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开始了。
普京发表长文，认为乌克兰在历史上并非独立国家，他同时指责列宁在苏俄建国初期允许这些加盟共和国自决，从而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
如何评价普京的讲话，预测苏俄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纽约客》记者Isaac Chotiner访谈了哈佛大学俄罗斯及乌克兰史教授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长期恐惧根源，预测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反应，以及普京的讲话背后的俄乌两国历史恩怨。
问：我们如今所熟悉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答：这取决于你所说的身份是什么元素。如果你谈论的是语言，那将是非常原始的。就宗教成分的认同而言，这可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现代意义的最早出现乌克兰政体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乌克兰面临的问题是，它被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国瓜分。而且，在很早的时候，俄罗斯帝国就意识到了独立乌克兰语对帝国统一会构成威胁。因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将近四十年期间，禁止出版乌克兰语，基本上阻止了文学语言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中期，其他民族试图独立，有些也独立，乌克兰人也尝试了，但最终失败了。
问：为什么俄罗斯如此受到乌克兰身份的威胁，尤其是语言？这只是典型的帝国式的对少数民族或语言的不信任和厌恶吗？
答：俄罗斯人当时也研究欧洲状况，尤其是在法国，指向统一语言对于国家统一大有好处。所以这是全球性的现象。在如今也能引发共鸣，那就是大家都属于俄罗斯或斯拉夫民族，虽然族群不同，但同属于一个民族。这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模式，普京现在认同这个模式，他说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合法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势。
问：你最近写道，“苏联在1922-1923年间成立时，是一个伪联邦国家，而不是单一国家，正是为了容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最独立的共和国。”你能稍加解释吗？
答：布尔什维克承认---- 至少是形式上的承认---- 他们是不同共和国独立组成，从而控制了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而且，直到1922年，乌克兰还是一个经历短暂独立时期的国家。当1922年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署“苏德拉巴洛条约”时，乌克兰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俄罗斯的代表有权利为他们签署协议。他们激烈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斯大林的想法是，不同的共和国联合起来。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对此表示抗议，说他们应该建立一个“联盟国家”，列宁认同了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阵营，因为他的愿景是推动世界革命。
问：你能更全面地定义一个“联邦国家”吗？
答：在形式上，苏联各加盟国是平等的，从大俄罗斯到小爱沙尼亚，都是平等相待。当然强调各加盟国独立，原因是这些共和国誓言为独立而战，但是布尔什维克通过包容一些民族和文化的愿望，包括给予语言权利，接管了政权。
2020年8月24日，在基辅的退伍军人游行中，亲属们举着在乌克兰东部冲突中牺牲的乌克兰士兵的画像。
问：列宁去世和斯大林上台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列宁死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因为斯大林延续了列宁的政策。他发起了一场迎合乌克兰人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运动。格鲁吉亚人讲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人讲亚美尼亚语，但他们的想法是，只要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计划，就要迁就他们。
然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斯大林开始改变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正在逐渐复苏，在此之前，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和历史的倒退。但即便如此，尽管苏联并没有推动其他语言的发展，各加盟国本身也没有追求这些语言。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要求粮食。他们对乌克兰语提出需求。
在1932年的一项法令中，斯大林终止了在乌克兰以外、乌克兰人所在的地方教授乌克兰语，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他们基本上停止了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外的任何乌克兰语的教育或出版物。在乌克兰境内也出台了更严格控制乌克兰文化活动的政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潜在抬头。他们还追捕乌克兰共产党和文化机构的关键人物，其中至少有两人在1933年自杀身亡。这不仅仅是一场饥荒，而是一个更广泛的现象。种族灭绝概念之父拉斐尔 · 莱姆金(Raphael Lemkin)说，种族灭绝不仅仅是乌克兰的饥荒，而是对机构、语言和文化的更广泛的攻击。
问：回顾60年后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时我们看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你如何回顾1991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乌克兰独立后的最初几年？
答：那个时期与1917年至1918年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第一个时期，乌克兰民族和乌克兰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关于种族的，尽管乌克兰有许多少数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疑地看待乌克兰独立的想法。但是，到了1991年，民族的概念及其与语言和文化的联系发生了变化。乌克兰人现在更多地被想象成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公民国家。当时的大型工业城市都讲俄语，1991年12月，支持独立的人数超过九成。种族很重要，语言也很重要，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每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赞成独立。
问：除了乌西和乌东地区差别之外，语言差异在人群中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
答：历史上，乌克兰语是乡村的语言。二十世纪带来了现代化和城市化，农民通过俄语融入城市文化。因此，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把乌克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并且有乌克兰人的身份，尽管他们说俄语。
问：我可以想象，就大城市里的人们所说的语言而言，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一点逆转。
答：这是过去八年的发展。在此之前可能有过一些倡导运动，但这实际上是对战争的一种反应。战争从2014年开始。俄罗斯方面的论点是，我们是来把你们从文化和各种其他类型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而你们是说俄语的人，所以假设你们应该效忠于俄罗斯。而且，在许多大城市，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有意识地选择转向乌克兰语。对于那些在两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转换语言的门槛相当低。所以现在有一种转换语言的趋势，或者把自己和乌克兰语联系起来，把孩子送到乌克兰语学校。
问：如何看待普京本周的演讲？
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在普京的演讲中看到的是对苏联时代政策的反对，这很符合他的观点。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苏联，甚至是乌克兰的创立。甚至提出要回溯到革命前，对俄罗斯人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帝国主义的想法，俄罗斯民族，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最后两个群体没有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我们几乎回到了19世纪中叶，帝国官员试图阻碍乌克兰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问：这种俄罗斯帝国姿态，以及乌克兰身份只存在于其中的想法，是否会吸引大批乌克兰人，即使他们远非多数人？
答：当然，这个想法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半岛得到了认可。那里的人口大多数是俄罗斯族。它对顿巴斯地区的部分人口有吸引力，这个地区有着广为人知的苏联身份。那里的人们相信，是的，也许我们是乌克兰人，但是作为俄罗斯人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问：你是否感觉到，在俄罗斯国内，甚至在那些可能不喜欢普京的人当中，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沙文主义？还是你感觉到俄罗斯内部更多的分裂？
答：人们对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人，有很强烈认同。此后，普京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对于乌克兰的其他地区，我认为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从人们如何看待对方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距离，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拉大。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我的感觉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历史的叙述正在衰落。俄罗斯历史的开端是基辅。你去学校学习。所以这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现实远非如此，使得这个历史神话成为问题。
问：你似乎是在暗示，通过发动与乌克兰的战争，普京让自己的人民对把两国视为一个国家的想法不那么感兴趣。
答：是的，这是我的印象，而且俄罗斯的抵制也促成了这一点。如果普京继续谈论法西斯之类的东西，这无助于创造一种团结感。乌克兰独立广场的抗议者被俄罗斯的宣传描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这对兄弟情与统一的论述毫无帮助。
问：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或全部，你认为会有多大的阻力？你是否觉得即使乌克兰军队被正式击败也很难平息？
答：是的，这就是我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所在地区。普京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乌克兰西部。我想在乌克兰中部会有极强的抵抗。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是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得到加强，乌克兰人更多地与乌克兰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大批人不再认为，为自己国家拿起武器的想法是激进的。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将会战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做，但是我毫不怀疑会有抵抗。
问：你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处理冲突的方式有何看法？看看他是如何从试图平息恐慌走到去德国并谈论绥靖政策的，令人震惊。
答：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否认战争。我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确切基础是什么，但他与乌克兰社会是一致的，因为乌克兰人不想要战争，他们没有准备好战争，他们不想去考虑战争。人们满怀希望地认为，普京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他不敢做任何事情。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让人感觉这是真的。
Serhii Plokhy is the Mykhailo Hrushevsky Professor of Ukrainian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A leading authority on Eastern Europe, he has lived and taught in Ukrain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okhy is the author of ten books, including the award-winning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2015), which received the Lionel Gelber Prize, the Pushkin House Russian Book Prize and the Antonovych Ukrainian Book 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