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阳光刚好，风儿舒缓轻柔，拽着行人嬉戏，羁绊着孩子奔跑的脚步，让他们慢一些、缓一点。
大年初二，非必要不能串门。我们这里只有在老人去世的前三个年头，亲人都要给老人上坟祭奠，才能串门走亲戚。其余，没有老人去世的亲人和亲戚，这天不能串门，可以说是个禁忌。
那么，释放过年的劳累，释放一年的压力，释放一切的烦恼，初二这天就是个最佳时机。没有繁琐购物的牵绊，没有我来你往的喧闹。
郊外踏春，正当时。
环城湖边，人工建成的小山上，大人和孩子尽情玩耍，自由呼吸，仿佛脱缰之马，出笼之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风儿驮着一缕缕清香满山满地地跑，我深吸一口气，哇哦，口齿留香，神清气亦爽。
原来，路边一个摊主在刨制爆米花，大米的，紫米的，玉米的，以及高粱米的；各色的香和甜味搭伴，在空气中疯跑，撞击着人们的嗅觉和味蕾。
我默默地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放眼寻香而去。摊主正用勺子挖出一勺金灿灿、晶莹剔透的胶状液体倒在爆米花机里。一粒粒饱满的玉米表演出开花的美丽，隔着设备的玻璃挡板，能够看到像蘑菇云一样的不断胀大，美丽且曼妙。
爆米花的香把我招回儿时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物资贫乏，孩子们没有什么零食可吃，只有地瓜干、红枣类的土特产，可以吃。即使是这些特产，也不是能够随意吃的，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可以给孩子当零食吃。平时，地瓜干可以当粮食吃，红枣的用处可就大了，比如卖钱、做成花糕过年、弄成红枣小米饭招待亲戚。
记得，我6、7岁时，娘把队里分到的鲜枣晒在正屋房顶上，她怕家里孩子多，偷吃红枣，就把唯一的木梯子锁起来，阻止我们上房拿红枣吃。哥、姐忙于上学、去田里干活，只有我，趁家里没有人，从厕所的矮墙爬上家里的墙头，表演墙头飞人；然后，爬上西屋房顶，再来个跨越，像刘翔百米跨栏一样，稳稳越过西屋和正屋的空间距，落在正屋房顶，把上衣两口袋装满，才又如法炮制，下到地面。
有一段时间，娘曾经纳闷，这个季节的小老鼠不吃红枣呀，红枣怎么少了呢。我按住砰砰乱跳的心，随声附和：谁知道呢。
八十年代，玉米是我们农村人的主食，细粮如小麦面粉等，我们很少吃到。小孩子最高兴的是春节前后，能够吃到爆米花。如果听到那“砰”的一声响，孩子们就知道崩爆米花的人来啦，那意味着他们兜里有随时可以吃到的零食。
崩爆米花的买卖人就像候鸟，冬天来，春天回。一般在第二年开春二月二后，他们就会消失。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无从知道，但他们带给小伙伴的快乐，以及爆米花香，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至今难以忘怀。
那一人一炉，给农村的冬天带来生机，给农村的孩子带来欢乐。村里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用瓢子或者盆子，盛上一二斤的玉米（我们北方没有大米，都是用玉米），捏着几个硬币，排队等候在大街上。他们吸着鼻涕，仰着冻得发红的笑脸，急切地等。
崩爆米花的人把玉米倒进爆米花机里，架在炭火上，一边用手摇着转动，一边用力拉风箱，使炭火旺盛。几分钟后，他把爆米花机搬下来，在末端套上一个鸡皮袋子，用脚一踩开关，只听“砰”地一声响，鸡皮袋子鼓成一个大肥猪。往往这个时候，孩子们会扭着身子，捂紧耳朵，欣喜地看着那个“惊天动地”的一声“砰”。
于是，一锅香酥甜美的爆米花愉悦了孩子们的口腹。大人也放纵孩子尽情吃一次，他们眼里的严厉减去，多了一丝柔和的宠溺。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好时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样的欢乐。那些拿不起崩爆米花的钱的孩子，那些得不到大人崩爆米花的孩子（都是穷闹得），他们看着那一堆金灿灿、香喷喷的爆米花，只有望花兴叹，把口水流入肚里。这时候，心善的大娘婶子们，就会抓起自家的爆米花，给孩子们装满口袋。
由于我家姊妹多，娘又勤俭持家，很多时候，娘不让我们去崩爆米花。每每这时，我围在爆米花人的机器前，做一个看热闹的观众，收获很多婶子大娘的善意馈赠。我每次都是捂住口袋，不再和小伙伴们跳房子，扔沙包，急火火地跑回家，和哥姐们分享爆米花。
那时的我不会用谢谢表达自己的感谢，只是心里感觉暖烘烘的。以至于成年后，我能够上班挣钱了，再回家时，无论多贵的水果和食品，只要看到在大街上聊天的大娘婶子们，我都会每人送给她们一些，即使所剩无几，也毫不心疼。
虽然现在的爆米花机不再是老式的那种，也没有了开机时的那声“砰”，但它给我留下的美好依在。
每次看到爆米花，就会想起我的家乡，和我家乡的那群善良的村民。虽然现在生活不再困顿，但村民的质朴依在。
虽然我已远离家乡好些年，但我每次回家时依然能够感觉乡情依在。虽然年味不再浓郁，但依然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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