消费品，反正价格不高，穿坏了立马丢掉，然后买一双新的。但是，我发誓这种鞋我这辈子是不会穿的。
在监狱，只要不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犯人逃跑事件，生产任务就是头等大事。监狱的活一般是从专业厂子承包的，干活的是犯人，加工费特别低，因此不少厂子喜欢与监狱合作，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厂方与监狱又各有各的小算盘，厂方要质量，监区要数量，一个生产小组十几个人，每人一道工序，每天要完成六百双雪地靴生产任务。
为了赶任务，产品质量自然无法保证。厂方技术员因质量问题时常与犯人发生冲突。一次，二工组鞋子质量出了问题，被厂方女技术员发现，于是双方吵了起来。二工组组长杜鹏波兼积委会副主任，自恃有监区"大拿"一把手监区长的支持，根本没把厂方技术员放在眼里。用手指着女技术员的鼻子骂道：“臭婆娘，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会找我们二工组的麻烦，一工组质量有问题从没见你说过。”
“你骂谁是臭婆娘？”女技术员平日就好逞强，这会儿自然不甘示弱。
“我就骂你怎么样，臭婆娘！臭婆娘！”杜鹏波一连骂了技术员几句。
这时侯，女技术员的脸色明显变了，恰好她手上拿了把钢尺，她二话没说，举起钢尺，狠狠向杜鹏波的脑门上摔去。顿时，杜鹏波满脸是血，倒在地上。二工组的犯人们看到组长为了大家的利益让技术员打了，不知谁喊了声“打——”，十几个犯人冲上去，围住女技术员，拳打脚踢，打耳光、扯头发、吐唾沫。那天是王管教、李警官值班，他们在值班室监控里看到车间打斗的场面，立即赶了出来，两人举着警棍好不容易将犯人驱散，然后派人将受伤的女技术员和杜鹏波送到了监狱医防站。因为是群体性事件，加上事出有因，监区没处理一个犯人。
不过，那位女技术员后来调离了四监区；杜鹏波也让王管教叫到值班室，屁股上挨了十警棍。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5
在监狱，监狱长叫“大拿”，号长叫“头块子”，普通犯人叫“毛驴子”。这里鱼龙混珠，等级森严，犯人也分等级。一等犯人是监区任命的积委会主任和生产小组组长，他们可以代行狱警的一部分权力，比如考勤、加分、分配香烟。他们既可以照顾你，也可以找你麻烦，这些人你都不能得罪。犯人们背地里叫他们“二干部”；二等犯人是家庭富裕，帐上钱多的。每个月购货时可以多买几条香烟，多买几袋烧鸡或几包火腿，每次回见后都能够吃上家里订购的亲情餐，每顿饭可以多摆几道肉菜。这种人一般身边都跟着一两个小弟帮忙干活，是不折不扣的监狱土豪；三等犯人就是我们这些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穷光蛋，只有低声下气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做人，没黑没明地干活，没准还得当“出气筒”，代人受过。
当时我女儿正在上大学，家里经济负担较重，只有妻子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每月妻子既要承担女儿的生活费，又要承担我在狱中的开支，经济压力不小。怎样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做到自食其力，或者从三等犯人升为二等犯人，是时不时从我脑子里冒出的问题。
老犯们告诉我，监狱是半个社会，只要动脑子，干什么都来钱，一些老犯除了自给自足外，出狱时还能给家里带回万儿八千元。
他们说，以前四监区的业务是给美容美发店模具扎头发，模具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当时监狱管理很松，给模具扎头发成了一些老犯们的生财之道。
进过监狱的人都知道，成绩对于长刑犯人十分重要，只要攒够1200分成绩，就可以减刑一年。于是，一些不需要成绩的短刑犯就打起了卖产值的主意，把每天加工的模具卖给那些长刑犯，然后换回自己需要的香烟或食品。他们私下里交易，一个成品模具可以卖到20元。手快的老犯一天扎10个模具，可以赚200元钱。
刚来的新犯手慢，完不成监区生产任务，只好买产值交任务。那时候，每天收工时总能看到几个犯人铐在楼梯栏杆上，愁眉苦脸，原因是没有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一位新犯完不成任务，只能罚站，除了吃饭睡觉，每天就站在值班室和号子门前。一个礼拜下来，这名新犯顶不住了，只好掏钱买产值。
而另一方面，卖产值的老犯们的日子却越过越滋润，依靠卖模具，有吃有喝有烟抽。最令人眼热的是车间打扫卫生的老犯张师，打扫了一年卫生，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开支，还交清了两万元罚款。他的生财之道是打扫卫生时在车间里捡头发，或者从垃圾堆里找头发，将它卖给那些需要头发的犯人。
一克头发卖5毛钱，一两头发卖50元，一个月可以收入好几千元。当然，犯人们不会用现款结账，而是用香烟抵债，老张最多一个月挣了20条“兰白”香烟，成了四监区的“首富”。
当然，现在监狱管理紧了，加上减刑政策发生了变化，你辛辛苦苦挣够1200分成绩，减刑幅度最长不超过九个月。如果有罚款，罚款缴纳没过半，只能减刑四五个月。因此，买成绩减刑也就没多大意义了，卖产值这门生意慢慢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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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监狱除了卖产值，还有几门生意比较火爆。
在监狱香烟是硬通货，是通行的人民币。香烟紧缺时，曾经一条60元的“红金龙”卖到100元，一条110的“磨沙猴”卖到200元，利润高达50%以上。于是，有人开始做起了香烟生意。月初监区购香烟时拼命从别人手里收购香烟，到月底香烟断货时加价销售。心轻的人一条香烟加15元利息，心重的人那就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但是，有烟没火也不行，在这里，价值一元的打火机可以卖到10元。我们号子的老犯周小龙，就是专做香烟生意的，现在不用家里上帐，已经做到了财务自由。生活水平一点不比土豪们差。
方便面是监狱里的第二种紧俏商品。由于监狱伙食差，油水轻，干活累，大部分犯人不得不靠方便面充饥。一包“华丰”牌三鲜方便面，原价一元，在这里可以卖到两元甚至三元，就这价格有时候还没货。
除此之外，还有人专门倒卖茶叶。茶叶通过狱警带回监狱，一斤100元的茶叶可以卖到300元。
当然，租书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如果你手头有几套言情、玄幻或穿越小说，恭喜你，你每月都有稳定收入了。因为监狱里的书太少了，按照这里的行情，一本书租金是5元，期限三天，到时候不还，租金另算。
如果你既没钱又没东西，好办，只要你有力气，照样可以赚钱。比如，在同监室代人值日，每天拖地、提尿桶、摆放牙膏牙刷，一次三天，可得报酬15元；每月帮人上下提暖水瓶，可得报酬30元；帮人洗被罩，每件2元；帮人洗衣服，夏装每件2元，冬装每件6元。月底用实物结帐。
四监区生意做得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彭海峰，一个叫李峰。彭海峰犯的是贪污罪，他曾经是一家国营电子设备厂的老总，贪污公款10万元判了七年半；李峰犯的是抢劫罪，入狱前在少林寺学过武功，跟一群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抢了一车从贵卅运往陕西的茅台酒，判了15年。
彭海峰在监狱里有门路，什么生意都做，犯人需要任何东西他都能想办法搞到。许多紧俏商品，比如木耳、黄花、粉丝、花生米这些监区购货时没有的商品，他都能通过关系带回来，但价格贵得令人咂舌，这些商品每件加价40%，要不要随你。
与彭海峰相比，李峰只能算得上一个摆地摊的。他的生意打的是时间差，月初监区统一购货时，各种商品多买一点，然后月底断货时加价销售。不要小看这小打小闹，几年来李峰靠这种小本生意已经能够养活自己，许多老犯都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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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注定不是做生意的料，不会说狠话，不会做狠事。做生意别说赚钱，最后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是将一箱三十元的酸奶借给六号监室的新犯余军，双方言明，利息是50%，也就是15元钱，月底还本付息。结果三个月过去了，别说利息，连本钱都没还上。
余军今年十八岁，犯的是寻衅滋事罪。他十五岁就出来混社会。有一次在酒吧唱歌，结账时他说服务员算错了，给他多算了300元钱。为此，跟几个小哥们砸了酒吧，打伤了老伴。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了他一年六个月。他父亲大前年出车祸不在了，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卧床不起。
他入狱大半年了，没有人给他上一分钱的帐。但他又非常好面子，别人有的他要有，别人没有的他也要有，香烟、酸奶、烧鸡、火腿一样都没落下。没有钱，就举债过日子，听说他已经欠了3000多元的外债。讨债的几乎踢断了六号监舍的门坎，他只好借新债还旧债，但是对我的外债却绝口不提，大概觉得我这人好说话。
老犯们告诉我：做生意要看对象，你必须摸清对方的底细，才敢给他放账。对那种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即使给你再高的利息也不要跟他打交道。
但是，长春找我借东西我不能不给，他毕竟跟我一起进监狱，一起下四队。
长春姓刘，老家在东北。五年前，他在网上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陕西人，而他是吉林人，当时他在长春市一家民营保险公司工作，跟女朋友确定关系后，他就毫不犹豫辞掉了保险公司的工作，只身来到西安。女朋友是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售楼部经理，将他介绍到了房地产公司财务部工作。当时公司资金紧张，需要筹集资金做房产运营，公司推出了面向社会、高息集资的办法，年回报率高达30%。长春一到财务部，就负责这项工作，几年来，仅他经手的集资款就高达2000多万元。后来，集资款到期，公司无力偿还，老板卷款跑了路。于是，长春便跟几个财务人员进来了。给他定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判了八年。
按说长春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拿的是高工资；母亲是退休教师，待遇还可以，女朋友又在西安工作，长春在狱中的花销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长春说，父母每月给他汇款1000元(监狱规定，每个犯人每月帐面只许保留1000元，超过这个数目就进不了帐)，监狱财务室收到汇款单，要攒够一定数目才去银行取款，因此他的上帐时间总是要比别人慢一个月。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当月的吃喝用品就没有着落，只好找我借。好在他每次借得不多，一包烟、两卷纸、三袋方便面或者两根火腿。他说：“记在账上，下月还你，外加10%的利息。”
但东西太多，时间长了，我都说不清他都拿了些什么货，最后干脆懒得动笔去记，记得多少算多少。
第二个月，长春又来拿了些商品，他说：“老段，不好意思，这个月有点紧张，下月还你。”话都说到这份上，我还有什么说的。
第三个月，长春又来借东西，见我不高兴借，就说：“这样吧，冬天到了，我给你搞一身棉衣，就算顶账，你看咋样？”监狱不发囚服棉衣，我正好需要一身棉衣，于是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又借给长春几包方便面。过了几天，长春给我抱了身又旧又脏的棉衣，就算跟我货款两清了。但这件棉衣连本钱都不够，更别说利息。
从此，我发誓再不跟人打经济交道了，做生意赚钱根本就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有规规距距用妻子给我的钱过我的小日子。
好在我的刑期不长，余刑只有十个月。刑期一满，我逃也似地走出了监狱，这辈子我再也不想来这里了。
随着监狱的大门在我背后渐渐变小，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以后，我会好好珍惜自己的自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