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先秦文明都十分倾慕，诸子百家，畅所欲言，甚至三人成说，尽情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自从拜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结合着对《史记》“秦本纪”以及“秦始皇本纪”的理解，发现大秦可谓是先秦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纵览秦国历史，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励志奋斗史，其远祖为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后裔，曾为王族驾车养马，可以说是社会底层人物。后因周王室势衰，无法统御天下。是时，西陲犬戎作乱，周王室委嬴氏前往征伐，平定后邑之秦赢，是为秦国前身。后虽秦国逐渐强大，至秦穆公时使用百里奚、蹇叔等名臣一举称霸春秋，但秦国的真正崛起却要到秦孝公嬴渠梁任用商鞅变法开始。自秦孝公之后，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等六代君王，最终秦国横扫寰宇，一统天下。纵观历史，秦国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国力凝聚能力最强的一个时代，“开凿蜀道”、“修建都江堰”、“修建郑国渠”、“修筑万里长城”、“修建骊山皇陵”、“修建阿房宫”、“修筑中原直道（秦国高速公路）”等等，每一项工程即或今日，也是十分浩大的。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情况下，秦国创造了如此多的奇迹，只能说秦国真正实现了全国一心，众志成城。除了这些浩大的工程，还有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秦朝建立十余年，就能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以及统一法令等等等，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秦政的执行力之强，无人能比。而成就这一切的，就是秦国的制度，也就是秦法。
关于“秦法”，孙皓晖先生已经在《大秦帝国》一书中做了详尽的分析。孙老先生作为法学名家，其见解之独到、剖析之深入、总结之完整是吾辈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然经过孙老先生的介绍，让我在对秦法的了解之后，对制度管理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法以爱民”的立法思想。
《商君书》曾言：“法着，所以爱民也。”又言：“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是的，一个集体好的制度应该是为了保护和爱护人员和群众，而不是将其放置在人员的对立面去。制度的建立目的应该指导和规范人员的行为，从而起到让人员不违犯制度的“保护”作用。而不应该以与人员对立姿态来建立制度，这样极易造成所建之制度存在对立性，而失去了指导、规范“爱民”的初衷。秦法所以成功，则是因其是以商鞅的“法以爱民”的思想建立而来。虽然，至今没能发现完整的秦法内容，以证明其“如何爱民”，但是史书记载，秦国变法二年，秦人“大悦”可以从侧面体现出其“爱民性”。试想如果秦法不“爱民”，秦人何以“大悦”？
“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则。
这是秦法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环，《商君书》“画策”篇曾言：“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比明，令必行，则已矣！”的确如此，不论法令或制度如何先进，如何完美，如若没人去执行，则始终是一纸空文。所以制度管理的最重要一环就是执行。商鞅将“使法必行”看作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同时也点出了一个法家的千年思辨题目：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然而，怎样做到“使法必行”，其要诀就是在人。秦法之中，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同时对官员“不作为”予以最重的惩罚，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的达到立法目标。
“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理念。
商鞅建立的秦法，确立了两则最重要的执法理念：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两则执法理念体现出了秦法的公平。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是以全国范围，从平民到元勋均是按同一个法律执行，法外无刑也无情。而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则是体现了不“滥仁”的执法理念。因为经常法外施恩，容易导致法令崩塌，执行力度下降。在商鞅的秦法里，功是功，过是过，不会混为一谈，有功则赏，如“立木赏金”；有过则罚，如秦孝公太子赢驷杀人被流放，其太傅赢虔被处以劓刑。这样的秦法完全不同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不平等的等级歧视思想。秦法体现了法治的良恶本质，不在轻刑重刑，而在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所以在制度管理中，制度建立要爱民，制度执行也要公平，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如是而已。
“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君书》有言：“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种大行其法的普法思想完全区别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神秘法令思想。秦法的普法思想，是要法律公行天下，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秦法确立了两大原则：法典语言要民众能理解，反对晦涩难懂；建立“法官”制度，各级官府都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而且如果法官解答法律发生错误，则以其解释错误的法律条款相应的刑法来进行处置。由此，秦法可谓是深深植入了民众的心中。在一个集体的制度管理中，也应当如此，既然要规范指导人员的行为，那就必须让人员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如果一个制度以神秘的方式执行，而不公行天下，那又如何能起到规范指导人员的作用呢？所以制度的建立要明白易懂，宣贯要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建立起制度管理的基础，即人人知所避就。
秦国历经七代帝王一统天下并非偶然，做到这个壮举的，就是秦法。虽然现在考古尚未得到完整的秦法内容，然而秦法成就了大秦的一个个奇迹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自西汉之后，也许是受到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再加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碰撞，历代皆以为秦法酷烈而不“仁”。由此是否可以引申到制度管理也是一种“酷烈”？其实不是，“秦法酷烈”的问题孙皓晖先生已经在《大秦帝国》的结尾做了详尽的分析。而认识到的是：真正良好先进的制度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执行，而且会得到人员的拥护的。何以见得？仍以秦朝事件为例。
在秦末之时，遍地烽烟四起，秦朝大军在北震慑匈奴，国中无军。此时秦朝大将章邯出一奇策，而正是这一奇策为我们证明了秦法是如何的深入民心，民众是有多么的信服秦法。这一计策就是：从在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的七十万服刑之徒中，选取数十万精壮，给予秦军装备，组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刑徒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若果真如历代所说，秦法是“酷法”，那这么做就是把武器交给了被“酷法”处罚过后的刑徒们，那么会是什么结局大家都应该可以想象。然而，事实却是“刑徒军”拿起了武器，来维护这个曾经惩罚过他们的秦法。
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甚或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几曾有过以罪犯成军平乱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秦末，却发生了在七十万刑徒中遴选数十万人为基本构成，再加官府奴隶的子弟，从而建成了一支精锐大军的特异事件。且后来的事实是：章邯这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几乎与秦军主力相差无几，以致被项羽集团视为纯正的秦军，而在投降后残酷坑杀了二十万人。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法治基本现象：只有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被惩罚者的对立心态消除。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会里，罪犯并不必然因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下，他们可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维护这个重重惩罚了他们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具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的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坚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强大。法治尚且可以如此，制度管理又如何不能呢？
然而秦法如此之优秀，为何秦朝建立十四年而灭亡呢？这确实值得深思。大家都知道，秦朝灭亡是因为赵高乱了秦朝。但何以赵高一人之力则可灭了秦朝？一个很大弊端就是秦朝立法机构出了问题，以至于赵高轻易把控了立法机构，“指鹿为马”式的不计后果的修改法令，致使天下劳役繁重、民怨沸腾，最终烽烟四起。因而，制度管理中，制度的建立应该要有充分的论证，以确保其“爱民性”、“公平性”和“可行性”。这样形成的制度才会便于可以执行，又能得到人员拥护。
各位看官，你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