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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MBC电视台公开的赵斗淳长相。
2008年，韩国8岁女童娜英（化名），被男子赵斗淳绑架并强奸，造成重伤、大小肠流出，要终生使用人工肛门与尿袋，但赵斗淳仅被判12年有期徒刑。
2013年，根据这一案件改编的电影《素媛》上映，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电影的最后，罪犯说：“你以为我能被关多久，总有一天我会出去的。”这句让人心悸的台词，即将成为现实：明年，赵斗淳就要出狱了。
包括受害者在内的韩国民众十分害怕。虽然韩国曾修订法律，允许公权力部门公开重刑犯的长相，但根据不溯及既往原则，素媛案这样修法之前的案件并不适用。
更让人不安的是，根据评估，赵斗淳再犯案可能性极大。而在素媛案之前，他已有过17次前科。这样一个犯案累累，从不认罪、道歉的罪犯，就这么无障碍地回到社会吗？
4月24日，韩国MBC电视台首次公开了赵斗淳现在的长相。韩国司法部门宣布，从3月21日起，对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并可能再犯的危险人士实施一对一监视，6个月后决定是否继续。这多少算是一种安慰。
案子发生在韩国，但危险在于，赵斗淳不只一个。在我国，有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平均每天1.04起。考虑到这类案件的隐蔽性，实际发生的数量还要多于报道的数字。另一个数据是，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42万人，起诉6.03万人。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组织卖淫等性侵害案件比例较大。
怎样才能阻断伸向孩子的黑手？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严肃话题。
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梅根法案》，给出了一个示范。从残忍奸杀7岁小女孩梅根的男子杰西开始，美国超过50个州规定，性犯罪者无论迁往何处，都必须在当地社区登记报备行踪、住址、驾照号码、体貌特征，警方会将上述信息向社区并在互联网上公布，提醒人们警觉。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也都在积极探索新举措。2016年，浙江慈溪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刑满释放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相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2017年，江苏淮安淮阴区法院根据《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规定，将4名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信息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公开，禁止他们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今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整合本辖区内106名性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资料，研发了广东首个“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使涉未成年人行业通过“一键查询”，将不适宜从事涉未成年人行业的人员“挡在墙外”。
这些尝试引发过争议。支持者认为可以震慑犯罪分子，保护孩子；反对者认为侵犯了个人隐私，还会波及犯罪人员的家人子女；还有人担心，一旦公开信息，会不会变成一种社会隔离，反而导致他们破罐子破摔，增加犯案率？
效果究竟如何，不能靠猜测，需要在相关制度建立之后，凭数据说话。
但有一点需要先明确：性侵儿童的犯罪记录究竟是不是隐私？公众对此是否有知情权？韩国法律不支持公开赵斗淳长相，但电视台却冒着违法的风险做了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安全大于罪犯的肖像权。
罪犯的合法权益当然应该受到保护，刑满释放后，也有权利重新融入社会。但是，严重性侵儿童犯罪与一般犯罪之不同，这种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孩子。固然不能认为，只要“隔离”了有前科的人，孩子就安全无虞，但是，如果不在两者之间建立必要的屏障，势必在无形中放大了孩子们的安全风险。
2013年，一名英国通缉的涉嫌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儿童的在逃犯，被发现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当外籍教师。正是由于英国BBC的一档节目公开了一些犯罪现场的录像，动员观众发现那些面孔以助警方破案，才使这名在逃犯被指认并拘捕。试想，如果不是媒体公开，这个人还要潜伏于孩子们身边多久，有多少机会向孩子们下手？
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如何取舍？我认为，孩子的安全，公众对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的知情权，大于犯罪者的隐私权。
事实上，只要不涉密，所有案件的庭审都是公开的，判决文书也是公开的，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公开信息不一定能杜绝一切危险，但孩子需要特别的保护，相关职业需要有严格的筛查制度，至少不能让有性侵儿童前科的人那么方便地潜藏于孩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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