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
来源：摘自《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一书，经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发布
元朝以后的中国和16世纪以来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都经历了被货币翻弄的历史进程。元朝纸币制度作为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早熟，是导致一个强盛帝国快速灭亡的重要根源之一；明清两朝的白银货币化与近代中国在金融发展上的选择同样影响到各自政权的兴衰。
中西方大分流与货币制度运行及其有关的规则、制度安排高度相关，更多地源于两者间的金融大分流。如何催生一场中国式的金融革命，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将是决定国家命运与世界格局的大事态。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美元体系运行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我发现，与近五百年来的其他帝国相比，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同以往那些领土帝国或殖民帝国相比，美国是一个经济帝国，准确地说，是一个金融帝国。它凭借强大的主权货币能力来掌控、攫取全球资源，依靠发达的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及其所提供的美元计价资产，为其全球权力的行使进行融资。
美国霸权的支配、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很多学者关注贸易对国家兴衰的影响，甚至认为唯有贸易才是国家富强之路，例如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曾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叫作《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但我更加关注货币问题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在我看来，货币金融问题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更具有本质性。
历史是故事的复述。我主要是研究世界经济的，今天，我想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为同学们讲一些故事，借以阐述一个逻辑：元朝以后的中国和16世纪以来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都经历了被货币反复翻弄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与货币制度运行及其有关的规则、制度安排高度相关。简单地说，就是中西方大分流源于两者间的金融大分流。
在此，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01：
元朝纸币制度及对其政权覆灭的影响
为什么元朝帝国如风，不足百年而亡？
许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元朝历史短暂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激化，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是片面的。社会科学研究讲求的是证实或者证伪。
这里请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同样是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却能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其实，中国历史上所谓纯粹汉人统治的王朝不多，例如宋、明，不少王朝的开国皇帝从人种考古学上看都带有异族血统，而且实际上，普通民众对于哪个民族的人统治他们无所谓，只要皇帝能够使其丰衣足食，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二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之一，也是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且不说成吉思汗建立的陆地驿站制度，就连元朝时期海外贸易网络同样也四通八达，蒙古人信奉长生天，宗教包容性非常强，现在的福建泉州在元朝时就如同今天的上海和广州一样，非常繁华，聚集了各色人种，且信仰多元。
如此开放、贸易发达的朝代，可以通过商品交易从世界上汲取那么多的资源，为什么却如此短命？我的结论是，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失败，即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元朝帝国如风的一个重要根源。
2019年，我与博士生合作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的论文，专门探讨了元朝的三个时期五个版本的纸币运行过程，并将元朝货币制度与国家权力结构、财政体系联系起来，从元朝货币制度的选择、运行及其崩溃的维度，重新审视、解释了元朝快速灭亡的根源。
历史上中国的纸币出现较早，宋有交子、会子，金有交钞，但这些纸币多是作为金属货币的补充或是为降低金属货币运输成本而设的，唯有元朝以金银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完全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当数世界首创。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朝的纸币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元体系的鼻祖，是人类的一项伟大的金融创新。
蒙古帝国具有强大的领土扩张能力，但财源汲取问题始终困扰着历代蒙古皇帝。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大臣中有几位是穆斯林，他们特别擅长理财，例如阿合马，还有后来的汉族人卢世荣和藏族人桑哥。这三人对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在这些政策实践失败后他们也都被忽必烈杀了。
蒙古帝国最失败的领土扩张是1274年和1281年两次攻打日本。从整个东亚史的角度来看，这两次失败的领土扩张对日本由“文家政治”转向“武家政治”影响巨大，而且都存在必然中的巧合，即都遇到了强台风。从日本人的视角看，“蒙古袭来”使得日本人原本对自己国家的神化意识愈加强化，更加坚定不移地认定日本是“神佑的国家”，因为两次保佑日本的“神风”都击败了蒙古军队入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海陆军“神风特攻队”的名称即来源于此。日本的国家发展路径的转换，自然对此后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巨大。
面对对外扩张的巨额财政需求，一开始阿合马就向忽必烈进言，说缺钱好办，我们可以仿照南宋大规模发行纸币。虽然皇帝一生戎马，不懂得货币金融事务，但是却有些担心：纸币这东西胡乱印可行吗？阿合马说了一句与当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非常像的话：只要控制住货币发行量就行了。
理论上讲，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住货币发行量。
需要说明的是，起初，元朝的纸币发行是有贵重金属做担保的，如元初发行的以银为本的中统钞还具有信用兑换券的性质，但自元朝中后期开始停止金银兑现，并禁止金银铜钱流通，于是纸币由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转变为不可兑换的纸币。
实际上，元朝的纸币制度及其政策在初期还是有些成效的，它不仅设立了平准库，还下设宝钞总库，处理旧币、残币的烧钞东、西二库，而且在地方也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管理体系，这绝对是人类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然而，在不受约束的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欲望无穷，行为无人可以制衡，一旦毫无节制地大量印钞，便会产生大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蒙古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功赏赐制度，即皇帝可以把印钞权赏赐给立有军功的大臣。这样，恶性通货膨胀难免会成为决堤之水。
我曾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经过必要的货币换算，整理了元朝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从1274年元朝第一次攻打日本开始，其钞票就开始大规模增发了，到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攻打日本失败时，物价水平达到高峰。而且，元朝的纸币发行后来基本上都经历了换了皇帝就换钞，换钞后物价波动暂时进入平稳期，之后通货膨胀就会再起，形成一个换钞与通货膨胀再起的恶性循环的过程。
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叫妥懽帖睦尔，这位皇帝非常有意思，朱元璋打到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时，他逃走前还潇潇洒洒地给未来的朱皇帝写了一封信，写得非常大气。原话不详，大意是：我们争了那么长时间，现在恭喜你得了天下，我不跟你玩儿了，我自有可去之处，祖先在北边给我留下一片广袤的草原，相信中原这地方你治理得要比我好！朱元璋看后龙颜大悦，于是明朝官方后来赐予妥懽帖睦尔的谥号为“元顺帝”。
大家知道，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宿命就是封闭条件下惨烈的自我循环，这种自我循环的途径是只能革命不能改良，江山往往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所以，中国历代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基本上都是被杀掉或被废掉的，历史由胜者来书写，通常一个朝代最后一位皇帝的谥号基本上都带有贬义色彩，多是“哀宗”“哀帝”之类。历史上大概只有两位末代皇帝的谥号是不错的，他们一个是汉献帝，另一位就是元顺帝，因为前一个乖乖地“献出”了权力，后一位溜溜地交出了权力。
那么，元顺帝到底想做什么事情，结果却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呢？是开河，元顺帝想治理泛滥已久的黄河。用今天的话讲，是要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公共工程，但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起义者故意埋了一个石头人，只凿了一只眼，广传“石人一只眼，闹得天下反”，作为造反来自天意的借口。实际上，对于起义的根源，那时的民谣体现得更为生动、全面：“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开河变钞祸根源”“钞买钞”，说明通货膨胀终成民众造反的导火索。所以，民众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水平受损才是引起元朝末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而非民族矛盾。
当然，元朝的快速灭亡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其经济运行过度开放和货币化有关。但无论怎样，元朝纸币制度作为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早熟，的确是导致一个强盛帝国快速灭亡的重要根源之一。
02：
明清两朝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这个话题，需要从中西方比较或互动的角度来阐述。
明朝为什么长期实施“海禁”？表面上看是从防范倭寇等军事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实际上，一方面倭寇的兴起本身就源于“海禁”，因为倭寇不能通过正常的贸易方式获利，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方式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勾结倭寇，如当时的海盗头目汪直一定意义上就是徽商势力的代表。
明朝实施“海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贵重金属外流。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重金属的国家，铜、铁等金属都非常稀少，金银更是稀缺，这也是中国自宋朝开始采用部分纸币补充金属货币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逻辑来看，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无异于是把自己的部分货币主权拱手让给外部世界。这必然会对明朝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既然如此，明朝为什么还要开启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视野扩展到当时的外部世界。
1453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占。伊斯兰世界占领伊斯坦布尔海峡即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意味着古老的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从陆地上被人为地掐断了。这是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一定要走海路到东方去，促使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背景，并且它对欧洲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组织）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当时的技术力量来看，中国的航海技术更为发达，1405～1433年间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证明了这一点。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基本上是南北走向，我们更加习惯于近海航行，沿着海岸航行走的是纬度，基本上不需要为了走向未知的海洋去测算经度。航海最大的危险之一是方位迷失。善于沿海航行的中国人在白天用一个三角板在正午时刻通过频繁测量不同季节太阳的高度及其变化规律，或者在夜间测量北极星的高度及其变化规律，就大体可知自己的方位。
但是，这对于必须要从西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要准确地测算出经度。为此，就需要拥有一台走时精确的天文钟，根据航行时间来测算出经度及自己的方位。因此，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对天文钟的发明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国王的悬赏金额一再提升。最后，英国一位名叫哈里森的木匠于18世纪70年代发明了一台走时准确的天文钟，获得了国王丰厚的奖金。这一高度竞争性的技术发明以及后来被仿制的过程，也是促使发明专利制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布罗代尔和许多学者都认为：只有资本同强权（国王）相结合的时候，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足够的动力。欧洲迥异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那就是欧洲难以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即便是拿破仑也难以做到。其结果是，无论是对于思想、技术发明还是海外探险等而言，大家都是相互竞争的，而不是定于皇帝一尊，定于一尊恰恰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突然兴起而又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被高山、河流、半岛和岛屿分割成许多势力范围。1500年前后，欧洲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就是说，理论上它有几百个可能支持航海的王公诸侯。于是，热那亚人哥伦布先后请求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地区的公爵、伯爵和国王，经历了六次游说的失败后，终于在第七次游说中得到了西班牙伊萨贝拉一世女王的支持（当时的西班牙实施双王制度，伊萨贝拉一世女王的丈夫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并未与哥伦布签署协议）。
西班牙女王为什么能够支持哥伦布呢？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1492年春天，国王的军队攻占了被北非摩尔人占据已久的格拉纳达，把伊斯兰势力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避免了这里的伊斯兰化。
2007年春我曾去过格拉纳达，目的是想看一看摩尔人修建的著名的阿尔罕布拉宫，这是一座经典的早期伊斯兰风格的建筑。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的那首著名的吉他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描写的就是这里。我在这座古城中心的广场上看到了一座著名的雕像：哥伦布单腿跪下，向端坐的女王呈献航海合约。请注意，这是一位女王和一个流浪的冒险家之间签署的合约：女王用三艘船支持他去航海探险，双方按照协议来分享利益。就这样，大航海时代开启了。
在座的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西班牙人只是利用大航海的开拓之路去贩卖奴隶、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那么今天的欧洲会是现在的样子吗？绝对不是。我们说大航海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只是讲它使得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只有精神上统一而实体分裂的欧洲加快了整合的过程，成为世界的欧洲，更主要的是指，以此欧洲人通过美洲白银与东方尤其是中国建立了经济联系。
1545年，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在随后的几年里，伴随着用汞提炼银的方法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产量急剧上升。
凡是学习过经济史或者世界史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从南美洲掠夺的大量金银，在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使长期苦于通货紧缩的欧洲开启了市场发展、资本扩张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在发现并大量生产白银的20年后，1565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吕宋（今天的菲律宾），并自豪地以当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了这片东方领土。自1565年起，西班牙控制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口到吕宋的白银航线开始建立，这条航线后来与中国福建泉州之间相连，成为著名的白银航线，将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世界经济进入了胎动期。
在中国，两年后即1567年嘉靖皇帝去世了，儿子明穆宗登基，年号隆庆。正是在这一年，明朝做了一件对此后中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开放海禁、银禁。此前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铜币、银币还有元代宝钞等均可流通，明朝也有宝钞但是一直没有正规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并未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货币体制，更无法形成本位制，也就是没有全国价值尺度同质化的制度安排及其过程，即便是1567年放开了“海禁”和“银禁”，以及1581年张居正“一条鞭法”实施以后，也只是在地区间贸易中使用银，地区内贸易依旧主要使用铜钱等货币。所以准确地说，明朝并非采用了银本位制，而是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直至清末1910年通过“币制条例”和1914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国币条例”，中国才初步建立了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但到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法币制度、废除银本位，中国正式实行银本位制度的时间并不长。毫无疑问，从隆庆元年开始，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这对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影响至深。在西方，西班牙人，随后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是借着西班牙所控制的美洲白银进入中国控制的东方朝贡体系当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仅仅靠一个“价格革命”而没有与东方贸易体系建立联系的话，欧洲不会走向世界，也难以从精神上统一的欧洲走向实体上统一的欧洲。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就讲述了这个过程。
其实，明朝海外白银的供应起初主要来自日本兵库县，当时其出产的白银几乎都出口至明朝，后来才以经白银航线到来的美洲白银为主。但是从16世纪晚期开始，明朝的海外白银供应出现了问题。首先，在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试图进攻朝鲜时，明朝派兵打了一场长达7年的“抗日援朝”战争，那是亚洲地区打的第一场部分使用热兵器的战争，虽然明朝最终赢得了战争（当然，韩国人认为是李舜臣将军用龟船赶走了日本人，却对日本人如何被赶到釜山附近的海峡中只字不提），但却导致自身国力消耗过大。
明朝不但失去了来自日本的白银供应，反而让山海关外的建州女真势力趁机做大，更重要的是，女真势力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正式贸易或走私渠道获得日本白银，积累起进攻明朝的力量。其次，1624年随着荷兰人占据中国台湾岛，蜂拥而至的欧洲列强开始瓦解西班牙的白银航线。1630年以后南美洲白银产量减少，白银航线几近中断。
这样，一连串的国际环境变化导致明朝后期白银短缺，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财政资源极度不足的境地。明朝根本无法同时应对关内农民起义军蜂起和关外女真人攻击的双重压力。所以，与元朝的通货膨胀不同，通货紧缩是明朝崩溃的一个重要根源之一。
当然，本质上讲，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是将货币主权锚定国外的贵金属货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能力失败的被动选择：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富商、豪强早已通过海外贸易积累了大量的白银，不断地胁迫中央政府实施白银货币化；另一方面，皇帝作为一个集权的强者不得不直接面对众多民众，如何从中汲取税收资源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的封闭型财政汲取体制下，一个朝代在中期以后往往都会面临土地集中、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衡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正是在这些压力下，面临着国家能力尤其是财政汲取能力的弱化，明朝选择以海外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单位用以补充国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是显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将货币供应及其价格稳定锚定于外部世界的贵金属，对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巨大，于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历史地看，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安排在协调、稳定周边关系的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和平解决争端的例子之一就是著名的“俺答封贡”（1571年），它就是通过互市贸易解决纷争的。俺答汗是谁呢？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当时蒙古土默特部的重要首领、北元的当权者。历史的记载都有主观性。我们对从1368年退居漠北并存在了267年且与明朝对峙的这个蒙古政权，基本上少有提及。但是大家若到蒙古国乌兰巴托历史博物馆去看看，也会发现在蒙古人的历史视野中，南宋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站在他者或世界的角度去看历史，就会发现很多不同，也会更加客观、理性。
俺答汗在明朝官史中之所以被重点提及，是因为他在1571年承认大明为中央政府，并接受了册封。为什么隆庆皇帝能够平服强大的蒙古势力？因为他有大量的白银。银禁解除后，中央政府掌控了规模巨大的白银储备，可以通过白银交易开展当时北元急需的互市贸易，与以往双方以易货为主的互市贸易不同，明朝与俺答汗之间的互市贸易是向蒙古方面输出白银，用以购买对方的马匹和牛羊。这样，明朝把国外贵金属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单位，再用丰厚的白银储备融通了同俺答汗的贸易关系，使得朝贡体系的边界与深度得以扩张。这同今天美元体系下大部分国家通过贸易、引进海外投资等途径赚取大量美元储备，然后用于对外投资的策略有些类似。
如果整个世界一直持续以白银为主导的货币制度安排或银本位制度，此后的中国也许会有更多的好运，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英国崛起的道路上，有一连串极其重要的关键节点，足以影响世界，如“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等，但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金融革命，即在英格兰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有一个重要的金融革命，其内容主要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王权约束下的国家债务信用得以提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得以形成和扩展，等等。英国的金融革命是一个开放型的财政信用体制转变为开放型的货币信用体制的历史进程。英国正是凭借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这种资金筹措能力（主权货币能力），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称霸战争。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金融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也是难以成功的。英国金融革命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金本位制度的确立。
谈到金本位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不能不提及艾萨克·牛顿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定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无人不知，但许多人大概不知道的是，牛顿对英国金本位制度的建立同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牛顿有一个学生叫蒙塔古，是位贵族后裔，深受国王威廉三世的赏识，后来其成为威廉三世的财政大臣。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建的那一年，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出现了贪腐案件，于是蒙塔古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牛顿继任造币厂厂长。当时牛顿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比较穷困，在成为英格兰造币厂的负责人后，年薪高达2?000镑，而当时普通人的年薪是十几镑，能达到几十镑已经相当不错了。事实证明，英国政府给予牛顿如此之高的薪水是值得的。工作几年后牛顿发现了一个问题，自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抢掠到很多黄金之后，英国人开始迷恋上了黄金，他们纷纷将市面上流通的银币运送到欧洲大陆换取黄金，从而导致英国国内流动性紧缩，交易货币奇缺。牛顿在分析了英国和欧洲的金银价格后，于1717年向国王和议会提出建议：降低制造金币的成本和价格，鼓励白银出口和黄金流入。当时牛顿并不是要实行金本位制度，但是这个建议经过议会批准后导致黄金价格下降，为后来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国会正式以法令确定金本位制度是在100年后的1817年，但学术界通常把1717年作为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开端。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英格兰银行承担了全球金银汇兑和贸易结算的重要职责，伦敦金融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交易中心，英国开始依靠伦敦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强势崛起。
探讨货币制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及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鸦片战争。关于鸦片战争，长期以来大家所受到的教育或熏陶多是从悲壮的爱国主义角度来理解，较少考虑到它发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其发生时的货币金融方面的背景。实际上，自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渐以来，当时中国特殊的大一统体制固有的税收汲取能力弱化的问题，在白银帝国同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博弈过程中被强化或放大了。这一点在进入19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的时候。此时的中国，清袭明制，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彼此间维持比较固定的比价（大体稳定在每两白银1?000文钱上下）。这使得正在从银本位制转向金本位制的欧洲各国纷纷将银币倾销至中国换取黄金。在当时的清朝，银币流通混乱到什么程度呢？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荷兰、挪威、瑞典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银币都跑到中国来了，而且这些银币的重量和成色不尽相同，给中国货币的兑换和税收汲取带来很大麻烦，损失巨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会计报表失衡（亏损）引发的一场私人（股份）公司对阵古老王朝的商业战争，由于它是英国国会授权发动的，因而具有了国家间战争的性质。后来的英国人也感到为毒品贸易打一场战争是耻辱的，“鸦片战争”这个词可以说是英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从贸易的角度来看，自明朝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除了白银以外几乎什么都不缺，西方只能用白银进口中国的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有学者甚至认为，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运往中国。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英国的机纺棉布没有中国手工纺织的柔软，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毛纺织品，更是让习惯穿丝绸和棉布的中国人很不适应。这样，东印度公司必须从美洲和其他地方采购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货物，其会计报表严重失衡，亏损累累。后来英国人发现，用容易让人上瘾的鸦片，更便于打开中国的市场。于是英国人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英属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卖给中国后白银开始回流，东印度公司的会计报表得以平衡。所以，对英国而言，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禁止鸦片进口，会让英国在贸易中遭受很大的损失，让东印度公司无法生存，它一定要打破这个障碍。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其实不只是割地赔款，更重要的是英国由此垄断了中国包括对外汇兑在内的金融业务，汇丰银行等正是从那时起垄断了中国对外贸易结算、汇兑和其他货币的金融业务。一句话，鸦片战争的重要后果之一是英国开始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贸易体系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当中。
讲到这里，不能不谈及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中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
第一，中国一直是“闭关锁国”的。实际上，这种看法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无论从对外贸易还是货币关系来看，宋元时期的中国都是非常开放的，甚至明以降连主要货币单位都锚定国外贵金属，只不过在19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后，固守传统体制的清朝才开始有了强烈的闭关锁国理念与制度安排。关于这一问题，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以及现代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对明清时期商业、市场经济发展的研究是极其深刻、富有洞见的。
第二，“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甲午战争给人们的记忆非常深刻，这句话至今对大家的理念与行为影响至深。但落后了就一定要挨打吗？近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落后，但很多落后国家却并没有挨打。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为什么落后者就要挨打？
二是究竟什么是“落后”？针对落后的本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苦苦求索了百余年，先是认为技不如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洋务运动，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认为之所以输给小国日本，源于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强盛，于是决定要变法（体制和制度），但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又发现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又进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后直到从各种主义之争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今天，如果说中国哪些领域落后或者说面临什么威胁的话，主要不是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相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是中国面临外部军事侵略威胁最小的时期，中国现阶段的落后除了技术创新之外，主要还集中在货币金融市场及其制度建设等方面。这一点，若从五百年的中西方历史进程以及支撑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的角度来看，将会更加清晰。
实际上，压倒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样与金融市场波动高度相关。
2021年是武昌起义110周年。许多学者会认为，这是一场“计划外的革命”，因为仅仅在武昌起义发生的几个月前，广州黄花岗还留下了七十二具革命烈士的遗体。广州是当时“暴力革命”开展得最猛烈的地方。这么多革命者前仆后继地开展“暴力革命”都没成功，为什么武汉新军的一个班长放了几枪便大功告成了？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清朝最精良的军队—由端方指挥的武汉新军不在武昌。去哪了？去了四川。干什么去了？去镇压“保路运动”。各位同学也许了解“保路运动”。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有“保路运动”？这就要追溯到一场金融泡沫的崩溃。
1906年，美国福特公司开发了第一款物美价廉的T型车，从此汽车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随着市场的扩张，橡胶生产、加工需求急剧膨胀，于是橡胶生产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当时，世界上有两个炒作橡胶的主要市场，一个是在伦敦，另一个是在上海。在上海股票市场上，曾有一家东南亚橡胶园的股价翻了一千多倍，持有者获利之丰令人咋舌。当时，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的总代表是施典章，他曾经做过广州市市长，按今天的话讲，他是下海经商的官员。施典章未经公司允许，擅自动用几百万两白银炒作橡胶股票，但后来由于1910年橡胶股市泡沫崩溃，上海股市狂跌，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李鸿章幕下有个著名的弟子叫盛宣怀。此人在清末经济事务中位高权重，当时他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各省筹建的铁路管理权收归中央政府。那时正值中国刚进入铁路时代，各地都在修建铁路，而且许多是靠地方政府对外举债进行的。盛宣怀就给中央政府建议，收回筑路权，控制地方政府对外债务的膨胀，因为一旦这些债务违约，最终都需要中央政府来承担风险。事实上，盛宣怀对收回筑路权提出的补偿特别是对股民的补偿是比较优厚的，因而这项政策在很多地方如粤汉铁路等开展得非常顺利，但唯独川汉铁路公司出了问题，因为川汉铁路公司的大股东要求中央政府将施典章在上海炒股损失的几百万两白银也一并补偿，遭到盛宣怀的断然拒绝。于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大股东开始隐瞒、歪曲信息，煽动股民闹事，结果是端方在由武昌前往四川的途中于资州因兵变被杀，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垮台。
前面讲过，当西方列强纷纷改行金本位制度时，清末时期的中国依旧采用银钱平行本位并损失惨重。那么，中国难道就没有试图跟世界接轨，开展金本位制度吗？事实并非如此。
中华民国在1933年3月颁布“废两改元”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一个动议：中国应该实行金本位制度。在其例举的许多理由中，日本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要知道，很少有人从经济视角尤其是货币金融的视角看待日本的崛起。日本是在1897年转向实施金本位制度的，它是怎样做到的呢？简单地讲，就是通过甲午战争后获得的清朝赔款实现的，但其前期的体制、制度基础非常重要：1882年，日本成立中央银行，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获胜后清朝的赔款在英格兰银行做抵押，在英国的帮助下改行金本位制度。这样，君主立宪制加上金本位制度的信用，使日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如果说甲午战争基本上是日本凭借国内资源战胜清政府的话，那么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则要归功于日本在巴黎、纽约市场凭借金本位制度确立的信用大力筹借的外债。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当时东亚的两个大国，只有中国还在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中国和波斯在实行某种形式的银本位制度。事实上，蔡元培的提议相对于英国，已经晚了两百多年，相对于日本，也晚了近四十年。
屋漏偏逢连夜雨，近代中国在金融发展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1934年，原本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请了英国专家帮助实行币值改革，实现金本位制，而且那时的宏观经济条件也不错。一战后特别是经济危机以后，银价很低，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中华民国政府前十年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但此时国际市场风云突变，罗斯福总统为争取支持其进行“新政”的政治力量，尤其是西部生产白银的7个州的参议院议员的支持，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按照美国宪法，每个州有参议员两人，因而在共计100人（50个州）的参议院中，这项法案可以让他至少获得14票的支持。其结果是当时的中国银价急升，白银大量地流向美国，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贵重金属越来越少，再加上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改行金本位制的计划流产。国民政府最终走向了依靠发行法币维持财源的道路，其结果自然是恶性通货膨胀。当人们去咖啡馆喝杯咖啡也要先付款，以避免放下杯子咖啡价格已经上涨；当民众需要推着手推车去领取成沓的纸币薪水但却买不到几斤米时，人们一定是不希望这样的政府继续执政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及其导致的民不聊生，是国统区的民众坚决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自元朝以来直至近现代，历届政府的垮塌固然有众多纷繁复杂的特殊原因，但从金融的角度讲，它们的衰败无不与货币金融问题高度相关。无论是欧洲崛起还是近代中国的衰落，都表明金融发展对市场经济和国家兴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乔万尼·阿瑞基和查尔斯·蒂利等人认为：无论市场中有多少资本家，只要国家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不相一致，这个国家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其市场分工也往往难以得到深化和扩展。
03：
中西方“大分流”的实质与启示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资金来源、渠道及其配置都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西方大分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人口、资源、技术等因素，对金融及其信用问题的关注通常不够。18世纪的中西方大分流，很大程度上是早已发生的金融大分流的结果。
那么，中西方金融大分流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对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可以直接比较的中西方金融大分流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在13世纪，同样面临着财政赤字压力，南宋政府选择公田法掠夺民财，同时期威尼斯政府则依靠发行长期债券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差异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权力格局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决定了其各自市场运行中能否产生货币银行化的趋势，进而推动金融体系演进。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南宋政府为应对“钱荒”和财政赤字所进行的金融创新—建立不可兑换的纸币体系，既没有形成公债体制那样强大的生命力，也无法刺激金融革命的产生呢？
前不久，我与博士生李黎明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的论文，对此问题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们的结论是：皆为纸质的南宋“会子”和威尼斯债券，理论上都是本国政府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从国家信用角度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则得益于国家信用体系的相对完善；国家信用的本质性差异是导致双方金融分流的重要原因，也影响了后世的中西方大分流。
最近，我在《香港国际金融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金融史的角度探讨金融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论文从佛罗伦萨城邦债券谈起，分析了皮亚琴察债券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荷兰商业银行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以及英格兰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与成熟等过程，其核心是强调了金融业作为无数的跨时空交易合约的组合，它的核心要素是一整套信用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只有对信用体系进行合理的完善与构建方可解决“钱从哪里来”尤其是“钱怎么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金融的视角来看英国的“光荣革命”，就会发现金融发展是一系列规则、制度安排法治化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政权得到约束的产物。
“光荣革命”成功后，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非常担心来自荷兰的奥兰治公爵背后的荷兰金融资本的力量对英国的渗透或影响，他们随即与威廉三世谈判，制订、颁布了《权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其核心是：国王不得不经议会的同意就随便征税。所以，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国会从本质上讲是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权力机构，其核心目的是限制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肆意妄为的权力。这也体现出法治的本质在于“王在法下”，即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正是英国从此拥有强大的公债信誉，通过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其后公债市场的发展，走上市场融资与战争获胜的循环进而快速崛起的重要根源。
欧洲金融发展的历程表明，复杂、多元和竞争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西欧各国的国王不得不将大量土地封授予各类贵族以换取其效忠，进而加剧了国王的财政负担。伴随着经由税收获取的资金无法满足频繁的战争融资需求，保护那些拥有资本的人的私有产权方能使得国王吸引更多的资金，这是在政治架构上形成金融资产家阶层与国王、贵族之间的权力分享乃至相互制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西欧民主制度尤其是英格兰君主立宪制度的形成同经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不大，实乃战争融资需求的结果，是公共信用在政治维度上演进的产物。因此，公共债务成为王权的约束，而缺少甚至没有公共债务则导致王权的奴役，这在英法两国的近代兴衰过程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总之，英国是在国家信用建设的带动下完成金融革命，进而拥有了超群的主权货币能力，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崛起。无论是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金融发展，还是1500年以来欧洲国家相继崛起的过程都表明，金融的发展不是经济总量增长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制度演进和变革的产物，其核心是能否建立有关私人财产权力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公开透明的规则与制度框架。
反观近代中国，一直不存在上述有利于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我们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也缺少这种基因。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爱有差等的人伦秩序来看，中国人的信任边界受到血缘、亲缘、地缘这三个依次递减的信任范围的强大约束，社会运行中难以形成完全信任他人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历史上过早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过程，使得中央集权政府通过税赋汲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已成固定模式，那种因竞争（国家生死存亡）需求而不得不将财政资源货币（公债）化的动力几乎不存在，因而往往很难从封闭型财政汲取体制（国家垄断、囤积财富的“国库模式”）迈向开放型的财政信用体制（藏富于民、金融发展的“公债模式”），进而走向开放型的货币信用体制。一句话，历史上中国几乎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金融革命的动因。这一点，可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却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不仅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信用发展是极不充分的，而且中西方大分流的根源也完全可以追溯到两者的金融大分流，所以中国无法内生出欧洲意义上的金融革命；二是面临如此历史性路径依赖的压力，如何催生一场中国式的金融革命，借以推进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无疑是今后四五十年里决定国家命运以及世界格局的大事态。
《双重冲击》
推荐语：中国世界经济学界领军人物李晓教授，观势洞察世界经济格局、金融发展核心议题，独特阐释大国霸权、货币体系、新发展格局，多维解析美国霸权真相与经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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