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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吉林省吉林市两名陪侍女性遭抢劫后被杀害肢解，三名哈尔滨籍男子和一名吉林籍女子涉嫌犯罪，当地警方先后七次立案侦查，都无下文。公安部网上通缉，亦是不了了之。四名犯罪嫌疑人如同水滴融入大海，全无踪迹。更离奇的是，他们的家人也一并“消失”。
去年，在公安部狂飙突进的“清网行动”中，哈尔滨公安局一名巡警不经意间浏览到这四人的通缉令，他认出其中一人系其“发小”，经过4个月又11天的海量摸排，冰山开始浮出水面。
四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共12人早已改名换姓，从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后，再在内蒙古落户定居，从而得以逍遥法外。
在刑侦技术发达的今天，隐匿的命案逃犯如同隐形炸弹，是谁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提供了生存空间？
去年年底，四名犯罪嫌疑人最终在包头落网。但这场追捕至今还没有结束。
更令人惊悚的是，四名犯罪嫌疑人背后还有连环命案，共计有十名陪侍女性惨被肢解。公安部副部长批示称：“真是骇人听闻，令人震惊！”
他们客居塞外，以堂兄弟的关系示人，但却约定“私下不见面，不联系，不沟通”，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隐姓埋名的他们为何被警方网上通缉？
逍遥法外十年，如今一朝倾覆，这中间又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包头生意人
包头，一座闪烁着霓虹灯，充斥着烤羊肉、煮土豆和奶茶气味的草原城市。直到2002年下半年，“王学礼”还仅仅是在地图上熟悉这个塞外枢纽。
这是一座理想的隐秘之城。“王学礼”买了一辆摩托车代步，在车管所上牌照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很多年后，这个手机号码“出卖”了他。、
人到中年的“王学礼”，头发乌黑，脸如满月，下巴方方，带着无框眼镜，接近180厘米的魁梧身材，很有男人气概。他住在包头昆都仑区都市豪庭，当地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对面就是昆都仑区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每天警车呼啸不断，小区居民都觉得治安良好。
与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相比，他不是最富裕的。但是，他的名气却是最大的。他在包头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开了两家台球厅和一家足疗馆。无论是朋友还是手下员工，都喊他“礼哥”。
“王学礼”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妻子“马海燕”比他小十岁，风姿绰约，办事决断，把生意打理得很好。五岁的儿子聪明可爱，是全家人的宝贝。
还有两个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是岳父马景志和小舅子马俊。马俊是一个爱玩闹的小伙子，“马海燕”帮他在包百商业街开了一家专营女装的商店，生意还不错。他觉得包头人实在，钱好赚，而且姐夫承诺将来送他一套房子结婚用，他乐意留在包头。
马景志是一个脾气倔强的老头，邻居听到他总跟女婿吵闹，有一次两个人吵红眼了，“王学礼”情急之下要去跳楼，这才平息了岳父的怒气。
通常，“王学礼”都要睡到上午十点钟左右，然后去台球厅和足疗馆照看生意，晚上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他才回家，一般都到次日凌晨了。
“王学礼”的母亲刘凤云和弟弟“王学凯”住在另外一个小区，刘凤云还有几年就70岁了，她的精神方面有些问题，“总是眩晕”。王学凯给哥哥打下手，也很忙碌，所以刘凤云大都一人在家。
从刘凤云所在小区出门左拐50米就是包头市少先路，再左拐100米就到了包钢第十七小学，学校对面是一溜小商店，其中有一家“康滋”医疗床垫店，兼售手机充值卡。
店主是“王学国”和李红（化名）“夫妇”，二人都操东北口音。遇到“王学国”前，李红已经在包头落户，并有了一个女儿，现在10岁了。小店生意一般，有里外两间，李红在外面做生意时，“王学国”就在里面休息，他总是仰在躺椅上，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无足轻重，睡觉是他打发时间最常用的法子。
他们家在包头市青年路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李红都把家里钥匙放在隔壁的“胖嫂”饺子馆，女儿放学后就去那里取。李红十分活跃，常常热情地跟邻居打招呼，但是“王学国”很少说话。饺子馆老板说：“他走路总是低着头，总是呆在店里面，很少出门。”
与青年路隔着两条街道就是包头市最大的经济房住宅区，楼层密集，人流复杂。小区管理车棚的老大爷还记得其中3栋53号住户叫“王华炎”，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令人印象深刻。
但53号房屋里现在住着的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中年男人，他不认识“王华炎”，他说房子已经卖给了他姐姐，还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三手房。邻居们都不知道“王华炎”去了什么地方。
其实，“王华炎”在包头郊区的煤场倒腾煤炭已经好多年了，那里地段僻远，宛如煤海，寻人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跟“王华炎”一起干活的人背地里都叫他“拐子”，总觉得他阴森森的，是一个狠角色。但煤场老板郑恩双很欣赏他，认为他脑子灵活，精明能干，交代的事情总是干得不赖。
与“王华炎”同居的女人名叫马健华，她原籍山西，能说会道，还带来了与自己丈夫生养的一对儿女。
左邻右舍都认为，这三户人家同散居在包头的普通人家一般，着实没有任何异样之处。
但在去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学礼”和“王学国”先后接到同一个电话，“王华炎”打来的，紧急万分。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三人之间最后一次通话。
“不能留下指纹”
其实那段日子，“王学礼”的烦心事都堆到了一起。
妻子背着他跟别人约会，他心知肚明，但却不能发作，这个家庭还不敢贸然破裂。岳父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大声叫嚷要回东北老家，好多次都把小区保安给惊动了。
但这些，都不如“王华炎”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心悸，这破坏了他们的约定。在电话里，“王学礼”和“王学国”都称“王华炎”为“二哥”。
“二哥”说，《新闻联播》报道称从2012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将增加指纹信息。“二哥”叮嘱他们一定要保存好身份证，同时再去公安局补办一张身份证，以防丢失之虞。
“千万不能留下指纹！”他反复强调。
他们的麻烦要从一条堵塞的下水道说起。
“王学礼”、“马海燕”、“王学国”、“王华炎”其实不是他们的本名。十年前，他们还叫杨树彬、戢红杰、张玉良、吴宏业。
杨树彬幼年丧父，自小顽劣，初中毕业后，到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上班，与社会上“混混”过从甚密，好打架斗殴。因为高大魁梧，脸如满月，肖似香港影星周润发，外界称之为“发哥”。
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上班时，杨树彬结识了同样不安分守己的吴宏业，后者年长其6岁，初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吴宏业曾在哈尔滨结婚生子，但他10多年来一直没跟家人联系。
张玉良是杨树彬小学同学，从小成绩良好，一直担任班干部，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单位效益不好，他下海经商，一直亏钱，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因母亲改嫁，他与家人几无来往。
就在张玉良穷困潦倒之际，杨树彬和吴宏业拉他合伙做生意，三人南下深圳，在那里遇到了戢红杰。现年30岁的戢红杰户籍地为吉林省舒兰市。她从小母亲去世，生活比较凄苦。十六七岁时，就到深圳等地以异性陪侍谋生，此后亦很少回家。
2002年9月11日，晌午，吉林市船营区一栋居民楼的下水道莫名拥堵，还源源不断地涌出油腻腻的“肉馅”，气味让人作呕，不安的住户报警。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就住在楼顶的出租屋。
当年的目击者回忆称，经过楼道时遇到相识的邻居，张玉良还故作轻松地打了个招呼，他和杨树彬两个人听了一会众人议论，并一起分析下水道里涌出的是什么肉。
吉林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取样鉴定，证实这些“肉馅”系两名被肢解的女性。他们迅速封锁楼道，待追踪到楼顶出租房时，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已经不见踪迹。出租屋里还有两具没有处理完的尸体，现场留下了指纹。
经过进一步调查，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等人涉嫌绑架两名陪侍女性，抢得16万元后将她们肢解，丢弃的碎尸堵塞了下水道，命案遂东窗事发。
吉林警方先后七次成立专案组意欲破案，公安部也下发通缉令，但四名犯罪嫌疑人却如石沉大海。
杨树彬后来回忆说，被公安部通缉后，他感知风声甚紧，开始找人运作，将四人及亲属共十二人通过改名换姓，先从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再在包头买房落户，做起生意。
三个男人以堂兄弟的关系示外，互相约定：“私下不见面，不联系，不沟通。”只有每年春节时，杨树彬才会把大家召集到家里一起吃顿饭。
不仅仅是忌惮指纹，后来杨树彬说，十年来，他们不使用信用卡，不乘坐飞机，不住酒店，绝不在公开场合留下任何身份信息。他们原以为如此小心甚微，隐匿的生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杨树彬没有想到他还有一个当警察的小学同学，更没有想到20年后对方还记得他。
漫长的潜逃之旅走到了尽头。
病历上的名字
数千里外，哈尔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许建国也没有想到机遇从天而降，自己有一天会惊动公安部。
去年6月中旬的一天，他打开办公电脑，进入公安部的网络作战平台浏览，在不经意之间看到了杨树彬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的通缉令。大约一个月前，公安部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将开展为期约7个月的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
许多年来，许建国总是与那些拦路抢劫和入室盗窃的“毛贼”打交道，不过内心深处却渴望侦破大案要案，通常这都是刑警的“专利”。他仔细端详杨树彬的照片，感觉似曾相识，眉宇之间酷似少时玩伴“武和尚”。他们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联系。那些年大家都互称绰号，自后经年天各一方，反倒忘了彼此真实姓名。
许建国从其他朋友处证实：“武和尚”就是杨树彬。小时候，杨树彬曾赴山西五台山学艺，习得一身功夫，故有“武和尚”之名。他惊愕不已，决定亲手抓捕“发小”。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2011年8月1日，许建国还是成立了一个“9·11”专案组。三个月前，美国官方证实，“9·11”袭击事件1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本·拉登死亡。许建国借此勉励同事，天网恢恢，杨树彬也终将难逃。
在同事眼里，许建国“胖乎乎的，给人的印象永远是笑容满面，憨态可掬”。他曾在汶川抗震救灾中荣立二等功，新疆维稳再立二等功，奥运安保获得嘉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警察。
但那些过往案件和现在这桩相比，不过是飓风到来之前的风吹草动。
许建国分析，杨树彬、吴宏业及张玉良都是哈尔滨市常住人口，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肯定留下了大量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
在走访了平房区100多户人家及50多家单位之后，警方发现杨树彬的母亲及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处。而戢红杰在吉林老家的父亲和弟弟也同期“失踪”，再无信息。
这在以往案件中是很少见的。许建国认为，如果杨树彬和戢红杰携带全家出逃，那么他们的目标就会过大，给侦查带来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人海战术发挥了作用。对杨树彬的社会关系再次进行精心梳理后，警方从杨家的一位远亲处知悉，杨树彬的弟弟杨树凯前些年曾一人返回哈尔滨治病，他去探望时，无意中发现杨树凯病历卡上的名字叫“王×凯”。警方在该医院果然查到了一个叫“王学凯”的病人，但挂号单上登记的地址是假的，线索中断。
哥哥是通缉犯，弟弟却举家搬迁，隐姓埋名，这中间有何蹊跷？杨树凯变成了“王学凯”，那么杨树彬呢？许建国推断，4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很可能均已改名换姓，远走他乡。
这是事情的转折点。“9·11”专案组以使用普通话及生活习惯为依据，在淮河以北，圈定吉林、辽宁、山东、河北、北京、黑龙江等省市的一二线城市，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搜索开始了。为了防止杨树彬等人在年龄上做手脚，他们把年龄上下放宽5岁，然后在数百万的人口信息库中筛查。
5天过后，筛查完毕，没有找到“王学凯”的信息。许建国不肯放弃，又提出把筛选对象年龄上下放宽6岁，再次筛查。就在翻到人口信息库中倒数第二张照片时，他们觉得有些面熟，几个人挤在一起，反复核对，正是改名为“王学凯”的杨树凯。
打开“王学凯”的全户信息，他母亲名叫刘凤云，这正是杨树彬母亲的名字。她虽然还在使用真实姓名，但出生年月日从1945年4月11日改为1948年9月6日。
后来杨树彬说，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不敢为她改名，“怕她犯病，叫不上自己名字，引起别人怀疑。”
“王学凯”及刘凤云新的户籍所在地为包头市。许建国根据杨树凯改名叫“王学凯”的特点，在内蒙古放宽年龄段搜索名叫“王学×”的人。经过对户籍信息的搜索，最后锁定了“王学礼”，他们欣喜万分，尽管此人出生年月日已从1970年4月18日改为1975年5月8日。
哈尔滨来的人
2011年10月25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任锐忱给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张晓波、张航送行，祝他们好运。
张晓波、张航带领许建国、张兴旺、李宏伟、杨卫国、周嘉林、郑金玉、顾青等人奔赴包头。在当地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监控了“王学礼”当年留在车管所的手机号码，定位显示目标经常出现在包头市青年路的一家台球厅。
傍晚时分，“王学礼”从台球厅出来，驾驶自己的小车离开，后方一辆小车随即跟上。这辆车停在附近已经很长时间了，许建国带人坐在里面紧紧盯着台球厅，他觉得刚才出来的那个人很面熟。
“王学礼”进了一家饭店，许建国等人尾随进入，坐在邻桌，听得分明看得清楚。
“可以向任老板交货了。”许建国说。同事都笑了，他们明白，“任老板”指公安局局长任锐忱，“货”当然是指杨树彬。
当“马海燕”送儿子上学时，一辆小车在她身边缓缓驶过，张兴旺和李宏伟正坐在车内，拿着一张照片反复对比。张晓波化做都市豪庭小区住户，到楼底下佯装晨练，再次核实，不错，“马海燕”就是戢红杰。她的出生年月从1981年7月25日改为1981年3月16日。她的父亲戢景志和弟弟戢守营也分别改名“马景志”和“马俊”。
两个儿子忙于生意，媳妇不冷不热，刘凤云与“侄儿媳妇”走动得亲热，两人常通电话。通过她们的通话，杨卫国找到了“王学国”(张玉良)后来在包头的同居女友李红(化名)的商店。原来，李红就是刘凤云口中的“侄儿媳妇”。
第二天，他和顾青拎着一塑料袋蔬菜走进了商店，只有李红一人在看店。他们转悠了一圈，看见柜台上写着代办手机交费。
“我要交费。”
“机器坏了，交不了。”
“我以前来交过两次，凭啥今天就交不了，这不是耽误事吗？”
杨卫国故意大声喊叫，“王学国”从里屋走了出来，“兄弟有话好说，吵吵什么，在这出去一拐弯有一家商店也能交费。”
杨卫国嘟嘟囔囔地出来了，向张航报告，“就是张玉良。”
果不其然，张玉良除更名之外，出生年月也从1972年3月23日改为1976年8月15日。
一周下来，已经确认了三人，但这些来自哈尔滨的警察依旧眉头紧锁，因为还有一人始终不曾露面。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二哥”打来电话。许建国和他的同事们监听到了这个电话。他们断定“二哥”就是吴宏业，但包头郊区有煤场四五百座，连绵不绝，附近没有基站，无法准确定位。
在吴宏业的联系人当中，煤场老板郑恩双出现得最为频繁，许建国以商人的身份约他到包头市区洽谈生意。郑恩双刚一露面就被控制起来，他惊恐不已，配合意愿强烈，说出了“二哥”的名字以及煤场的具体地址。
2011年11月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长孙君亭带领12名特警抵达包头。
终点又回到起点
深秋的包头更显辽远空寂，唯有风吹枯草刮过大地的干裂声，以及火车头渐去渐远的汽笛鸣响。
忽鸡沟乡距离包头市区大约200多公里，在其中的一个小煤场里，房舍昏暗，破旧的窗帘遮蔽下午的阳光。屋里有五六个人在闲聊，都是蓬头垢面，无法辨认样貌。
乔装打扮的孙君亭和郑金玉走了进去。
“谁是二哥？”郑金玉问。
“你是谁？”角落里一个男人问。
“我是朋友介绍来买煤的。”
“你找的二哥叫什么？”
“王华炎。”
“我就是。”话音未落，他的胳膊就被郑金玉擒住，随后冲进来的特警把他铐起。
时间为下午4点30分。孙君亭通知其他办案人员同时行动。
张兴旺和李宏伟已经跟随戢红杰逛了一天街，接到命令时，他们正在地下商业街，紧紧盯着不远处身穿白色短大衣的女子，可等他们拦住对方时，才发现不是戢红杰。张兴旺连忙通知特警守住商场出口处，同时向另一个穿白色短大衣的女人追去。
“我是警察，你叫什么名字？”
“马海燕。”
“这上面是你吗？”张兴旺扬了扬通缉令。
“我是戢红杰。”她看了看，然后点点头，伸出双手戴上手铐。
几乎在同一时间，杨卫国和周嘉林冲进了张玉良的商店，之前他们一直在街对面严密地监视。张玉良正躺在摇椅上休憩，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已被铐上。没想到横生枝节，李红转身冲到隔壁饺子馆找来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扑了过来。顾青上前拦截，几个擒拿动作，就将李红制服。
杨树彬强壮高大，又曾习武。许建国和张晓波带领8名特警布控。
那天下午，杨树彬一直呆在足疗馆内。接到孙君亭命令后，许建国和张晓波进了足疗馆，以顾客挑选包房的名义巡视一圈，但不见杨树彬踪影。许建国有点紧张，他急中生智，拨通了杨树彬的手机，想循着铃声找人。但拨通之后，既没有听到手机铃声，对方也未接电话。
还有一间包房没有查看，服务员阻止他们进入。许建国一脚踹开包房，屋内晦暗，只有一名男子仰躺在按摩床上，双手捧着还在振动的手机，贴在眼前，但不接电话。手机屏幕光照着他的脸，就是杨树彬。
在多年的逃亡生涯中，杨树彬养成了一个习惯，手机总是调成振动，不接陌生人电话。发觉有人破门而入，他还想挣扎，但来不及了，许建国的枪口已经顶在他的脑门上，“警察，你千万别动，我这顶着火呢。”同时，张晓波的枪也顶在他的胸口上。
孙君亭的手机捷报频传，他正了正鸭舌帽说，“这就叫一网打尽。”
当晚，在包头进行初审之后，杨树彬等四人被转移到哈尔滨警方的车上。在落网不到30小时内，在警方对他们追捕十年后，四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回哈尔滨市上游街76号，哈尔滨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巡逻七大队驻此办公。
大约100米开外就是哈尔滨市通江街116号。1993年1月7日，杨树彬伙同他人在那里的台球室持刀行凶，刺伤二人、刺死一人，同伙被抓获判刑，杨树彬逃脱，从此亡命天涯。
19年后，他又回到犯罪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罪恶生涯的终点。
2011年11月，哈尔滨市警方成功抓捕4名潜逃了10年的命案犯罪嫌疑人，但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却引起一场警界“地震”。
据南都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山西省兴县公安局已有2人被逮捕，4人被开除公职，6人被撤职。同时，该县2003年以来的三任公安局长均予以处分，吕梁市公安局局长也被责令向省公安厅做出深刻检查。但查阅当地警讯，未见相关片语。县城民众莫衷一是，政府官员则讳莫如深。
南都记者从哈尔滨警方了解到，他们从包头成功抓捕的4名命案通缉犯之所以能够藏匿10年，系因在山西兴县公安局部分人员的“关照”下，得以改名换姓“漂白”身份，从而逍遥法外。
新华网曾就此案调查反思：一些地区户口管理存在漏洞，在关系网中，法律和法规成为一纸空文。要减少逃犯“漂白”身份事件，挤压逃犯生存空间，必须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谋划伪造
中国的户籍信息库中一下子冒出了12个具有合法身份的“漂白”人，这是“9·11”专案组始料不及的，他们想象不到四名犯罪嫌疑人会有如此胆量和手段。
杨树彬后来交代说，2002年，他们四人窜至包头，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后，立意长居于此。
常年逃亡，杨树彬积累了丰富的反侦破经验，他决计给四人团伙构建一个封闭、安全的壁垒。
正巧此时吴宏业遇到了马健华。对于马健华，杨树彬表示认可。在这个四人团伙中，杨树彬享有绝对的权威，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都需要经过他的审核。
后来吴宏业回忆说，在遇到马健华之前他曾经交了一个女友，但杨树彬考察后，认为这个女人性格暴躁，难以控制，一旦产生矛盾，就可能坏了他们的大事。杨树彬责令他甩掉这个女人，他不敢不从，只得与女友分手。
吴宏业口若悬河，满嘴的粗话。但是马健华死心塌地爱着他，带着自己的一对儿女与他一起生活。
后来马健华交代说，杨树彬得知他来自山西后，要求她帮忙伪造身份。
包头市外来人口庞杂，其中山西人最多。沿袭“走西口”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包头及鄂尔多斯的开发，山西人源源不断拥入内蒙古。
杨树彬这样盘算，他们一伙先在山西省偏远农村落户，不会引起较多关注，然后根据包头市买房落户的政策，在当地购置商品房，再把户口迁到包头定居经商。如此腾挪，他们都成了“合法公民”。
马健华说，她隐约感知吴宏业、杨树彬等人“身上有事”，但没有想到“背有命案”，她对吴依然痴情，所以答应了杨树彬的要求。2005年，马健华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山西省兴县蔡家崖镇。
山西兴县：李代桃僵
蔡家崖镇位于山西省兴县城西17里，北依元宝山，南临蔚汾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就设在这里。
“蔡家崖，一块神奇的热土地，一个古老的小山村。”这是当地旅游图册上的宣传语。尽管声名在外，小镇依旧贫穷，大部分村庄坐落于吕梁山脉深处，交通不畅，资讯闭塞。
2012年春节前，一众警察来到蔡家崖镇苏家塔村，这种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大批村民围观。后来他们知道，来者是由山西省公安厅及吕梁市公安局组成的调查组。
调查组出示了两张打印的照片，一男一女，询问村民是否认识。很快，女子的身份得以确认：她就是本村村民王华眼的妻子马健华。男子则无人认识。
据村民介绍，马健华是蔡家崖镇大坪头村人，后嫁入苏家塔村。王华眼老实木讷，马健华能说会道，善与人联络，且颇有姿色。他们家中一直是马健华说了算。
10多年前，王华眼举家到内蒙古东胜打工。那是一个煤炭富庶的地区，很多山西人在那里挖煤。据在一起打工的老乡说，王华眼不会挣钱，常遭妻子鄙视，夫妻感情淡漠，马健华带着儿女另过。二人一度有离婚的传言。
村民回忆说，2005年，在外打工多年的马健华突然回乡，与当地人相比，她的言行举止十分新潮，跟当地派出所领导走得很近，常在一起打麻将。
没过多久，马健华再次离乡。此后，她和王华眼一直没有现身。他们家所住的窑洞已经破败不堪，荒草遮盖了门窗。
王有华是苏家塔村村支书，担任该职已近20年。调查组告诉他，另一张照片上的男子真名吴宏业，化名“王华炎”，是一名潜逃十年的犯罪嫌疑人，他与马健华在包头同居多年，一直冒用王华眼的身份和户籍资料。
在王有华的带领下，调查组奔赴内蒙古东胜，找到了马健华，并将她带回兴县。
王有华告诉南都记者，据马健华交代，在一起打麻将的过程中，她认识了时任派出所副所长张春平等人，“结下很深的关系”。在张春平的指引下，马健华找到户籍民警白原喜等人，提出把丈夫“王华眼”的名字改为“王华炎”。
在马健华的成功运作下，她及一对儿女在苏家塔村领取了新户口本，户主是改名为“王华炎”的吴宏业。此外，戢红杰的父亲戢景志和弟弟戢守营也在苏家塔村落户，分别改名“马景志”和“马俊”。
而杨树彬、戢红杰及他们的儿子、张玉良等四人则在大坪头村落下户口。不过，大坪头村支书刘挨明自称对此毫不知情，“都是镇上派出所一手搞的。”
这些年来，马健华一直阻止丈夫王华眼办理二代身份证，以避免吴宏业的身份穿帮。
询问完毕后，王有华出面担保，马健华得以恢复自由，“但保证随叫随到，配合调查。”不过三天后，马健华被吕梁市公安局带走，羁押至今。
南都记者从兴县公安局获悉，“9·11”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对逃犯“漂白”事件极为震动，山西省公安厅及吕梁市公安局组成调查组倒查此事。
据悉，山西省公安厅及吕梁市检察院已将蔡家崖镇派出所原副所长张春平等二人予以逮捕，蔡家崖镇派出所原所长李峰等四人被开除公职，对兴县公安局副局长刘玉明等负有领导责任的6人予以撤职，同时建议吕梁市委对2003年以来兴县的三任公安局长予以处分，责令负有领导责任的吕梁市公安局局长向省公安厅做出深刻检查。
兴县公安局政工科科长高凌称，之前只要迁入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当地派出所主管副所长签字，外地人就能在兴县落户。杨树彬等人“漂白”事发后，审批权限被收至县公安局，必须经由主管户籍的副局长签字方可。
河南柘城：神秘取件人
就在同一时间，河南省公安厅和商丘市公安局组成的调查组来到柘城县。
内蒙古公安厅调查报告显示，落户包头前，杨树彬的母亲刘凤云及弟弟杨树凯的户籍均由河南省柘城县迁出。
杨树凯说，2006年他突然接到哥哥电话，让来包头一起做生意，并且不要对外声张。那时他在当地过得并不如意，于是卖掉房子，带着母亲悄悄离开了哈尔滨。
他说，来到包头后，哥哥已为他与母亲办好新身份证：他改名为“王学凯”，母亲虽没改名，但年龄有变，户籍地均为河南省柘城县大方村王庄一组。他没有到过该地，也从未听说过。
杨树彬没有解释为何隐姓埋名，只称是做生意需要。因他在家向来说一不二，杨树凯及刘凤云没敢多问。
柘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是该省较为落后地区，亦有大批民众在内蒙古务工。大方村包括三个自然村，一共1500余人，村支书方士祥称自己从未经手办理过刘凤云及王学凯的户籍。
不过，2008年年底，方士祥去乡里开会时，派出所曾通知他领取本村村民二代身份证，其中包括刘凤云，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他回村后多方打听，查无此人。这张身份证也就一直搁在他家。
一个中年男人在五个月后找到了方士祥，他40多岁，操本地方言，自称姓张，邵园乡人氏。他说受刘凤云所托，前来取回身份证。方士祥交出了身份证。
河南省公安厅调查组在邵园乡派出所户籍系统调出了所有张姓男子的相片，让方士祥辨认，但无一人符合条件。此事最后只得作罢。张姓男子是谁？至今成谜。
方士祥推测，张姓男子兴许就是与杨树彬联络之人，由他居中操作，刘凤云和杨树凯得以在柘城县“漂白”身份。
柘城县公安局副政委孟庆彬说，2003年至2008年，该县户籍管理权属归于各乡镇派出所。不过，邵园乡派出所一度换址，在搬迁过程中，部分档案遗失，其中包括刘凤云及杨树凯二人落户文件。邵园乡派出所到底何人为他们办理户籍也成了一个谜。
柘城县公安局纪委书记王宇称，在警方的户籍信息系统上，有一个“其它模块”的窗口，主要是针对劳改释放人员、返乡大学生以及退役军人。这为内部人员不法操作带来了便利。他认为刘凤云和杨树凯身份的“漂白”可能通过这个窗口完成。
南都记者从柘城县公安局了解到，邵园乡派出所所长王天亮已被免职，行政记大过。户籍民警张淑娟被行政处理，调离岗位。同时，该县警方户籍信息系统已经关闭了“其它模块”的窗口。
异乡现形
就在杨树凯母子到包头后不久，戢守营父子也过来了。
戢守营说，他高中毕业后，姐姐劝他放弃读大学，因为毕业后也不好找工作，不如到包头跟她学做生意。他与父亲遂卖掉家中老屋，一起来到包头，并双双改名。父子俩没有详细追问，只是寻思戢红杰这些年在外不容易，可能惹了“麻烦”。
“漂白”身份后，杨树彬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回哈尔滨，更不能跟哈尔滨的任何人有任何联系。
戢守营说，为了排遣大家背井离乡的孤独和失落，杨树彬每年春节都把所有人聚到家里吃一顿饭。在掩人耳目的同时，刻意营造出一团亲情和其乐融融的气氛。
其实每次聚会，张玉良及吴宏业都不敢喝杨树彬准备的酒水，他们后来交代说，害怕酒水里下毒。然而，他们又不敢跟杨树彬散伙。他们始终觉得，在全世界所有人里，和他们最亲密却是这个人，因为他们至少是同一类人。
但在杨树凯看来，孤独是他哥哥这类男人的生活方式。妻子、儿女和小心翼翼的生活是不适合他们的。
杨树凯早年落下了一身的病，加之难敌思乡之情，他曾找借口离开包头一段日子，偷偷跑回哈尔滨入院治疗，并使用了“王学凯”的化名，一名亲戚去医院探视，正巧看到了他病床头写有化名的病历卡。
杨树凯说，哥哥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对他一腔怨恨：“你为什么非要回去？我告诉你，就是死在外边也不能回老家。”
杨树彬似乎清楚，这个失误已经没法弥补，只能听天由命。他还曾带领戢红杰、吴宏业及张玉良去山西五台山礼佛一个月，祈求神灵保佑。
几年后，“9·11”专案组还是抓住了这条线索。他们“漂白”的身份到底现了形。
内蒙古公安厅上报公安部称，4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共12人的户口已被包头市公安局冻结，等待案情全部查明后，再予以注销。
警方根本没想到杨树彬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背后还有一连串命案。
他们供述曾先后作案6起，共肢解了10名陪侍女性，涉案范围包括广东、浙江、吉林等地。去年年底，四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吉林警方。今年春节前后，各地警方纷纷前来吉林提审，展开联合核查。
南都记者从吉林警方了解到，因年代久远且受害者信息不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方能结案。
“发小”的交代
初审并不顺利。
落网后，张玉良和吴宏业很快就对在吉林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杨树彬却一直咬紧牙关不开口，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许建国找到巡特警支队领导孙君亭，要求亲自提审杨树彬。在审讯室里，他们坐到了一起，开始寒暄，这还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抓捕时，许建国没有亮明身份。
“老同学，我们快20年没有见面了。”
杨树彬认真打量眼前人，他认出来了。他们是街坊，也是小学同学。
许建国继续说：“我想这可能是天意，让我抓到了你。老同学，你没有任何机会了，你不但死路一条，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无论对谁你都应该有个真正的交代。”
杨树彬开口了，侃侃而谈。他没有最先供述吉林那起碎尸案。他开始回忆，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说起，聊起他的亡命天涯。
根据杨树彬的交代，警方整理审讯报告如下：
20岁时，杨树彬被一个叫“关胖子”的人“带上道”，并混得“发哥”的名号。第一次参与抢劫时，他也曾害怕，只在一旁观看，没有动手，但却分到了钱，此后胆子便越来越大。
1993年1月7日，杨树彬伙同刘卫军、李江涛在哈尔滨市通江街116号台球室持刀行凶，刺伤二人、刺死一人，刘、李被抓获判刑，杨树彬窜逃。
此后，杨树彬开始逐步走向罪恶的深渊，却一次次成功地逃出法网。
1998年11月，杨树彬和王世波（音）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在顺德区劫持一名女青年，抢劫了10万元人民币，由于被害人报警，案件暴露，王世波回到哈尔滨后被平房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抓获，但杨树彬逃过了警方的追捕。
2000年春节前，杨树彬和张玉良以抢钱为目的，以嫖娼为由，打电话将一名坐台女子骗至深圳市罗湖区一出租屋内，采取扼颈窒息杀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刀碎尸，用钳子将骨头掐碎，分装在5个黑色塑料袋内，分别抛入河里、垃圾桶、下水道。此次抢得10余万元，两人平分。
2000年春节后，杨树彬、张玉良和戢红杰利用同样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罗湖区熙龙大厦5楼一出租屋内杀害2名坐台女子，抢得人民币50余万元，杨树彬、张玉良各分得20万元，戢红杰分得10万元。
2001年6月，杨树彬、张玉良和刘爱彬在山东文登市绑架抢劫20万元，10天后当地警方破获案件，他和张玉良漏网，而刘爱彬被抓获，判了无期徒刑。由于刘爱彬在狱中一直没有供出他和张玉良，他们得以逃脱警方的视线。
2002年4月，杨树彬、张玉良和吴宏业利用同样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罗湖区熙龙大厦5楼一出租屋，杀害2名坐台女子，抢得人民币10余万元后平分。
2002年9月，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在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一出租屋内，杀害两名坐台女子，抢得人民币16余万元后平分。
2003年，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在浙江台州一出租屋内，采取用胶带捆绑、用木棍铁棍殴打的方式，逼迫2名坐台女子交出银行卡密码，在取出16万余元后，将她们杀害肢解，用下水道冲走、抛在垃圾堆或江河等地。
2003年，杨树彬在浙江省嘉兴市一家夜总会物色侵害对象，打电话让吴宏业从内蒙古包头赶到浙江嘉兴并租好房屋。杨树彬将一名异性陪侍人员约到该出租屋内，在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后，从银行取出8万元。随后，将被害人杀死并碎尸后丢弃。
沉默。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悲伤和深深的疲惫充满了许建国的心。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真相却如此血腥。
2011年11月14日，全国“清网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就“9·11”案作出批示：“真是骇人听闻，令人震惊！”
残酷作案
问及为什么选择异性陪侍作为目标时，杨树彬回答很直接：“来钱快，好接触。”
当杨树彬带着做生意失败的张玉良和老同事吴宏业来到深圳时，他们遇到了戢红杰。她16岁南下后，就在娱乐场所做陪侍人员，供养家中父亲和读书的弟弟。
戢红杰后来供称，杨树彬拉她入伙时，她曾不从。但杨树彬说：“你爸、你弟弟住哪我可都知道。”就这样，她成了杨树彬的女友。
戢红杰开始浓妆艳抹，出入当地高档娱乐场所。不过，她当陪侍人员只是一个幌子，她真正的目的是用小姐的身份作掩护，秘密选择抢劫作案的目标。她细心观察哪些小姐接触的人物档次高，收入高，然后接近、了解她们并收集她们的手机号码。
与此同时，杨树彬、吴宏业和张玉良在市中心区租下住宅，买来刀、斧、助力钳、手摇绞肉机等工具，静等戢红杰的消息。
杨树彬本人高大，面相白净，佩戴一副眼镜，显得很有气派，一旦戢红杰选定目标后，他装成大款，到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去“钓”戢红杰选定的“鱼”。
为了“引鱼上钩”，杨树彬一般都自称是电厂老板，吴宏业和张玉良则在一旁卖力吹捧。为了博取好感，杨树彬给小姐小费时出手阔绰，此外还给买礼物，几次之后，陪侍人员就主动打电话给他要求见面提供服务。
一旦女孩上钩，进入出租房后，即失去自由。她们首先会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被迫说出银行卡密码，或者要求家人寄钱。杨树彬与吴宏业出门取钱时，会留下戢红杰和张玉良看守女孩。待钱到手后，他们即将这些女孩残忍杀害并肢解，再抛入河涌、垃圾桶、下水道等地灭迹。
杨树彬交代说，他制定了一套作案流程———选择的抢劫目标必须得他亲自确定；作案前购买的专用手机尾数必须是777、888这样的吉祥号；用做杀人场地的出租房必须是高档小区，这样才符合大款的身份；租用的房子必须有浴盆，这样便于肢解尸体；绝对不许用刀、斧砍砸尸体，以免有响声惊动邻居；到银行取款时必须戴棒球帽，用帽檐遮脸，防止被监控录像拍照。
尽管计划周详，他们在吉林犯案时还是留下蛛丝马迹，最终被警方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变形人生
肺癌晚期的吴宏业已经时日不多。押回哈尔滨后，警方允许其家人前来探视，他忏悔不已。还是在儿子十岁生日时，他打过一次电话，此后父子俩再没有联系。
在4名犯罪嫌疑人中，张玉良外形改变最大。他说为了躲避追捕，自己这些年刻意增肥。在包头落网后，他与李红（化名）抱头痛哭，并留下两句话：“好好照顾孩子”、“不要再来找我。”三天后，李红就将商店转让出去，现人已难寻。
张玉良供称，自己做过服务员，卖过啤酒，后来跟他同居的女人将他辛苦所得全部骗光，他落魄之际遇到杨树彬，走上犯罪道路。杀人后，他常做噩梦，见到警察和警车就哆嗦，只是强作镇定。他也曾想收手，但自己分到的钱早已花光，后来都是在用杨树彬的钱，他就抱着报答的心态跟杨树彬一起干到了最后。
“害怕过，睡觉的时候也做过噩梦。”杨树彬供述说。审讯到最后，他苦苦哀求警方不要将事情告诉儿子，担心他将来做人抬不起头来。他说，戢红杰对他所做的事情并不知情，甚至还有过杀她的想法。后来他想保护她，他不想让儿子失去家庭的温暖。
戢红杰供称，自己虽然不愿意作恶，但觉得杨树彬多年来给了她一种家的感觉，她不想失去他，便做了帮凶。
在改名换姓远走他乡五年后，戢守营父子去年春节回到吉林老家。
戢守营说，他从没想到姐姐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他眼中，姐姐虽然性格强势，但却不会主动招惹别人。也许过去那些年发生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最终改变了她。他现在很自责，只想帮姐姐把儿子抚养成人。
杨树凯已将包头的房子出售，两家台球厅也转让出去，只留下足疗馆继续经营。他现在正守着母亲在哈尔滨治病，知悉大儿子的事情后，她的身体彻底垮掉了。
更多真相待查
十年之后，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区分局的办案人员终于见到了杨树彬等四人。
“令人印象深刻。”船营区公安局办公室姚主任说，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杨树彬居然镇定自如，眼神出人意料地轻柔。
2012年春节前，杨树彬等人在哈尔滨审讯完毕后，立即被押回吉林，船营区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再审。
吉林警方称，4名犯罪嫌疑人对在吉林省吉林市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交代，自2000年至2004年期间，采用相同手段，有分有合地先后在深圳、浙江等地前后共计作案6起，抢劫财物近200余万元，杀害并肢解10名陪侍女性。
与“9·11”案相似，多人遇害的这类谋杀案会引起各地执法人员的兴趣，对于那些正在调查类似悬案的警察来说就更有吸引力，因为一起神秘案件的真相大白常常促成另一起案件的侦破。
今年春节前后，深圳、嘉兴及台州等地公安人员奔赴吉林，提审杨树彬等人。这些城市遗留有一些命案，受害者资料不详。当地警方渴望能与“9·11”案件合案。
但船营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许非非认为，陪侍人员都是流动人口，在案发地没有留下身份信息，杨树彬等人的口供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核实。
许建国曾经设想，在杨树彬等四人落网后，他会有一种高潮感，一种使命完成的解脱，但是却没有。他不知不觉又想到去年年底，回想起来，从那时起，“9·11”就已在他心中了结了。
当杨树彬交代完后，他在等着许建国的反应。
许建国给他倒了一杯水，“老朋友，你的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杨树彬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