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教育部、中央编办、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目的是加强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工作，不断提升校外培训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其实从“双减”推行以来，老百姓对于校外培训的合法性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到底是学科培训完全不能开展了，还是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说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可以开展特定内容的学科培训？
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默认能缴费报上的班，应该就是合法的吧？而实际上，很多机构只是在打合法性的擦边球，没有被抓获，就解释权在自己，办一天算一天，被举报通报的话，那就退费整改，更多时候是无法退费只能跑路。
这次三部门联合发文的《意见》，是第一个关于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的专门文件。无论从发文部门的性质和级别，还是从发文内容的用词，都可以看出其以法治理的重视性和严肃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中指出了“建立校外培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健全教育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
是的，你没有看错，校外培训行政执法将与刑事司法衔接。这和普通人朴素观念里的“不就一个课外班嘛”，恐怕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最近随着谷爱凌夺冠，各种童年逸事也被官媒纷纷宣传报道，比如她曾在海淀黄庄上过奥数班，并且非常自豪地说“在培训班上10天奥数，能顶在美国一年”。殊不知，现如今海淀黄庄的奥数班已经枯草丛生，仅剩的一些也已纷纷转为“地下工作化”，属于最见不得光的营生之一了。
有一种说法是，其实普罗大众苦学科培训久矣、苦小奥久矣，因为别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导致自己家只能被逼跟上。表面上看，苦的是学习的形式和过程，从深层次上讲，苦的是借助“学习”这件事来实现激烈的竞争。
如果这种竞争的底色是存在的，那么无论有没有培训班的存在，课外的时间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释放。差别就是原先是在培训班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以后将在家长的指导下或者自己独自学习。因为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你不学，别人还学呢，你不就落后了么，落后不就要挨打了么？
我思考了一下，20年前，作为人数庞大的80后群体，为什么反而在学习期间没有如此激烈的竞争？但凡竞争足够激烈，成规模、成体系的课外培训势必有足够的市场去应运而生。
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20年前，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是能接受自己孩子学习不好这件事，他们甚至从不认为“课外补习”能从质上改变“不是学习的料”这个结论。所以在当时，“天资”+“努力”这两个维度，已经可以很容易地对人进行区分度划分，靠“课外培训”逆天改命这种维度发生地很少。
当时也有不少家长抱着“行行出状元”的观念，考不上大学学门手艺就饿不死，找找关系安排个工作就饿不死。
而且因为时代的关系，大多数50后、60后自己本身就不是大学生，那孩子哪怕考上一个大专、普通二本，也是感觉比自己强不少了，而无可指摘。殊不知因为大学扩招额度之大，学历通胀的贬值速度之快是很多人料不到的事情。当下的普通一本，可能都不如当初一个中专生在职场上吃得开。
当然，最关键的是，这20年间，年轻人步入社会后的阶层分化，差距之大也远甚从前。20年前的“饿不死”标准下，一个劳动者的辛苦程度和压力程度，和当下的“饿不死”标准下，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信息时代了，很多事情都摆在明面上看得见。我们都相信美好的未来需要双手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努力兑换成果，在不同的位置上，效率差异极大。为了让子女能更大概率站在一个好的位置上，家长拼尽了全力，那才是所有学科培训能成昨日之气候的源头。
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而实际上，人类的努力，也并不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