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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愈:读书,写字,是为了保持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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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6),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原毁》

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必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容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全面,就不会发生懈怠。对别人宽容简约,别人都乐意做好事善事。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进学解》

学业由于勤奋而专精,由于玩乐而荒废;德行由于独立思考而有所成就,由于因循随俗而败坏。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进学解》

读一部书,要善于把握各部分的内在逻辑,从而提出纲要,钩出精义。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师说》

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士穷乃见节义。

——《柳子厚墓志铭》

读书人在困境中才能看出节操来。

大丈夫成家容易,仕君子立志不难

退一步自然潇洒,让三分何等清闲

忍几句无忧自在,耐一时快乐神仙

吃菜根淡中有味,守王法梦中无惊

有人问我尘世事,摇首摆头说不知

宁可采深山之茶,莫去饮花街之酒

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退无情之友

贫莫愁兮富莫夸,哪见贫长富久家

——韩愈治家格言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我们能看到他作的很多散文,从碑帖中能看见他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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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 《揪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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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盆池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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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桃林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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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余杭北关鬴》

2、柳宗元:通达世务,刚正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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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马退山茅亭记》

美是在人对事物的领悟之上得以体现,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人的领悟,也就无所谓美。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文士以德行为修养成根本,而在德行中真诚摆在首位。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状,去来之不可常。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凡人们的话都是这样说的:盛衰祸福都是互相依存、来去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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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龙城石刻》

一直以来学界对柳宗元的研究大多侧重在文学和思想体系方面,对于其书法的研究几乎空缺。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遮蔽了其书法上的贡献。仅存的《龙城石刻》又一直存在争议。不能看到全貌实属一大遗憾!

3、苏轼:用一生把别人的苟且活成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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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留侯论》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以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勇也有很多种,就这就是做人的境界,真正能做到心如止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能有几人呢?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晁错论》

自古以来能够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仅仅要有超凡出众的才能,还一定要有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

——苏轼《上梅直讲书》

人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富贵,也不能白白地安于贫贱的处境。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苏轼《前赤壁赋》

像蜉蝣一样将短暂的生命寄托于天地之间,渺小得就像大海里的一粒米粟。

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宽。

——宋·苏轼《策别第十》

要有所获取,就一定要有所舍弃;要有所禁止,就一定要有所宽容。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

——宋·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得到有才能的人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事实。这几句用于说明得人在于知人,知人在于考核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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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寒食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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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归安丘园帖》,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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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邂逅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可算是整个宋朝写字最厉害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字没有王羲之的随意,颜真卿的工整,张旭的洒脱。乍一看,他写的字怎这么"丑"呢?苏轼就说了,我这个字很特殊啊,颜真卿那个叫颜体,柳公权的叫柳体,我这个字呢,叫石压蛤蟆体!

苏轼是善于调侃嘲弄自己的,人人都在炫耀自己书法俊美的时候,他确说自己的书法是"石压蛤蟆体",是被石头压死的癞蛤蟆的风格。其实,这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精彩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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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致季常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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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海帖局部

4、苏洵:为将之道,当先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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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工于书法,气韵有余。

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

——《太玄论上》

经过探入思考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深刻;有了亲身感受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贴切;有了实际接触而有所体会,所说的话就平易。

说话或发表议论,不可凭空玄想,胡说妄道;必须经过思考,经过感受,经过实际接触,才能一语中的,易于为人们接受,否则必然不切实际,甚或谬之千里。可用于说明发言必须谨慎,必须深思熟虑,有感而出;如果夸夸其淡,信口开河,必将贻笑大方。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心术》

忍一忍就可以抵御急躁和鲁莽;沉着冷静,就可以控制冲动。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心术》

作大将要明白这个道理,先制伏自己的内心。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脸不变色,即使麋鹿在旁边起舞也不去看它一眼。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用间》

把心思用在公正上,振臂一呼犹如纲举日张一样,响应甚多;把心思用在欺诈上,作事好像是补了一百处漏洞,而又出现上千处漏洞一样,防不胜肪。

君子慎始而无后忧。

——《上文丞相书》

有道德的人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因而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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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道中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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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道中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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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道中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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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 陈元实夜来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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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 《陈元实夜来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苏辙:凡事看淡,寸心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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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号颖滨遗老。与父苏洵、兄苏轼并称"三苏"。

"辙"者,低调、务实、甘于负重,成人之美,正合厚德载物之意。苏洵以此字为沉静厚重的次子名之,是寄望于他不慕荣利、精诚守拙,步步为实、不蹈虚空,用扎扎实实的脚印说话。观苏辙一生,劳苦不避,功成不居,自然祸亦不及,实不负其父之雅望,亦不负"辙"之美名与深意,实可曰:"大矣哉,淡定苏辙!"

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

——《上皇帝书》

世界上没有不从下开始而一下登得很高,没有不从近开始而一下能到远处的。

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认为文章是气形成的,然而文章不可能学习就掌握,气则可以通过涵养而得到。这是从孟子的"养气"说发展而来的。苏辙直接说,文章就是作者气的有形体现,所以把气养好了,文章自然就成了。

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文,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

——《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怀着极大真诚又勤勉地撰写文章,就可以感天动地,使金石般坚固的东西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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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欧阳修:凡事沉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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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选自欧阳修《诲学说》

欧阳修劝戒子孙要努力学习,提升自身修养。告诫后代:人都要经过雕琢磨砺才能有所作为,人的习性是最容易受外面物质环境影响的,若不能时刻磨炼自己,提升学识修养与品德内涵,就会舍君子而为小人了。

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

——欧阳修《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

任用人的道理,关键在于不去怀疑(他),宁肯在选择人的时候花些艰难的功夫,也不可以轻易地任用(某人)却不去信任他。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为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朋党论》

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伶官传序》

人做事常常因为不注意细节而失败,聪明勇敢的人大多被他所溺爱的人或事物逼到困境。

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泷冈阡表》

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重在仁爱之心。

我们再看看"一代文宗"的书法水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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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 《集古录》

欧阳修酷爱书艺,自幼至老学字不辍。四岁时,母亲就教他划沙学字。平时一有馀暇、一见纸笔就练字,自称"余每见笔辄书"。他临习的前代书家有欧阳询、颜真卿、李邕、怀素等。学过真书,也学过草书。《学真草书》说:"自此以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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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 《自书诗文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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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留台執事》

欧阳修善写楷书。苏东坡曾中肯地评述他的书法特色:"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这段话不但明白地指出欧阳修的书法面貌,也同时赞誉了他的仪表风范,真是所谓的"书如其人"。

7、王安石:无限风光在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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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道路平坦距离又近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道路艰险而又偏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没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辅助,也不能到达。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苏东坡称王安石书法乃是无法之法,不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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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过从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曾巩:做正经人,干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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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省)人。嘉祏二年(1057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曾巩能出名,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据说他写的文章一出来,就被人拿去传抄,不到一个月就流传天下,读书人手抄口诵,唯恐落到别人后面。

曾巩的文章到底怎么样呢?说起来,它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严肃认真,韩愈会写《毛颖传》之类的玩笑文字,苏东坡会写《后赤壁赋》那样的酒后幻觉,但是曾巩绝对不会。他总是板着面孔的,说起话来毫不客气,很讲究,很正经: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

——曾巩《墨池记》

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所擅长的,也是凭借自己勤奋练习得到的,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莫非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

曾巩在参观王羲之留下的墨池后,总结出"干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写字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的道理;

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曾巩《醒心亭记》

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而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

曾巩提醒读者欧阳修不是因为山水而快乐。他指出:山水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只有君正臣贤、人民富裕,欧阳修老师才会真的快乐。

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赠黎安二生序》

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

纵观曾巩一生经历,曾巩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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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巩《局事帖》

《局事帖》是曾巩62岁那年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这要从王安石说起。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与父亲皆为北宋名臣,唐宋八大家中有两位和他一生关系重大——一是老师欧阳修,二是好友王安石。

他与王安石年轻时便交好,但为官之后,因政治理念不同,关系日渐尴尬。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得神宗信任,推行新法,曾巩主动要求离京外放任地方官。他未曾料想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十二年。待到写《局事帖》时,已是满头白发的花甲老人。

这十余年里,回京迟迟无望,曾巩的内心始终被豁达与沉郁两种情绪反复纠缠,此时,他收到一位朋友来信,或是有了希望,《局事帖》便是他写下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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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巩《局事帖》局部

这短短124个字的信中,曾巩将长年外放的苦闷直白道来,读来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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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巩《局事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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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巩《局事帖》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