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除言辞贫乏的表面现象，他们究竟在吵啥？反战是不是傻逼，我觉得要看谁反战最牛逼。
美国的反战史要从美国建国后的第一次重大战争——南北战争说起，这也是人类社会首次采用现代化武器、装备，造成大规模死伤的战争。
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民主党人在外衣上佩戴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蝮蛇”，鼓动民众不在乎谁输谁赢，只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
反战的民主党人以一切理由攻击林肯政府：战事失利，伤亡巨大，政府债务，军需腐败等等。他们宣传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奴自由；而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跑到北方来，跟白人抢工作。
共和党人林肯于1862年8月发布征兵令，以义务兵取代了志愿兵，第二年经过国会通过，使征兵合法化。征兵法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地引起了工人、农民的反征兵暴动。
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不想去，有两条出路：一是缴纳三百美元；二是花钱雇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按逃兵被枪毙。
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号， 纽约市的民众攻击征兵办公室，暴动迅速蔓延，持续了三天。暴民不仅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被他们抓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也被杀死。暴动平息时，已经有一千人死去。
“铜头蝮蛇”头领之一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伐兰狄甘（Clement Laird Vallandigham）稍早些时候因为违反了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林肯总统下令将伐兰狄甘驱逐到给敌方的南军部队。这被做为林肯维护美国的言论自由的佳话，载于美国历史中。1864年，随着北军战事转为上风，反战势力逐渐瓦解。
战后，伐兰狄甘重操律师旧业，1871年，在辩护一桩酒吧骚乱枪击案时，他向陪审团演示将一把手枪放回腰间，忘了枪已经上膛，不慎当场把自己打死。
第一次世界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惨烈战争，当时在欧洲不仅有很多年轻人当逃兵反战，在巴黎、维也纳的艺术家文青也是反战主流。不过在美国，1917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和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则赋予了美国当局权利，关闭宣传反战的报纸和监禁持反战观点的个人。
一战开始之初，美国并未介入，而是持中立态度。直到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才对德国宣战，介入欧洲战场。从20世纪初，美国就一直担心德国入侵，直到1917年3月德国外相向墨西哥提议组成军事联盟对抗美国的《齐默尔曼电报》被截获，并向美国民众公开，才促成了美国参战。
当美国参战时，反战和反征兵情绪十分强烈。许多公民认为，美国参战的目的不是“保障民主在世界上的安全”，而是保护富人的投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此异议没有丝毫的耐心。他警告说，对国家的不忠“必须被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并且不忠是“一个没有辩论余地的话题”。他解释说，不忠的个人“已经牺牲了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利”。
在美国参战后不久，国会通过了1917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虽然这个法案大体上并不是针对异议，但激进的联邦公诉人和顺从的联邦法官很快将它变成了对煽动性言论的全面禁止。1917年11月，当时的司法部长托马斯·格雷戈里(Thomas Watt Gregory)在谈及战时异议人士时的一席话，使政府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宣称：“愿上帝给他们慈悲，因为这是他们从愤怒的人民和复仇的政府那里丝毫也不会得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2000多名反战和反征兵的异议人士提出了起诉，在当时歇斯底里的气氛下，大多数法官很快对那些被认为不忠的人士作出严惩判决——常常10到20年监禁，关于战争道义性的辩论均被压制。在1919-1920年的一系列裁决中，既有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如从纽约市下东区屋顶上抛撒反战传单的20岁的俄国犹太移民莫利·斯泰默 (Mollie Steimer)；也有知名人物，如曾在1912年获得近100万选票的左翼工人运动领袖、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主要国民都是欧洲人的后裔，在欧洲战争状态下，国民在情感上自然会偏袒战争中的一方。例如，德裔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肯定立场有所不同。在一战早期美国尚未介入阶段，出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致力于社会改革开放的威尔逊总统有效地推进了一系列提升农民、工人的地位，削弱垄断财团，促进社会公平交易的“进步主义”政策，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然而，介入战争必然会激化社会的冲突、限制公民的自由，凸显政府力量强大，这使得支持强力政府的进步主义者出现了分化，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威尔逊当局提出了批评，而威尔逊在战争状态下能凝聚共识的只有爱国主义。
1917年4月4日，美国国会的参战投票中，代表进步党的参议员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Fighting Bob" La Follette Sr. ）演讲道：“坚定地反对战争，未来会尊重你。”集体杀人不能确立人权。我们国家参加欧洲战争是对人类的背叛。最终，美国参议院以82票对6票投票支持参战，拉福莱特是六张反对票之一。美国媒体称拉福莱特的行为代表了德国的利益。美国群众认为拉福莱特是叛国者，实际上是在支持德国：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拉福利特支持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工业民主国家”。1919年，他谴责英美盟军介入对俄罗斯内战。
十年后，老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对所有这些人实行了特赦，恢复了他们全部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它在一战时期作出的所有裁决，认定在这个时期，每一个因为自己的不同政见而被监禁的人都是由于言论而受到惩罚，而他们的言论本应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
到二战初期，美国仍然有很多的反战运动支持者反对参与二战，主要是两种势力：一是受到英国影响的绥靖主义以及孤立主义者，二是受到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者，有意思的是，这两派又都是政治死敌。
英国的绥靖主义一方面耽于一战留下的战争创伤，不想再和希特勒对抗，甚至相信德国只是因为凡尔赛和约的极端压迫下的反弹，要回自己的应得利益，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憎恨，又希望利用希特勒来制约苏联发展。
直到欧战全面爆发的194年7月7日（德国入侵苏联一周后），还有美国公民在纽约街头扛着“美国人的美洲（A warning from the past: "America for Americans.）”， “为什么不和希特勒媾和（Why not peace with Hitler?）”，“希特勒都没打我们，为啥要打希特勒（Hitler has not attacked us, why attack Hitler?）” 的标语：
美国本土在二战初期还滋生除了反对介入欧洲战争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t）”，他们认为美国介入一战，损失了十多万美国青年就是一个错误。
30年代后期，无论是希特勒掌权，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升级，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远离国外冲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公民与交战国家进行贸易、向交战国家提供贷款或乘坐交战国家的船只旅行，以防止美国未来卷入外国战争。到了1940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征服了波兰、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英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对抗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大国。形势的紧迫性加剧了美国国内关于美国的利益究竟是留在场外更好，还是参与进来更好的辩论。
孤立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是外国之间的争端，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参与其中。他们声称，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建立自己的防御，避免对抗任何一方。中立、美国军队的力量以及对大西洋/太平洋的天然屏障，将在欧洲人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保证美国人的安全。像“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 ）”这样的孤立主义组织试图通过媒体、广播和群众集会来影响公众舆论，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和电台牧师查尔斯·考夫林神父是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发言人。
下图是1941年5月8日，“美国优先委员会”、“让美国远离战争”和“母亲十字军”等组织的女士们在芝加哥抗议来访的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英国的绥靖政策导致了苏联和德国的媾和。1939年8月23日，就在伦敦挑起波德战争爆发的前几天，在斯大林的见证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在二战之前，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支持苏联道路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在1936年至1939年期间的西班牙内战，由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纵队” （International Brigades）中讲英文的第十五国际纵队（又称林肯纵队）有数百名从美国、加拿大人，这些人回到美国后，在当时环境下，也坚决反对美国和德国作战。
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错误判断形势的日本主动袭击美国，美国对日本宣战，还没来得及对德国宣战，德国主动对美国宣战，这才给美国正式加入二战创造了条件。
二战后美国参加的战争，大规模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强的反战运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活动从美国的各个大学校园中开始发展开来，随着战争发展，象牙塔文艺青年的激进活动和当时美国社会上的民权运动交织起来，形成了美国“婴儿潮”时代的文化标志。1967年，反战活动人士成立了“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在60年代末至1972年间组织了几次大规模反战示威。许多越战老兵，包括前国务卿和前参议员约翰·克里，在返回美国后公开反对越南战争。
2003年初，在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前，“南方小鸡合唱团“（Dixie Chicks）主唱娜塔莉在伦敦一次演唱会时公开声称：“我們不想要這場戰爭、這種暴力行為，而且我們以美國總統來自德州（狄克西女子合唱團的家鄉）而感羞恥。”此番谈话激怒了德州人民，许多电台进行民意调查后，决定发动抵制。而民众的抗议电话更不断涌入，德州大城市达拉斯、休斯敦、首府奥斯汀许多乡村电台，纷纷决定抵制播放她们的作品。她们的演唱会票房狂泻，很多民众公开销毁她们专辑抗议，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娜塔莉公开发表了道歉声明：“以一个关心美国的公民而言，我向布什总统道歉，因为我的言论失礼，我相信任何人担任这个政府职务，都应受到最大的尊重。”此外，她还强调，身为一位母亲，她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家庭失去亲人，想用尽任何一个避免战争的办法。她爱她的国家，她爱美国。
一部关于她们的纪录片的主题词是：“言论自由很好，只要你不要在公共场合做！”
垒了这么多字，我只想说，要说几百年的反战经验，美国人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可是，美国人民的历史上的这些反战行动也“然并卵”了。我在想，如果这些反战人士全都达到了他们的反战诉求，美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由得像白岩松一样陷入了深深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