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新华网、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单位，推出“杭州文物轻科普”系列短视频，选取良渚、吴越国、南宋、明朝等历史文物元素，采用年轻化、时尚化的图片动画形式，在海内外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杭州传统文化。
良渚人的“日记”
故事先从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说起。从公元前3200多年开始，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良渚文化因为各式各样的玉器和字符闻名于世。也正是在那时，良渚人开始用长句“写日记”，并把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等都刻在了陶罐和玉石上。
这件余杭南湖出土的良渚时期陶罐上，有多达12个刻画符号。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对陶罐上的符号做出了释读，认为是“朱旗践石，网虎石封”八个字，记录了一次人捕虎的经历，并称此陶罐为“前所未见的珍品”。
良渚时期的建筑字符就是象形文字的典型，房屋的样子被刻画得栩栩如生。除了房屋，日常生活中犁地用的农具、上到飞鸟，下到水游鱼乌龟，猪狗家畜甚至鳄鱼都有其对应的符号。在所有象形符号中，良渚人尤其钟爱鸟。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发现一些象形符号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飞鸟纹的身子丰圆，尾尖短而上翘，有的展伸着翅翼。这些饰于有着特殊用途的玉器上的飞鸟纹，也许寄寓有藉此沟通天神的含义。
这是一件迄今为止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拥有神徽最多的良渚玉琮，被誉为“琮王”。分两节，以转角为中轴琢刻 8 组简化神人兽面像，上部为简化神人，仅表现眼和嘴，下部为鸟·兽·鸟的组合，兽面简化为眼、山形眼梁、鼻和嘴，两侧鸟首顶格朝外。
得益于良渚人民写日记的习惯，他们所发明的字符和符号，为后来汉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它虽不能说就是中国文字的前身，但具备了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原始文字的存在。这一大批材料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尚无成体系符号的认识。也让千年之后的我们，感受到了良渚文明的神秘。
吴越国的“祈愿塔”
时光流转，历史的转瞬就是千年。时间快进到公元978年，那时的杭州属于地处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吴越国国力强盛，有与宋抗衡之资。但吴越国王钱镠之孙钱俶却做了一次伟大的放弃——取消吴越王位，遵循王祖钱镠“善事中原，维护一统”的家训，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受大的损失，避免生灵涂炭，将所率国土悉数献给宋朝，尊赵氏为帝。
如此为民谋福、深明大义的举动，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先河。当时，长江以南，唯独吴越国治下百姓免于燐青骨白之苦，其庇斯民甚厚。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纳土归宋。
钱俶遵循先祖的遗训，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在关键时刻，秉承“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为民之心做出这一决定。钱俶的爷爷钱镠，一生以善治国，还留下了“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之大礼”的遗训。更教育后人要有：“无我之境界、为民之情怀”。
钱镠出身行伍，因为战功被封吴越王建都杭州，虽是习武之人，但他却非常注重礼教。其中留给后人的《钱氏家训》更是一篇无价的宝典，是钱家先祖钱镠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
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据，内容涵盖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思想行为做了全面的规范和教诲。千百年来，钱氏族人始终以家训为行为准则，践行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训言。
《钱氏家训》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吴越国时期，杭州大兴寺塔，雷峰塔、阿育王塔、保俶塔、白塔等都出自于此时期。吴越国的一座座“祈愿塔”融合了建筑技艺和佛教文化，表达了君王和百姓对于和平稳定的希冀和祈祷。吴越国继唐开宋，是战乱时代的一重要原因片净土，奠定了杭州富庶繁华的基础，这也是后来南宋王朝选择定都杭州的重要原因。
宋人的“摩登生活”
宋代的雅致，让我们先从宋代女子的服饰和妆容说起。服装上，姑娘们偏爱饱和度低的色系，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莫兰迪色系。她们的化妆风格，则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裸妆。底妆后，在额头、鼻梁、下巴三处涂白，被称为“三白妆”，类似现在的高光。
时尚女性热衷的咬唇妆，在宋代就已出现。那时的咬唇妆，在唇中间抹上一抹，上下晕染。
宋人特别爱簪花，男子也一样。到了南宋，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男子簪花更是成了全民时尚潮流。
在宋代，食物的美味度比之前提高了几个等级。这里面的“秘密武器”就是“煎炒烹炸”各类烹饪技术兴起。宋代之前，常用的烹饪方式只有烤、蒸和水煮。吃货热衷的火腿、红烧肉、涮火锅、刺身（宋人称“脍”）、爆米花、定胜糕等美食，都能在宋代找到它们的踪迹。
宋代满足了吃货以及宅男宅女们对于古代生活的幻想。餐饮业竞争激烈，商家们为了争夺客源，开始提供“上门服务”，没错，就是外卖的初始版本！
午饭过后，休闲娱乐才是正确打开方式。作为当时的商业中心，临安城内的娱乐活动中心——瓦舍，多达二十几座，有“健身中心”、“插花赏茶中心”等，活动表演极尽丰富。
夜幕降临，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开始了。在宋代以前，“夜生活”还是奢侈品，历朝历代实行宵禁制度，只有元宵灯会等特殊时期会有所放开。直至宋代，宵禁被解除，城中彻夜灯火通明，笙歌不停，一派“不夜城”的景象。
令人惊讶的是，九百多年前的南宋人民，和现代人一样，竟然也爱撸猫！南宋之前，猫还只能“捕鼠田间以饱腹”。南宋开始，猫的“地位”迅速提升，成功跃居萌宠一族。其中被铲屎官们引以为知己的撸猫“第一人”大诗人陆游就写了不少关于猫的篇章。
那时的临安城，甚至出现了宠物市场，猫窝、猫粮一应俱全，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猫经济”了。这就是宋人的“摩登生活”，在今天的杭州，依旧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
明朝出口的“爆款”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丝绸是杭州的名片，千年来一直在大宗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富足与繁华。
杭州有着适合桑树的生长和桑蚕的繁殖的土壤和气候。杭州丝绸中的“杭罗织造技艺”几经变革，仍保留了手工生产流程。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中的重要代表性项目，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杭州丝绸历史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南宋开始，杭州丝绸产业迅速发展，在明代迎来了“巅峰”时代。在明朝，统治者设立了专门的官府织造机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在浙江的各官织造机构，又以杭州制造局为首。
嘉靖经纶堂记残碑的碑记，就记录了当时的杭州织染局：建筑十分壮观，有200多间房，包括厅、存放供料的库房、提调房、织房等，其中织造机房最多，主要织造御用袍服，比如出土的这件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是龙袍中最为华贵的精品。
一时间，杭嘉湖地区形成了“桑麻两岸三州接，财赋江南亦壮哉”的盛况。一些丝绸生产者成为商人或者资本家，雇佣其他手工业者，开始了丝绸的“规模化”生产。各地商人纷纷前来采购生丝或丝绸，民营绸庄的规模和销量远超官营。
郑和七次下西洋期间，大量杭州丝绸作为“礼物”和贸易品，跟随着郑和的脚步广泛传播，名声大噪。东南亚各国对丝绸的赞誉和需求也因此暴涨。
明朝中后期，贸易逐渐放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使杭州的丝织品和织造技艺传播到世界更远的角落。比如万历年间，杭州商人将细绢、杭罗销到日本，一些人也因此定居日本，在日本生产和传授纹纱等丝织技术。
如今，杭州丝绸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旧延续着“世界丝绸看中国，中国丝绸看杭州”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