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脚下的土地，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经济日报》最近发了一个报道，关于“耕地红线”的深度调研。
看完之后，不得不佩服，这些游走全国各地、深入田间地头、遍访各部门的调研人员，他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
1957年至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
1996年至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
2009年至2019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
现在，我们还有19.18亿亩的耕地，看起来安全无虞。
但以这种速度递减，10年后，就会突破18亿亩的红线。
原因出在哪？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关键原因：耕地“非粮化”。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说，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后，片面追求利润、实现集约种植，改种经济作物，加剧了“非粮化”倾向。
半月谈2月初有个调查，因为种粮食收益低，加上“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 后不谈种地”，一些地方占用耕地种植花草苗木，有的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造景，养蟹养鱼。
10年来，我国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
要知道，18亿亩耕地红线中，规定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17亿亩，剩下的1亿亩，才能用作棉、油、糖、菜等种植。
除了“非粮化”，我觉得，跟城镇化也有莫大的关系。
一个大背景是：
工业革命后，尤其是现代城市发展后，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这个问题，全球无解。
只是，我们的问题更突出一些：城市扩张太快。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
1995年，达到29.04%。
2020年，达到63.89%。
增速最快的是90年代初，年增速波动高达9.46%。
调研组对城镇化的看法很客观：40多年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基础设施超常供给能力形成的关键。
甘蔗没有两头甜，土地财政的背面，是耕地受到侵蚀。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城市扩张用地等需求十分强劲，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突出，是导致耕地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耕地减少的一些案例：
有的在铁路、公路两侧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
有的以河流、湿地治理为名，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人造湿地；
有的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
建绿化，建人工湖，图啥？
城市形象。
一个城市面子的提升，意味着土地增值，人才集聚，招商引资，意味着GDP。
一边是粮食安全，另一边，是经济民生发展，孰轻孰重，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由此，就产生了：耕地分布持续北移。
我国64%的耕地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5个省份耕地占全国耕地的40%。
这跟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分不开的。
这些年，都在说“南北分化”，GDP前10城市中，北方仅剩北京一城“充门面”。
在全国经济总量格局中，2012年北方占42.8%，2018年下降到38.5%，到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35.5%的比例。
八年时间，北方份额下降了7.3个百分点，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
鱼米之乡，正在加速蜕变成摩登大都市。
在这个过程里，土地出让收入，更是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的强烈驱动力。
财政部数据，2021年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051亿元，同比增长3.5%。
根据Wind统计，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从1998年的507亿元，一路飙涨至2020年的8.4万亿元，增长165倍。
如何保护耕地红线？
首先，可以用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就处理，该问责就问责，建立完善“增违挂钩”机制，将违法用地数量与土地计划指标挂钩。
其次，要让农民愿意种粮食。
不管是坚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还是远走他乡，人户分离的90后、00后，让他们愿意种地。
一句话：“只要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
比如，农民确权耕地，改变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让不愿耕种或者无力耕种的农户转让土地，让有能力赚钱的经营主体来经营，用“代耕”来解决抛荒，走农民合作社的路子。
还有，稳定主粮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让种粮者至少不赔本，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我还看到调研中的一个案例，农户可以参保，一亩地一年保费也就几十块，如果监测显示有机质含量增长，农户就可获得每亩3年最高1500元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基建倾斜。
加强农村农田的“新基建”，让种粮者在农村，也能像市民一样，享受跟城市基建一样的待遇。
比如，村屯内的道路硬化，农村电网改造，水库大坝加固及河道防洪堤建设，农贸市场建设，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这些，都需要钱。
说到底，还是一个“切蛋糕”的问题。
建设用地挤占耕地，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发展，现在，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2018年9月的《乡村振兴纲要》、2019年2月的1号文件、2019年6月的乡村振兴意见，都提及了“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在2020年9月，高层印发了《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也就是用5年时间，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提高方式有两种。
1，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
2，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也就是说，未来5年，土地出让收益的一半，要拿来支持农村。
如果土地收益不够收入的8%，那就硬性地按照全部收入的8%，投入给农村。
上面说了，去年全国卖地收入是8.7万亿，按20%的土地收益比例，50%的土地收益就是8700亿。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曾说，我们的城镇化，跟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
他们都是一步一个台阶的“串联式”发展，先搞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行到后半程开始反哺农村，之后开始加速信息化。
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干好一件事就行。
我们呢？
过去40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当然高于其他国家。
缓解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矛盾，坚守底线，需要大智慧。
蓝白今天无意间看到了一句话，可以作为结语：
把城市建设的更像城市，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