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却越来越淡，春节正在变成一场可以探亲、可以旅行的长假。
过完春节，各地也迎来了返程高峰，而就连“春运”，也难以再现当年拥挤、热闹的大场面了。
“1954年，春运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由于车次较少，部分线路运能出现紧张。”这是铁路部门关于春运的最早记载。
上世纪50年代的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知青的探亲流。
郑州站拥挤的人潮，图片来源网络
1978年高考全面恢复后，寒假往返的学生流又加入了“春运大军”。
塑料桶是农民工乘车的重要工具，图片来源网络
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的加快，进城务工者（农民工）人数剧增，成为了“春运”的主力，最多时占到客流的70%至80%。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这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
放眼全球，中国的“春运”也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这种“春运大军”的形成，背后也有深层次因素。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社会原因；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过年团圆情结，是春节回家的文化基因；
而劳动者长假较少、交通运力不足等客观条件，又加剧了春运的“拥挤”场面。
虽然春运有铁路、公路、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但我觉得，只有在“硬座”里挤过火车的人，才能真正地体验到，啥叫“春运”！
十几年前，我在东北上学时，每年都要体验一把这浩浩荡荡的春运大潮。
快放寒假和返校前，买票便成了头等大事。
火车票代售点昔日盛况，图片来源网络
那时还没有12306网上订票，只能靠肉身去火车站或代售点排队买票，每张票还要加收5块钱的代购费。
郑子蒙 / 翻拍
本科在滨城大连，那时郑州到大连只有一趟直达的火车，汉口到大连的K370次列车。好在这车专门为郑州站预留了两个车厢，只卖给郑州购票的乘客。
有时一大早去排队买票，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却被告知没票了，只能明日再来碰运气买第二天的，或选择买中转联程票。
郑子蒙 / 翻拍
学生可以买半价的硬座票，如买卧铺的话，优惠额度也相当于半价硬座价格。学生证的尾页，贴有购票磁条，每年可以享受4次往返区间的学生票。
同行的老乡们，会把学生证集中在一起，交给一两位同学代买，这样大家上车也能坐在一起，相互照应。
郑子蒙 / 摄
最多的一次，我们一行有近10位同乡校友。尽管车上非常拥挤，但大家一路有说有笑，有酒有肉，弹着吉他唱着歌，怼着大笛把牌摸，也不亦乐乎。
车上能挤到何种程度呢？
郑子蒙 / 摄
脚不着地，也不会摔倒，因为你已经被前后左右的人挤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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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趟厕所，少则半个小时，因为你需要缓慢地挪动到厕所门口，还要等厕所里站着的十几个人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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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车的乘客，通过时都得把沉重的大箱子举过头顶，因为过道中根本没有空隙。
但即便是挤成这样，神奇的小推车也能畅通无阻，“啤酒，饮料，矿泉水……师傅，脚收一下……”
最绝望的一次，我们在春运的硬座车厢里挤了39个小时（正常运行是23个小时）。2007年3月4日乘车返校时，东北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灾，列车向北过了天津，就开始走走停停。
走的时候，哪怕车再慢，只要前行就有希望；停的时候，一切是未知，不知身处何地、还要停多久，焦躁不安的气息混着桶装泡面的刺激味儿，充斥着整个车厢。
过了葫芦岛，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熬了近40个小时，不等车到终点大连站，我们便在金州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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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落地，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许多人都发誓，以后再也不挤硬座了。其实每次挤下车，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但这次对“多么痛的领悟”，更加深刻。
苦中作乐，也有值得回味的趣事。
有次没买到直达郑州的车票，不得不去沈阳转车。在沈阳站下了车，我带同乡们去当地有名的“老四季”，吃完抻面打包几个鸡架，再赶往沈阳北站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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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啃着鸡架、喝着雪花的感觉，血受（大连话，得劲）。
还有次，在车上偶遇两位大外的日本学生妹，一路用英语和汉字交流，他俩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奥田直子和吉武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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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去哈尔滨读研，就没再坐过硬座了。一来没有同行者，形单影只、枯燥无味；二则对更漫长的挤火车旅程，充满排斥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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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过年回家也免不了和“春运”打交道。那时京石高铁与石武高铁都没开通，还是只能做普铁。
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到Z开头的直达特快，第一站就是郑州，五个半小时的车程，票价94块；次之是T开头的特快，七八个小时也能到家；K179则需要晃荡一夜，但卧铺票非常难买；
郑子蒙 / 翻拍
而最差劲的1487次，被喻为“民工专列”，北京到郑州绕行京九线，经商丘、开封再拐回郑州，不但多坐了四五个小时，票价102元也贵了一些，因为票价是按里程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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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最紧张时，铁路部门甚至会把卧铺也改成硬座票出售，每个下铺坐满4个人，再加上过道另一侧的座椅，就这样提高运力。
我还体验过台湾的“春运”。
2015年到台湾过春节，大年初一从台北开往花莲的国铁上，稀稀拉拉坐了些游客。
郑子蒙 / 摄
台铁上的小推车与大陆的叫卖声不同，中年乘务员用嗲嗲的声调说道，“小火车来了，有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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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六从高雄返回台北时，也赶上了他们的春运高峰。高铁的过道里，也站满了从国境之南到台北的打工人，好在并不拥挤，2个小时就能到达。
郑子蒙 / 摄
台湾高铁也较早实现了“公交化运营”，推出了不限定座位，只规定车厢的自由席。
时过境迁。如今，恐怕再难看到当年的春运场面了。
多条高铁的开通与普及，铁路运能大大提升，人们过年回家有了更多选择。而长距离的打折机票，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
私家车的增多，让中短途客流也都可以自驾、自主地选择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春节的年味儿在变，“春运”的形式也在变，不变的是人们对家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郑子蒙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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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喷喷，你的“春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