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夜行实录》，徐浪，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06年末那会儿，我在哈工大二校区打篮球时，认识了一人，球打的很好，但之前没见过。
有天我和他闲聊，问他原来都在哪儿打球。他说自己不是哈尔滨的：“我是佳木斯人，最近刚搬到哈尔滨”。我问他为什么搬家，他没说。
那会儿打球，一般都到晚上七八点，但这个佳木斯哥们特乖，每天三点多必走，问干什么去也不说。
哈工大二校区篮球场
有次我们玩儿的太嗨，这哥们忘了时间，发现时已经五点了——他求我帮忙，问我能不能开车送他到宣德街的70中，他很急。到了70中，他冲进学校找了一圈，又冲出来，到对面的网吧里，拎出一穿着校服的男孩，连踢带踹，站在路边就开始揍，下手特狠。
我冲上去拉住，说别打了，问这孩子是谁。这哥们说是他弟弟，我问是亲弟弟么，打这么狠，他说是。怕他再打人，我主动开车送他们回家。他们住在红旗大街附近，到地方时，小区大门口站了一中年妇女，这哥们和他弟弟一下车，那女人就冲上来，一人给了一嘴巴，然后开始对两个人拳打脚踢。
他弟弟一边躲一边喊：“妈，别打了”！
我坐在车里，非常怀疑这家人有暴力倾向——只不过是上了个网吧，至于打成这样么，而且连大儿子也打。我把这哥们拽上车，严肃的跟他聊，他妈是不是一直虐待他和他弟弟，是否有暴力倾向。
这哥们不想多说，我说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报警了，再这样下去，我怕你弟被打出心理问题。
他向我要了根烟点上，说你不懂：“我妈才有心理问题”。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知道佳木斯最近的杀人魔么，我说知道，听说专杀小孩。
他说对：“这人杀人，一般都在一个天麒网吧选目标，我弟不听话，经常去那网吧上网，有次差点被那人拐走。这事曝光后，我妈吓疯了，举家搬到哈尔滨，让我天天四点半准时接他回家”。
这哥们说的这件案子，当时在全东北都很轰动，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想过，会有专杀小孩的连环杀手。
当时佳木斯街头的寻人启事，他们还以为孩子是被人贩子拐走的
2006年2月27号下午，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朱鸿雁，把几位亲戚叫上门，商量怎么找到自己的儿子。十四岁的孙海（化名），昨天跟她大吵一架后夺门而出，到现在也没回来，这让朱鸿雁又急又气。
下午五点多，失踪两天的孙海终于回家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打开家门时，他身边还站了一个中年男人。亲戚们见孩子没事后，纷纷散去，朱鸿雁则一直在感谢送儿子回家的“恩人”。
但“恩人”看上去有点尴尬，说了句“孩子有点感冒，别忘了给他买点药吃”，便离开了朱鸿雁家。关上门后，朱鸿雁非常生气，她把孙海狠狠絮叨了一顿，但奇怪的是，昨天跟她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的儿子，面对她的絮叨，一句都没反驳，看起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她消了气，发现孙海的状态还是有点奇怪，才想起来，自己还没问儿子，不着家的这天，到底干嘛去了。
朱鸿雁一开口问，孙海嗷的一声，就扑到她怀里开始哭：“我被那个送我回来的男的领家去了，他把我给稀罕了，炕上还有四个死孩子……”
朱鸿雁不敢相信。她安慰着孙海，以为儿子只是被吓着了，在胡说八道。但孙海一遍遍的重复着，四个死孩子的事儿：“他们全被开膛破肚了……”
宫润伯家
陷入恐慌的朱鸿雁，第一个想到的，是赶紧搬家，然后给孙海办转学，让他远离这一切。但最后，一家人还是报了警。
2月28号，白启星在自己家附近转圈，不停注意着街上的行人。
这段时间他愁坏了：在他去七台河探亲时，十五岁的儿子白金龙失踪了，现在已经俩月了，什么信都没有。
他和媳妇儿试了各种方法，连当地的“出马仙”都找了几十个。这些人都告诉他，孩子没出佳木斯，就在他家的西北方向。
白启星按算命先生的指点，一路找过去，却什么也没找到。他当时的想法是，儿子沉迷于上网吧，一定是被网友拐走了。
和他一样想法的，是10岁男孩武抒田的家长，一个半月前，正在放寒假的武抒田，告诉妈妈“我去网吧玩一会儿”后，到现在还没回来。下午四点多，白启星看见，有个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正领着警察在附近转悠。围观的人告诉他，警察正在找一个专杀小孩的杀人犯。
白启星脑袋“嗡”一下子——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男孩带着警察，走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对——但他们终于在棚户区的一座民房停了下来。
白启星忽然想到，这儿正好是他家的西北方向，棚户区里住的很多都是外来居民，他跟媳妇儿在儿子失踪后，按照算命先生说的，在这片破破烂烂的地方挨家挨户找过，但一直在被人赶出去。
佳木斯的棚屋地区，住的一般是外来者或贫困户
让男孩停下脚步的民居，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楼前有一个面积不到6平米的院子。白启星和周围看热闹的居民一起，看着警察在院子前敲了一会儿门。在发现没人开门后，几个警察翻墙进了院——当院子大门打开时，他们运出了四具男孩的尸体。
目睹这一切的白启星心脏病发作，瘫倒在地。
当天下午，警察抓获了在天麒网吧上网的宫润伯。这件案子，让整个佳木斯陷入了恐慌，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近几个月，街边的电线杆上，全是不同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这些寻人启事还造成了一条谣言，说有一伙外地人拐卖孩子打黑工。
但没人想到，事实比谣言还可怕。第二天是开学日，早上刚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们，中午全聚集在了学校大门口，等着立刻带孩子回家：听说宫润伯案的他们，不敢让孩子处在自己的视线外。
而这件案件的细节，也在口口相传中变得十分魔幻：有人表示，自己亲眼看见警察从屋子里拎出了一袋孩子穿的小鞋，一共28双，所以死在宫润伯手下的孩子至少有28个；有人说宫润伯之前就在屋子旁边挖过两米深的大坑，那里面不知道埋着多少孩子……
而这时在殡仪馆，几个受害的家庭，正在辨认尸体——工作人员将尸体清洗了好几遍，白启星夫妇才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白金龙：四个男孩已变得干枯、焦黑，被开膛破肚、割去了眼睛和生殖器，用空洞漆黑的眼窝对着他们。
有位家长，直到警方让他辨认从宫润伯屋里翻出的一堆衣物，他才通过一个自己亲手刺绣的内裤，确认孩子已经遇害。
宫润伯租住的院子
被捕那天，宫润伯的母亲正急匆匆往他家赶，结果碰见的却是警察——那天她原来的同事，说要给宫润伯介绍个对象，她亲自看过眼后觉得满意的很，想着赶快撮合俩人认识。
宫润伯出事前，他妈一直在为他结婚的事着急上火：1973年生的宫润伯已经34岁，而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
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1990年，16岁的宫润伯没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工作。
半年后他受了次工伤——由于腿受伤，他被调入相对轻松的工具车间，成为学徒工。
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但刚拿到这份证书，他就被下岗了，不久后，他的父母也下岗回家。一家人艰难度日。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俩人青梅竹马，从小就在一起，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母亲强烈反对，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了家门。
宫润伯的初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直到宫润伯被捕后，他回忆起这段不如意的恋情时，仍然耿耿于怀。
佳木斯拖拉机厂
半年后，有人介绍了一个宜兰农村的姑娘给他。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家庭殷实的姑娘，并不嫌弃下岗的宫润伯，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
但就在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家里出了事，加上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他选择结束这段感情。
同年夏天，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润伯碰到了一个叫贾汪（化名）的姑娘。
两人互生好感，一起看完录像后，宫润伯将姑娘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宫润伯刚满23岁，第二天一早，宫润伯带贾汪一起出去玩时，被姑娘的家人看到了——这时宫润伯才知道，这个叫贾汪的姑娘，其实是个未满14周岁的小女孩。
贾汪的家人报了警，宫润伯被指控奸淫幼女，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宫润伯当年的辩护人，至今还记得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他完全没做好坐牢的准备。
2003年，宫润伯刑满释放，同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但在当时，这个罪不仅让宫润伯入狱，在监狱里，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监狱里是有鄙视链的：暴力犯罪者，是这个小社会的金字塔尖，其次是经济犯罪和偷窃抢劫。性犯罪者，则是金字塔的底层，最被人看不上。
作为“奸淫幼女”的罪犯，宫润伯刚入狱不久，就被同监的几名犯人强奸：在宫润伯看来，被男人强奸，对他的打击比下岗、分手、判刑什么的大多了——他试图割腕自杀。
被抢救回来后，宫润伯他妈曾去监狱医院探望他，说宫润伯“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
随着监狱里不断有新人进来，宫润伯不再是地位最低、被强奸的那个人。在狱友的怂恿下，他开始强奸新来的犯人——事后有专家分析，这一个转变，可能让宫润伯心理产生了扭曲，成为他出狱后的犯罪动因。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三年后的11月1日，他出狱了。
宫润伯在这儿被关了七年
这时宫润伯他妈已经改嫁，他在继父家呆了三个月后，因为被继父嫌弃“做事不利落”，她妈帮他租了个棚户区小房间，宫润伯搬了出去。
在狱中时，宫润伯一直把那个导致他入狱的十四岁女孩，幻想成自己的真爱，想着出狱后找到她，俩人重归于好。
但他按照8年前女孩的住址找过去时，发现他们已经全家搬走，不知去向。
这事给了宫润伯致命一击——根据幸存男孩孙海的回忆，那晚在宫润伯家，四个男孩腐烂的尸体旁，宫润伯在炕上搂着他，跟他聊起自己的“人生”时，眼泪鼻涕一大把：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小孩儿，结果媳妇儿背叛了他，带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这个“婚姻失败者”形象，可能是宫润伯幻想中，自己人设的一部分——在被捕后，不下十次的审问中，宫润伯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哈工大毕业生。
有记者采访了很多宫润伯的前同事，都说不知道这事。
宫润伯他妈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他妈说当然没有，假如他真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出狱后找不着“真爱”的宫润伯，整天无所事事，给人打工没多久就辞职，开烧烤店卖羊肉串又被卷进斗殴中，被人打得“头肿得跟个冬瓜一样”。
他开始彻底自暴自弃，除了偶尔打零工赚点零花钱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出租屋附近的天麒网吧，上网打《传奇》。这个时候，宫润伯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一方面，“爱”和性的无处发泄让他接近崩溃。另一方面，“被欺压的失败者”这个身份让他觉得脆弱和绝望。
我当年也玩过传奇
在被捕以后，面对自己的辩护律师，他说“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
2005年2月，宫润伯开始了自己的犯罪之路，在天麒网吧把一个叫张力（化名）的十二岁男孩骗回了家。
在强奸完后，他威胁男孩不准告诉家长也不许报警，然后放男孩走了——男孩没有报警。
在宫润伯的连环作案中，他留下了五个活口，包括文章一开始讲的，那个叫孙海的男孩在内，有五个男孩在被他性侵后，放回了家。
没人知道，宫润伯是如何选择杀谁不杀谁的。
他第一个杀死的孩子，叫王胜利，是受害者中唯一的女童。
2005年3月16日下午，出门买馒头的宫润伯，在路上碰上了放学往家走的王胜利。他叫住王胜利，对小姑娘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希望她帮忙开一下屋子的门。九岁的小姑娘毫不犹豫地上了他的二层楼。
等她一进屋，宫润伯就反锁上了房门。小姑娘问他：“叔叔，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疑问和随之而来的喊叫，让宫润伯十分紧张，他为了不让她再出声，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另一只手拿起锤子，对着王胜利的脑袋凿了下去——王胜利果然不出声了。
当他把王胜利裤子褪到一半，用上衣遮住她脑袋时，他才发现小姑娘已经没气了。他愣了一下，还是对小姑娘进行了奸尸。
事后，他将王胜利分尸，并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用家里的炉子一点点烧掉了王胜利的尸体，并把碎渣扔到了四个地方：天麒网吧的厕所、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旁边的公厕、群众艺术馆的厕所里。
处理小姑娘的衣服时有点麻烦：王胜利遇害时刚开春，身上还穿着奶奶缝的棉裤。宫润伯试图把棉裤剪碎烧掉，但因为棉裤太厚，剪着费劲，他就留下了一条棉裤腿——这条灰色布面、有一条淡绿色背带的奶奶牌棉裤腿，成了王胜利家人确认孩子遇害的唯一证据。
东北的老人，总喜欢给晚辈穿上厚厚的棉裤
第一次杀人让宫润伯十分恐慌，在看到大街小巷的寻人启事后，为了“迷惑警方”，他写了一封信，扔到王胜利爷爷家的院内：“王胜利在我这里，请准备钱，以万为单位，送到防洪纪念塔（注：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面朝江面站好，左臂戴黑纱，钱用黑色塑料袋装着放在脚下……”
王胜利的家人因为这封信，一路赶到哈尔滨，照着他说的做了——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防洪纪念塔
在王胜利“失踪” 这段时间，家长找当地报纸发了篇报道，希望找到见过王胜利的人。
报纸发布当天中午，警察带着警犬，叼着王胜利的一只拖鞋，跑到了离王家仅一百米左右的宫润伯租住的院子里，警察也跟了进去。
当时，宫润伯的女房东正在院子里造白酒，面对一帮警察，她觉得警察是以“找孩子” 为名来找她造假酒的茬，把警察们全都骂了出去。
第二个被杀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2005年10月份，宫润伯在群众艺术馆看录像时，注意到了这个十四岁少年。
少年是七台河人，半年多前扒着火车，从七台河流浪到佳木斯。宫润伯告诉少年，自己是做游戏代练的，可以带着他一起赚钱，给地方住给饭吃，少年便跟他回了家。
流浪少年“闯荡江湖”的经验，让他在面对宫润伯的威胁时，极度顺从。
他给宫润伯下跪，叫他“干爹”，甚至主动到炕上脱下裤子，并保证以后会出门讨钱给他花—— 案卷中，宫润伯讲到这一段时，说自己非常吃惊。
第二天，两个人在游戏厅见面。流浪少年把讨到的四十块钱给了宫润伯。但此时宫润伯发现，少年跟游戏厅另一个男人熟悉得很，有说有笑——他觉得这个孩子“不会再跟自己好了”。
那时候的游戏厅，还没有种类这么丰富的街机
当天晚上十点，两人回家再次发生性关系后，宫润伯用锤子凿了少年的后脑几下，然后把他掐死了。
因为感到被背叛，杀死男孩后，宫润伯用钳子把他的牙拔了下来，攒在了一个小瓶子里。而且，因为有杀死王胜利的经验，这次处理尸体时，他熟练多了。
同样在10月的天麒网吧，宫润伯遇上了无家可归的12岁男孩孙洪亮（化名）。在带回家强奸后放走没几天，孙洪亮又找上了宫润伯家，说自己不敢回家，让宫润伯收留。
没过几天，宫润伯又在网吧见了孙洪亮，跟男孩承诺发生性关系就给他50块钱，男孩便又跟宫润伯回了家。
事后，宫润伯只给了孙洪亮5块钱。孙洪亮因为宫润伯“说话不讲信用”就再也不理睬宫润伯了——他可能是案件中，最“幸运” 的一个受害者。
10月22号，宫润伯在天麒网吧上网时，看中了一个名叫江富元的九岁男孩。
他跟江富元说“你跟我回家一趟，我带你去游戏厅玩”——没有几个九岁男孩能经得起游戏厅的诱惑：为了试探江富元，宫润伯真的领着小男孩去了一趟游戏厅。
他给了收银员20块钱，嘱咐让小男孩随便玩，然后在出口观察了一个多小时：江富元没出来。玩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小男孩被宫润伯带回了家。
九岁的江富元在宫润伯房间里呆了九天，被强奸了六次。
案发后，警方在宫润伯房间里，找到了江富元写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qiou（东北话，接）我….妈妈，你快点拿钱，我想回家……”
宫润伯想从家长那里拿点钱，却又联系不上江富元的家人。他想把他放回家，却又担心江富元报案，最后还是把江富元杀了。
这次，他直接把江富元的尸体放在了炕上。为了怕尸体腐烂的味道引人注意，他将尸体开肠破肚，把内脏掏出来装进塑料袋扔进了公共厕所。
随后遇害的，是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
受害人的母亲，可能永远不会从悲伤中缓过来
三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多次强奸后掐死，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抛弃，并把尸体留在了炕上——这就是侥幸逃脱的孙海，在宫润伯屋子里看到的，炕上的“四个死小孩”。
2016年2月26日，宫润伯在天麒网吧用同样的手段把14岁的孙海骗回了家。他掀开炕上的被子，给孙海看他床上的死小孩：“你让我稀罕一下，要是不听话，你也是一样下场。”
随后，孙海被宫润伯强奸。事后，宫润伯搂着孙海睡了一宿。
第二天，孙海跟宫润伯说“这儿太冷了，要不咱俩去我家看看，我家现在没人。”
宫润伯问他家里能找着钱么——他不想再花自己妈妈的养老金了。男孩回答：“不知道，我们可以翻翻看。”宫润伯就这样把孙海送回了家。
在被捕的前一天，宫润伯还是在他妈那要了100块的养老金。
这是宫润伯他妈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她记得当时自己还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2006年7月13日，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对宫润伯案作出了判决：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赔偿亲属共计661840元。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流露出了一抹复苏的人性”，他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
这个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被捕
60多万的赔偿肯定是一张空头支票——对几个被害人家属来说，来到哈尔滨和北京上访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经历。
白金龙的母亲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启星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两人无法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
除他们外，还有两个受害者家庭，父母因无法面对破碎的家庭，选择了离婚。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在儿子失踪的三个月里，根据各种线索，从佳木斯追到了河北沧州，还帮警方抓获了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嫌疑人。
在宫润伯被叛后，他回到了湖北老家，不敢再带小儿子出门打工。
劫后余生，并主动报警的孙海，在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
而同样受伤的，还有宫润伯的母亲，大儿子宫润伯被判死刑，小儿子也因为抢劫在双鸭山服刑。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刑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宫润伯的弟弟被关押在双鸭山这所监狱
每次和周庸喝酒时，他总会求我讲些真实案件给他，宫润伯案件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给他讲完，周庸说太惨了：“我要遭遇了这种事，我都想不到我爸我妈该怎么活”。
我说除了受害者的破碎家庭，还有件事很触动我。
周庸问我什么事，我说是我最开始讲的那个家庭，被宫润伯“送回家”的孙海——有四个孩子活了下来，只有孙海的家人选择了报警，也正因为孙海的家人选择报警，宫润伯才被缉捕归案。
那四个没报警的家庭，也不能说错，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搬家转学，改名换姓，是希望孩子远离阴影。
但受害者的沉默，往往会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更多的受害者。
像这样的节点，这个案子里有很多，如果警方早些发现失踪儿童的共性、如果幸存者早点报警、如果宫润伯在监狱没遭到性侵，甚至他根本没入狱…….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后来的一切。
可所有能改变一切的节点里，只有孙海家人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及时制止了事件的恶化，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案子。
2000年4月1日晚，4个江苏沭阳县的失业青年，在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用刀杀害了屋主一家。
住在这栋别墅的，是一家德国人，家主普方是扬州亚星奔驰的副总经理，他和40岁的妻子、15岁的女儿、13岁的儿子都惨遭杀害。
德国人普方，不确定是否本人
案发2小时后，4名凶手被捕，很快被判了死刑——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老人在了解案发经过和凶手背景后，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她写信给法院，认为杀害他家人的四个凶手，不应该被判死刑。
老人说，原本在她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但实际上，凶手跟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而且，这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凶手，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枪毙他们没有意义”。
法院收到老人的信件后，还是按中国的法律判了他们死刑。
同年11月，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侨民，成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普方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让普方的惨案不再发生。
这群人把募集到的捐款，全都用到了四个凶犯的家乡，苏北沭阳县，资助那里的贫困儿童上学，帮助他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为他们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法庭和监狱，但更需要互助与教育，让人免于绝境，通过开发智慧与道德让人做正确的事。
现在，普方协会已成立了十七年，改变了600多名中国贫困生的人生。
普方基金会在农村
周庸听了特别感动：“说太TM感人了，但这和宫润伯案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成语，亡羊补牢——发生错误不可怕，但在错误发生后，人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然后做出弥补和预防，这比已经发生的悲痛更重要。
普方协会有一个宗旨，如果人类不互相帮助和接受教育，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犯罪的目标，这才是最可怕又最可悲的。
在宫润伯案里，早期的幸存者，如果能够想到还会有其他人受害，忍住悲痛报警，说不定没人会死。
在宫润伯的幻想里，自己一直是个哈工大的学生，如果他当时没有辍学进工厂，一直接受教育，说不定真可以改变一切，整个人生完全不同。
周庸点了点头，说徐哥，你说的真好：“但我有一事儿不明白”。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和你一起打球那哥们：“他弟弟又没真出过事，他妈至于紧张成这样么，会不会，他们家就是那四家幸存者之一”？
我喝了口酒，说不知道，也不愿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