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曾经评论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种结论合理吗？
常言说得好：成功者说啥都是对的。李世民作为文武双全的顶流皇帝，自然有资格认为曹操“打仗水平可以，但治国的水平有待提高”。
其实，年轻时候的李世民曾经就被比作曹操。在他19岁时，刘文静就对其作出了“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的评价，即：李世民具备刘邦和曹操的优点（也许有朋友不知道刘文静何许人也，姑且把他理解成李家太原起兵的头号军师就是了）。这么看来，李世民早在年轻时已经具备了比曹操更全面的素质。
但李世民之所以说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并不是出于批评或炫耀，而是另有用意；此外，曹操确实与李世民存在差距，但也有许多客观因素掣肘。
要领会一句话的真实含义，必须结合情景、上下文，不然极有可能沦为断章取义。
公元645年2月，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首次御驾亲征，目标是东北的高句丽。路过当初曹操的大本营、陵寝所在地邺城时，他亲自作文祭奠，最后一句就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但如果通览全文，会发现他的重点并非这两句。原文就不粘贴了，大致梳理如下：
首先，李世民表达了自己对王朝更迭、帝国兴亡规律的认知，认为万事皆有运数，“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而是“贵贱废兴，莫非天命”；
紧接着，他回顾了东汉末年的乱象，指出当时最需要的正是伊尹、霍光这样的重臣挺身而出、匡扶社稷；而曹操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一度具备这种素质；
随后李世民深感可惜，他认为曹操未能善始善终，后期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最终只能导致天下三分，也算是天意。
因此，他认为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身为人臣、却偏要逆天而行，命数早已注定。
结合这起远征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能理解李世民为何作此感慨。
一年多前，李世民险些遭遇了翻版的玄武门事变：由于争储事件白热化，太子李承乾试图孤注一掷、发动兵变，不过被及时发觉。
这一变故深深地刺痛了李世民。在位十几年来，大唐帝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对外横行天下，自己被奉为“天可汗”，内部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本以为可以弥补当初手足相残带来的道德遗憾，但眼下自己的儿子却差点旧事重演，仿佛给他敲了一记重锤。
但李世民毕竟不是一般人，他冷静下来、迅速善后，将争储的李承乾、李泰一律废黜，原本默默无闻的李治意外地捡漏成功，被立为新任太子。这一举动就是要告诫后代，争储绝没好果子吃。
接下来，考虑到李治性格温和柔弱，身为老父亲的李世民决心为儿子尽量打好基础，对外，制衡薛延陀、远征高句丽；对内，为自己的皇太子物色靠谱的辅政班子。
在离开洛阳北上、祭奠曹操前，李世民还曾大张旗鼓地表彰了1000多年前的殷商太师比干，给其增加谥号“忠列”，并且命令有关部门修葺陵墓、按时祭祀。
结合上述背景，我们现在再看李世民为曹操所写的祭文，很容易发现他的真实用意：像是传递一种“政治正确”的态度，借古讽今、告诫人臣不应当有觊觎皇权的非份之心——像曹操那么能征善战的人，不也只是三分天下占其一，还留下了“不臣”的恶名？
那么，曹操的水平究竟跟李世民存在多大差距？
首先，在打仗方面，曹操比李世民差得远。后者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尤其在对局势的判断、对战机的把握方面炉火纯青，因此经常可以在绝境中上演大逆转，以至于李渊只能疯狂地加官进爵予以表彰、导致最后封无可封。
正史上的曹操自然也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但在战略战术方面还是落后于李世民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赤壁之战，曹操发动此战的时机就很随意、盲目，显然被纸面的实力对比冲昏了头脑，实际上却犯了兵家大忌，失败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治国理政方面，曹操所取得的成果比李世民差了许多，但我们也应看到个人能力之外的因素。
曹魏政权之所以三世而亡，败因早在曹操时期就已埋下。
一方面，曹操前半期的成功，“挟天子以令诸侯”起到了关键作用，借助汉朝余威、以汉相身份铲除异己；但在后半期，在汉献帝本人并没有道德、言行的过错前提下，曹操却自比“周文王”，在法理上属于典型的僭越、谋逆，因此，他的政权缺少足够的道德、法理依据。
另一方面，两汉以来的经学世家树大根深，在社会、政治中举足轻重，曹操缺少足够团结（拿捏）他们的手段；而这些人更是抓住曹氏政权的道德缺陷，谋求更大的利益。
因此，曹操在世时，只能以“唯才是举”为旗号，来制衡世家大族，并以严刑峻法打造自己的政权。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与干的事情之间、自己身份之间存在巨大冲突，这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相比较之下，李世民则具备极大优势。首先，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举动造成了事实上的暴政。帝王失德天弃之，李氏父子虽为隋臣，但从儒家传统政治逻辑来看，他们自立门户不仅不理亏，甚至有伐乱禁暴、挽救苍生的光明外衣。
其次，李世民家族本身，就代表着当时的主体社会资源。他们身后，有关陇贵族为支撑；初唐的朝廷，南北朝留下的贵胄后裔济济一堂，李世民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又团结了一大批关东豪强，加上科举制的推行，可以说，当时所有社会精英都被笼络到政权中央，让初唐具备了史上少见的强大执政群体。
上述差距，就是曹操“万乘之才不足”的客观原因。当然，李世民不可能直接指出，他归为“天意”，其实也包含了这层意思。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讲，就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不过，曹操还是有超过李世民的地方，那就是文化造诣。但对于政治家而言，这一素质没什么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