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杨李管，生于1885年，卒于1950年，享年66（虚）岁。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原汾城）县北古县村人，按阶级斗争年代划定成分为下中农。 奶奶：刘大妮，生于1895年，卒于1973年，享年79（虚）岁。老家山东临朐县蒋峪镇坨峪村，1925年逃荒来到山西与爷爷成婚。”
（一）
又快到一年的春节了，用年岁计算的时光又要翻过新的一页，自己倏忽间成了花甲之人。这些年，随着我的年纪渐渐变老，儿女也有了他们的儿女，我早已习惯被唤做姥爷或者爷爷。然而，思飘绪飞，情感使然，我却常常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有姥姥、姥爷来。
一个家庭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先祖的许多事情说不清道不明。除非你是望族世家，传承有序（如曲阜孔氏）；除非你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如唐高祖李渊与道家祖庭老子李聃拉关系）。我生于寻常百姓家，从自己往上溯源五代，谱牒几乎为零，印记更是寥寥，但是我却可以朦胧又清晰地记起自己的奶奶、姥姥、姥爷，对于早逝的爷爷，依据父亲和老辈的回忆，还能搜寻到一些关于他的往事。对于他们，我似乎能触觉到那温馨的呼吸，感摸到那激动的心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父母之前的先辈，就可以算祖宗了。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我的“四祖”。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概括，就算作我的一个发明吧。
追忆他们的身世和事迹，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社会讲，犹如往深渊里丢进一颗石子，激不起什么浪花，但对自家，却利于廓清家庭的渊源，至少明白些“我从哪里来”。深一步想，也许能找到破解自己人生的路子“何以如此”的密码。毕竟我的身体里继承着他们的血脉，骨子里传递着他们的基因。即使往后想，对生生不息的子子孙孙，我又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不同程度会影响他们。再说，假如能从自己开始，后代有人效仿，兴许会形成一种家风。如此说来，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二）
在我的“四祖”中，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奶奶照护我到12岁时去世。我是晋南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不知道幼儿园、学前班是何物，大些后知道了，认为那是城里孩子的事。还有私塾、奶妈、保姆（或称生活秘书）等概念，后来在书本和电影里看到过，认为那或是地主、资本家等剥削家庭才有的现象，或是大干部家才有的情况。我们小时候，农村孩子完全是“散养”，照护孩子的事，多由祖辈承担，具体到我家就是我的奶奶。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兴过“12”，即一个人长到12岁，要搞个“成人礼”，对应童年、成年的划分，算是告别童年，步入成年了。据说在旧社会，有童养媳的家庭，这之后才可以圆房。我对自己“过12”记忆很深，那是1973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不幸的是，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十月十六日，我的奶奶离开了我，当然也是离开了我们。我有点迷信，总感觉我的奶奶是在完成了照护我的使命，看到我“成人”后，微笑着撒手人寰的。
我成长的岁月，农村是人民公社体制。村民叫“社员”（即公社成员），归属生产队，集体劳动，统一分配。“文革武斗”消停以后，“农业学大寨”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形式主义很严重，我们的父母即使有心也无力管照子女。我记事起，感觉父母在生产队里劳动，常常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比现在说的“996”要严重地多（当然干活“混工”的成分也重），根本没有所谓星期天和节假日，除非你因病或有事请假。社员劳动到“饭时”，即使在距家很近的城门口干活（当时我村的城墙和门洞还比较完整），也要送饭到地头（那时老人、小孩也承担送饭的任务），营造一种“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的紧张气氛。一年四季，公社和生产队里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活儿和事儿（政治运动也占了大量时间），大人从春忙到冬，即使冬季，也由传统的“猫冬”成了“冬闲变冬忙”，有几年，正月初一吃罢饺子还要上“农业学大寨”的工地（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实施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如平田整地、修渠造坝等）。我的奶奶算作老人，可以不下地干庄稼活，但家务活少不了，带孙子是自然的事。印象中，我小时候断奶以后不久，白天就与奶奶厮守相伴在一起，晚上多也是与奶奶睡在家里仅有的一孔窑洞的土坑上。8岁起我上了村里的小学，家里又有了大弟弟，白天与奶奶的相处才少了些，但交流的印象深刻起来。奶奶的音容笑貌，特别是祖孙之间那种可以融化人心的脉脉温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们那个地方，奶奶不叫“奶奶”而叫“nier”，发二声，是“捏”与“娥”的组合音。这种叫法是怎么来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有人讲，“nier”是从“女娲”两字的混合发音演变而来，在我们村一带，“女”读“妮”。小时候只觉着这是一个指向很明确，情感意味很浓的词。大了到了城市生活，感觉叫奶奶比叫“nier”，别人能听明白，好交流，也显得不土气。现在看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有朋友告诉我，“nier”是“平水韵”的古老发音，如同“来”，我们那一带村里话发音做“Lei”，即懒与雷的混合音，发三声。很难说“来”读“Lei”就比读“Lai”话音土。唐代贺知章有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最后一个“来”字，用普通话读“Lai”，显然不押韵，用老家话读“Lei”，韵律就通了。据说在金代时，编辑整理于我们那一带的“平水韵”，现在也是全国写作格律诗时平仄韵律的参考。这话扯的有点远，不管怎么讲，我感觉，“nier”的称呼，是我小时候内心深处的情感呼唤。
我的奶奶去世时虚岁79了，时节已是农历初冬，依照家乡的习俗，再过一个多月到来年春节，就能庆80大寿。这个年龄在农村可以算高寿。当年我与奶奶的年龄差距大，在村里比较引入注目，甚至是闲谈的话题。我生于1962年，虽然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但在我出生那一年，我的奶奶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当年村里不少人说“稀罕”，说想不到我的奶奶还能见到孙子。这背后真正稀罕的是，我的奶奶生我的父亲时已是46岁“高龄”。我家在杨氏家族里辈份偏大，一些同龄朋友甚至叫我“叔叔”或者“小爷”， 那时，我家已经比同宗同族的一些人家少生了一代到二代人。小小年纪我就明白了“穷大辈”是什么意思。这其中蕴藏着我们家和爷爷奶奶的许多事情。
（三）
关于我的奶奶，如果找几个“关键词”去概括描述的话，就是“小脚女人”，“山东口音”，“没有文化”，近一米七零的个子。
她那一辈人过得真不容易。生长于清末时局飘摇和几千年帝制终结的年代，婚嫁于民国初年军阀造成的内忧和列强瓜分中国造成的外患时期，后来遇上了全国人都不能置之度外的几场战争。总算熬到了和平岁月，又是不断的“政治运动”。她对这些“运动”根本搞不懂，可又躲不开，许多事儿要波及自身和儿女。再过几年就可以不愁吃穿，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她却去世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她那一代人，据说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按老辈子积已成习的活法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幼年时，社会上灌输的是“三寸金莲好”，“女孩不缠足大了嫁不出”，等到长大了要寻夫家时，社会上掀起“新文化运动”，女人“天足”成为时尚，小脚被看成封建遗迹。奶奶的小脚当年裹得太扎实，彻底放不开了。我小时候在晚上奶奶解开缠着的裹脚布洗脚时，有时望着她谜一样的小脚发痴，问过一些使她发笑、发冷、发苦的问题；她当年当小媳妇时头上压着婆婆，她当婆婆了，“封建礼教”早已被砸碎，家庭结构随着农耕社会的消解和农村大集体的实行也在“核心化”。她不仅不可能有“婆婆思想”，还要像老妈子一样踮着小脚干许多家务活。真不知道她含辛茹苦一辈子，肚子里藏着多少不可言状的秘密，思想上产生过多少困惑和迷茫。也许她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什么也没想；也许她痛苦着，释怀着，知道人生无常，不断修身养性调适着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们那一代人的“自我”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命运被社会大潮裹挟着，撕裂着；他们的生活被穷困压榨着，煎熬着。最后归于消亡。
奶奶长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相片只有回忆。她们那一代人特别是庄稼人，说起来不可思议，照相被看成“奇巧淫技”，也是一件奢侈和恐惧的事儿。到我小时候，已是上世纪六、七十代了，还有大人讲，人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大家这样说，不全是愚昧落后，还是怕花钱，有些“酸葡萄”心理。当年县城早已有了照相馆，照一次相，至少要花费一个全劳力10天的“分红”，农民群众极少去，能请人画张像就不错了（当年画像比照像便宜，当然指普通画匠）。我的父亲曾花钱为奶奶画过一张，后来也给弄丢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形象是不可磨灭的。奶奶的面容比较沉静，额头上的皱纹较多，平时寡言少语，举手投足既稳且缓，给人一种沧桑感。现在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印象中反而记得奶奶的头发好像是黑色或灰色的，至少不是雪白。我从小已习惯奶奶说话的山东口音，分辨不出她的话音与村里话有什么区别（当然也不去认真分辨），村里总有人问我，你“nier”（奶奶）的山东话你能听懂？一开始问得我莫名其妙。我记事起，奶奶总是拄着个褪了色的红漆木拐杖，微微佝偻着腰，走起路来，步幅不大，但绝不颤颤巍巍，有一种坚毅向前的感觉。当年经常是她拖着我或我追着她，在村里的巷道或田野的路径上相随前行，这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一幅永不磨灭的“剪影”。小时候我感到我与奶奶的关系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用哲学的话讲“是必然的”。大了才知道，我的奶奶是二婚来到杨家的，这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人的命运真像大风中的一片叶，大海中的一小舟，由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着往前行走。
（四）
我的奶奶叫刘大妮。老家是山东临朐县，出生的村镇叫蒋峪镇坨峪村。临朐当年归青州府，现在归了潍坊市，位于沂蒙山区的沂山北麓，属于丘陵地带，靠青岛一侧，算是胶东半岛的边缘。2013年时我到过奶奶老家的村庄，在县城的东南方，村子南面不远能看到一座陡起的巍峨山峰，它的背后就是著名的沂蒙山区。从奶奶老家的镇名、村名就能看出，那是沂蒙山区下暴雨时洪水奔涌而出的一个峪口。凭我的认识，这样的地方，也往往是山内山外交通的要道，百姓的性情比较彪悍，响马强人比较活跃。据说临朐出的将军比较多，有“将军县”的说法，在解放军队伍里出过两位上将，两位中将，20位少将，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将军就是其中一位。看那里的地理地貌，还真有那么一种英雄气概。
我奶奶和她的一家人是从山东逃难到山西的。小时候我感觉我们村一带从山东和河南逃荒来的家户特别多，为什么逃荒？大了明白了些事，知道细分起来原因还挺多，有旱灾，有蝗灾，有因为黄河决口引起的涝灾，还有因为常年战乱造成的兵灾，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因为纯粹的贫困外出讨生活。奶奶一家人逃荒的直接原因是匪灾。这与她生于乱世有很大关系。
我奶奶出生于1895年。她生长的那个年月，胶东半岛的“乱”在全国是出名的。先是中日甲午战争，那里是主战场之一。接着是西方列强宰割中国，那里又是德国和日本争夺的区域。引发1919年“五四运动”的“二十一条”，就与胶东半岛的事情有关。社会上先是义和团（拳）运动，许多家户被打劫侵扰，痛苦不堪；再又是北洋军阀抢占地盘，抓丁派捐；盗贼土匪也趁乱而起，占山为王。我奶奶老家那一带，当年兵匪祸害比较严重。山东人近代以来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外迁潮就在那一个时期，著名的“闯关东”就在那一个时期。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是，当年还有一大批山东人走了山西，走了晋南。当时的晋南，相对而言是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是山东人逃荒的一个目的地。
但是，晋南那么大，我的奶奶为什么偏偏能到了临汾，到了襄汾一带落户呢？这又与她的父亲比她早几年来山西“打前站”，在这里落住了脚有关。
当年山东恶劣的生存环境，最不能忍受的是她家里主事的父亲。她的父亲叫刘月元。前些年，刘月元的后人（也是我奶奶的后辈）到临朐老家寻根问祖，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竟然知道他的名字，还能讲出他当年的一些事，这已是陈年往事，我听说后很吃惊。据说我奶奶的父亲当年在老家时为人就很仗义，又善于经营，是个殷实人家，当然也是兵匪祸害的对象。一般说来中国的老百姓“安土重迁”，迫不得已不背井离乡，但当年他们要想在老家安居乐业已不可能，山东半岛大规模的移民潮也强烈影响着他们。据说奶奶的父亲有弟兄三人，两个兄弟在他们之前“闯关东”到了东北，奶奶的父母亲当年尽管已是50岁的人了，毅然带着全家7口人，按照山东老乡的指引，逃荒到了山西临汾。我的奶奶当时并没有随家人一起走，因为她已经嫁人。我的大姑就是在山东出生的。他们在当时，还留下了奶奶的三弟。现在奶奶三弟的后人还在山东老家的村子里。这样的安排，也许是为了姐弟俩互相有个照应，可能还有守家的责任。时间上算起来，约是袁世凯统治后期，北洋军阀统治年间。人算不如天算。在我奶奶的父亲带着全家离开老家约六、七年后，奶奶的夫家突然发生了变故，她的丈夫也去世了。这时，我奶奶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在临汾已经打拚了好几年，生活安定了下来。陷入人生困境的奶奶，遵从她父母亲的意见，怀抱一岁多的大姑，一个小脚女人，随着一众老乡，跋涉二千多里来到了山西，来到了晋南，来到了临汾，与家人团聚在一起。这已经是1925年的事了。
（五）
临汾到吉县有条公路叫309国道，这条国道过乡宁台头后要翻越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叫金岗岭。过金岗岭不远，有一个庄户叫古芦沟，属于吉县屯里乡王家河村。现在这里最明显的标志是办起一座大煤矿。一百多年前，我奶奶的父母亲从山东带着全家就先落脚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年后，子女大都到了婚嫁年龄，奶奶的父母亲不想让后代扎根山上，于是，除他们老两口和奶奶最小的五弟留在了古芦沟，其余的都下了山，把家安在了吕梁山下属于平川地带的襄陵县（现在属于襄汾县）北贾村。奶奶的父母亲和她的五弟所以没有一起下山，主要是在古芦沟有了他们的生意，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资本。当年他们能在古芦沟和北贾村顺利置房子买地，还有儿子娶媳妇，以及平时的生活用度，靠的都是这门生意。我奶奶大致就在这一时期，从山东老家来到了山西。
对于古芦沟，我小时候听我的父亲常常讲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父亲到乡宁台头拉炭，还专门到过古芦沟，看望他当年留在那里的五舅。当然，他们的生意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在古芦沟的生意是干什么的？说来也不稀奇，就是开了个骡马店，一般来说骡马店应开在码头地段，开在繁华闹市，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骡马店开在了金岗岭上，骡马店生意的重点不是提供客商歇脚，而是帮助过路商家驮运、盘送物资。奶奶父亲的骡马店生意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解放后通了汽车，商业也不活跃后才歇业。
知道了这段家史，我对奶奶父母亲的胆识很是钦佩，怪不得后来他们的儿女大都生活在了山下，他们一直也舍不得放弃古芦沟一一这个在许多人看来十分蛮荒偏僻的地方。
309国道是建国以后全国统一规划的公路名称，它也是对原来的公路（官道）线型进行梳理而成，与现在的青（岛）兰（州）高速路线差不多，同样是我国一条重要的与陇海公路平行的东西交通大动脉。巧的是，奶奶他们一家人从老家逃荒到山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对古芦沟存在的商业机会，我以前没有关注过，也可以说不屑一顾，近来也是为了追忆我的奶奶，才注意到这些。
309国道以临汾为节点，向西一百七八十公里就过黄河，它是通往陕北、宁夏、甘肃的重要公路。当年的晋商和其它地方的商人进出山西，大都要走这条路。金岗岭是这条公路上有名的难走路段。它突然陡峭雄起，地势险峻，山高坡长，道路弯弯，犹如蛇状的盘山里程长达20多里。后来通了汽车，这里也是事故多发路段。当年的货物运输与后来比，完全靠人力畜力，没有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动力。这样一来，每天客货运输的距离就短的多，所需驿站也要多。古芦沟就是这样一个既可以开驿站，又需要加大人力畜力的地方。商业机会由此可见。
当年奶奶的父亲能看出的商业机会当然别人也能看到。他们所以能干成，除了有些胆识，细说起来也是各种因素使然。
一则古芦沟是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地方。这里一百多年后看也很落后，当年的居住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古芦沟处于四县边界（指乡宁县、吉县、蒲县、尧都区），山高林密，据说当年还有野狼、豹子出没；金岗岭扼守交通要道，人迹罕至，免不了强人土匪活动。正是因为古芦沟恶劣的条件，老门老户才看不上这里，即使瞅出一些商机，也会退避三舍。这就给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留下了空档。
二则具备经营骡马店的各种条件。前提是有本钱。当年的骡子、马匹是“重要生产资料”，不是有点小钱就可以购置的。据说我奶奶的父亲在山东老家时有些积蓄，他们逃荒前变卖了家里很大一部分财产。其次要能吃苦。经营骡马驮运生意，少不了驾驭牲口，搬运物资，来回奔走，其实也是个苦力活。我奶奶的父亲当时年纪虽然大了些，但还算个山东大汉，身体依然矫健（活到86岁去世）。他跟过来的几个儿子逐渐长大成人，后来多数孩子即使下了山，也能季节性上山帮忙（古芦沟距襄陵北贾村100多里）。再次是得会经营管理。我奶奶的父亲，据说在老家时经营过生意，记记帐，搞搞核算，筹划调度好各种事情，还是有一套的。
三则要善于协调处理各类社会关系。当年做事情，应付外部事务比内部管理难得多。应对强人土匪自不必说。古芦沟的生存环境，与山东老家有几分相似，但这里的治安环境还算好些，强人土匪危害小得多，奶奶的父亲对此多少也有些办法。在异地他乡，新入骡马店这一行，重要的是拜好“码头”，处理好与老商户的关系，毕竟要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可不是古芦沟山顶上的百姓，而是岭下台头、明珠“繁华地段”经营的商户。他们在奶奶的父亲一家人来到古芦沟之前就经营骡马店生意，他们迎客和供客商歇息的条件要好得多，他们的业务范围事实上也覆盖着古葫芦。只有协调好他们，甚至挂靠住他们，才有稳定的生意做。我奶奶的父亲与老商户的关系处理地很好，各扬其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此外，不可忽略的还有与地痞恶霸、衙门走卒的关系。人到异乡为异客，难免不受地痞恶霸欺负，还有衙门的干扰，这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没有留传下来故事，后人只知道没有碰到大麻烦。总之，奶奶父亲一家人的生意还算成功，当然这种成功，充其量也只是基本满足了一大家子顺利安顿下来的物质需要。
（六）
如果说奶奶的父亲经营的骡马店，辛苦但还算值得，她从山东来到山西，结局圆满，一开始却陷入了生活的苦涩酸楚之中。
奶奶在山东的婚姻是以悲剧收场的。到了山西，虽然她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但日子还要自己过。按山东老家人的观念，奶奶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是泼出去的水了。奶奶的父母是典型的“老脑筋”，从给儿女起名字就能看出来，男孩分别叫做刘玉美、刘玉海、刘玉珍、刘玉家等，而奶奶姐妹三人分别叫做刘大妮、刘二妮、刘三妮，连个文雅一点的名字也懒得起。按奶奶来到山西时的条件，显然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夫家。她一个外乡人，年龄已过30岁，二婚身份，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姑娘，又是小脚女人，还不识字。经人做媒，我的奶奶嫁给了我的爷爷。那是1925年以后的事。我的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用世俗眼光看是困苦不堪的。我的爷爷比我的奶奶大10岁，当时已40多岁了，没有成过婚，父母早亡，家境顶大能划个“下中农成分”。我的奶奶嫁给我爷爷时，可以说人生跌到了低谷。她小时候，家庭虽然不是豪门，至少没有衣食之忧。她在山东的夫家，是她父母在离开山东前给她寻的人家，门当户对，家境也还不错。后来家人虽然远走他乡，只留下她和一个弟弟，日子还算安稳。丈夫的去世，把她抛进了苦难的深渊，只有走投靠父母听天由命一条路。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子，杨家又是一个大家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爷爷家在村里的地位都不高，是被轻视的角色。嫁到这样的家庭，孤苦零丁（据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奶奶与兄弟姐妹来往并不多；我们村与奶奶的亲人聚集的北贾村相距近20里），奶奶心里的无奈和悲凄是可想而知的。我的奶奶与我的爷爷结婚以后，并不意味着寻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生活仍在磨砺着她，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平淡生活，我的奶奶55岁时，我的爷爷去世了，她老人家又一次守了寡。我小时候记事起，奶奶早已跳出了苦海，但苦难的痕迹明显刻在了脸上，我印象中奶奶从来没有开怀大笑过，慈祥平静的面容里总透着淡淡的忧伤。
能把奶奶的生活习惯从山东带到山西的一个方式就是摊煎饼，现在想来，喜欢摊煎饼恐怕也是奶奶的一种感情寄托。山东临朐和山西临汾大致在一个纬度，生活的地理地貌和农作物种类差不多，许多习性也近似，摊煎饼又是粗粮细作的好办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院子的东南侧有一间简易的敞口房子，平时存放平车和铁锨、镢头、犁耙之类的农活用具，紧靠工具房的东边是柴禾房，在骄阳似火的季节，这里处在阴影下，再有徐徐微风吹拂，显得很凉快。我清晰记得那些年，奶奶常常是坐西面东，盘坐在敞口房子的屋檐口，面前摆放好油黑发亮的煎饼鏊子，侧身放置上油瓶，端上提前拌好的玉米面糊，点起棉花杆儿或玉茭杆儿燃烧的篝火，娴熟地摊起煎饼。她摊开面糊时手臂旋转的动作，火候正好时用铁铲铲起面饼的翻转，我看着像耍魔术一样。我也想学，但终究不成。在这个时候，我常常等不到大人回家，就拿起煎饼，卷起大葱或抹上黄酱或韭菜花，趁热吃起来。我们村里会摊煎饼的还有几家，我觉得只有奶奶摊的煎饼厚薄匀称，澄黄透亮，清脆可口，又很筋道，把玉茭面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无论走到哪里，看见售卖的山东煎饼，我都会眼前一亮，唤起对奶奶的回忆。
我的奶奶到了晚年与我朝夕相处，虽然极少有亲昵缠绵的动作，但我确是她接触最多的人。我那时虽然有些懵懂，现在想起来，感觉她的心一直被老家情缘压抑着。记得她带我在村里走门串户，去地多的人家，除了嫁在本村的大姑家，多是山东逃荒来的老乡。印象深的是贾开生家。贾开生是这家人儿子的名字，后来与我成了小学同学（比我大好几岁）。他的父母亲当年也快60岁了。他们一家好像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才从山东来到我们村的。当年的户籍制度管理很严，他们在村里落不了户，是“流串”（也叫盲流）身份，就在村子外西北方向的“跃进渠”边不远处掏了两孔半地下的低矮窑洞，安顿了下来，靠卖豆腐为生。他们虽是山东老乡，但具体是哪儿的，我记不清了。我奶奶吃过外乡人初来乍到异地讨生活的苦，对他家生活上能帮则帮，我的父亲当时已是队干部了，对他家也许有所照顾。我的奶奶聊闲话时，习惯把拐杖靠在门后，盘腿坐在坑上（小时候学奶奶的样子，我盘坐的技术也很熟练）。具体谈过什么？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在那样的环境中，奶奶的身心似乎得到一种释放，精神焕发出生命的激情和光芒。
（七）
奶奶婚姻的悲剧成了我们杨家转运的喜剧。这里该完整介绍我的爷爷了。我的爷爷叫杨李管，1885年生人。关于爷爷的前辈，至今搜罗不到多少资料，甚至连爷爷父亲的名讳和他母亲的姓氏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早亡，我们家分支的墓地上（指从家族祖坟也称老坟中分离出的墓地）第一座坟茔是他们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掀起高潮时，平田整地把坟头儿也给平了。我的爷爷到了40多岁还打着“光棍”，他还有一个精神“不够成”的弟弟，也打着“光棍”。村里的院子倒是不小，有一亩地大，显得很空阔，记得我小时候，院子的东侧辟有一个菜园子，与西侧的院子隔着一堵土墙。如果说我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信息的话，只能是院子底下的废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耕地都属于大集体，打的粮食不够社员吃，许多家户打起庭院的主意，在院子里种点蔬菜粮食，搞起所谓的“庭院经济”（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还不厉害，允许社员这么干）。我家的院子大，西侧大半儿“空闲着”，父亲又年青力壮，先是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接着深翻改造起我家院子的土壤来，不料下面填埋的废弃砖渣特别多，这与过去地面上的建筑物有什么关系，与我的先人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在我记事起，我家院子的北侧有一孔窑洞，窑洞墙面用砖砌护；西厢是三间村里常见的一坡式瓦房，屋墙用土坯垒就，墙面裹泥的还算整齐，入深8尺，小木格子窗户倒显得不太寒酸（我小时候住过）；南房有两间，看上去更简陋些，顶大算个遮风避雨之所。我小时候家里拆除南房时，我才七、八岁，竟能扛起拆下来的小椽条“帮助”搬运。我家的整座院子坐北朝南靠在一座不高的土崖上，这座土崖也是村里仅次于西北角过去叫“善慧寺”的制高点（“善慧寺”建国后改造成了村里的七年制学校）。土崖面暴露在我家院子里从窑洞到院子西墙的部分用砂石砌护着。崖下是一个有近百平米大比院子高一米多的小土台，土台上长有一棵树冠很大的石榴树，还有一棵香椿树，这两棵树还有院子里和大门口的花椒树、桑葚树、洋槐花树，到发芽的时候生机勃勃，到开花的时候灿烂无比，到结果的时候让你心生惦记。我家当年的大门开在院子的西南方，站在大门口，对院内院外的树木还有些母亲爱种的花草一览无余。我小时候，顺着西房跟儿朝北，登三、四个台阶就到了有石榴树的小土台，再从小土台顺着砂石砌护的土崖边沿着雕琢整齐的石头台阶就可以爬上窑洞平房（即窑洞房顶），幼年时是手脚并用爬行，大了些扶着侧面护崖的砂石攀行，再大了就可以挺身直行了。当年的农村是土天土地，地面硬化面积很少，我家的平房顶用方砖铺就，是院子里唯一的硬化地面，大人常常用来凉晒粮食等农作物。我小时候在上面或玩耍或参与劳动或俯瞰院内院外的风景，小小年纪就感受到“登高远望”的乐趣。那时作文我喜欢用“袅袅炊烟”这个词，就是因为站在平房上放眼望去，面前看到的尽是村子里家户的房顶和烟囱烧火做饭时冒出的淡淡青烟。有时我还“利用”砌护土崖的石头缝隙，搞“攀岩运动”，那就更爽了！我家北面的高崖上，是村里发家较早的“财主”高家院子，虽然与我家隔着砖垒的院墙，站在平房顶，抬头可以看到他们家的门楼，那门楼还能显出昔日主家的阔气。我家居住的房屋与左邻右舍比也有差距。我家院子的两边邻居都姓张，他们的院子虽然都不算大，但青砖包裹的痕迹很突出，记得院子也是青砖铺的，这在农村是少有现象。房屋的墙面能看到排列整齐的固墙菱形铁器，俗名钯钉，也叫铁抱柱，学名墙揽，这一物件，在北方深宅大院的墙上都能看到，透露出主人早年生活的殷实。
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从我爷爷那辈那个时代起到我少年时，几十年上百年间，村里的建筑和场景几乎是一幅停滞了的画面，我小时候看到的状况与我奶奶嫁到杨家时的状况比，变化不大，当年只可能更差些。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是孙子辈年龄最大的，在我的“四祖”中，唯与我的爷爷没有见过面，没有亲身体感过他的温情。我的爷爷是在我的父亲不到10岁时病逝的。不管怎么讲，在我的“四祖”中，虽然数我的爷爷家境最不堪，但他却是我姓氏的来源，是我宗法意义上的祖宗，也是赋予我享有出生地权利的法理依据（这一点在农耕社会很重要）。
爷爷家境的转变首先是庭院里不断有了婴孩的哭闹声，有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味。那时，女人的首要职责是生儿育女，是传宗接代。我的奶奶在生我的父亲之前，除了带来的大姑外，接连又生了我的二姑、三姑，但一直没有男孩。那时，爷爷家的状况对生男孩是如此的渴望，只有男子才能上祠堂的族谱，才有传宗接代的身份。当年村里人骂人最重的一句话就是“绝户头”，这里“户”的概念，指的是男丁。那时我的奶奶可能又一次陷入焦虑之中，奶奶在生我的父亲前，好不容易怀了个男孩，不幸早产了。在一些人开始窃议“杨家无后”时，我的父亲在千呼万唤中出生了，这时我的奶奶已经46岁。这是1941年农历六月初五的事。
随着我的三个姑姑和我的父亲逐渐长大，杨家的状况开始有了根本改变。我的大姑嫁到了本村（先是做的童养媳）张家，我的大姑夫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先是当了初级社的社长，继而又当了村长。我的二姑嫁到了邻村的大陈柴家，二姑夫虽然在国民党队伍里，但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随着我们家境的好转，经我奶奶的山东老家亲戚介绍，我的三姑嫁到了奶奶亲人聚集的北贾村，这里也是奶奶的父母亲终老的村庄。三姑的公公据说也来自山东临朐，是一位有本事的人家。我的父亲在我的奶奶去世时，已是我们村的主干了。
我的爷爷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我们村那一带，在1948年时就成为了解放区，解放区的农村一开始都有农民协会，简称“农会”。我村成立农会时，我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当了农会里的一个副职。村里搞土改斗争，有一次我的二爷竟然召集人开起了我爷爷的“砖头会”，即开斗争会时可以向斗争对象投掷砖石块，斗争的理由说不清楚。有人讲是我的二爷要显示阶级觉悟高，六亲不认；也有人讲我的二爷对我爷爷有怨恨和嫉妒，借机报复。尽管我奶奶她们很不理解，但爷爷一直像没事一样，对他的弟弟爱护有加，还帮他娶了媳妇，并嘱咐我的父亲关照好我的二爷。我的二爷没有后人，他的后事包括到现在每年的祭奠，都由我们家完成。
我的爷爷也很勤恳苦干。爷爷家有十几亩耕地，一片枣树林，但在那个年月，种一亩麦子只能收几十斤，红枣贵了没人买，也得不了几个钱，这样的收入，单身过还凑合，人口多了显然不行。解放前不限制农民经商搞副业。我爷爷和奶奶就做起了豆腐，这依然解决不了大问题，后来家里做豆腐的活儿就交给了我的奶奶（我的二姑、三姑已经长大成人），我的爷爷五十多岁时，买了两头毛驴，到吕梁山的古芦沟，加入到我奶奶的娘家驮运盘送物资的队伍中。古芦沟靠近台头镇，台头早年就是出煤的地方，离我村不到一百华里。爷爷回家时，用参与驮运挣的钱作本钱，用毛驴驮上在煤窑拣的块煤回来（块煤市场销路好），一次大约能驮200来斤，到我村西面古城镇的集市上卖掉，成为家里的一笔重要收入。
我的爷爷和奶奶做的一件对后代有影响的事，就是供养我的父亲上学读书。大约是在1948年到1949年间，到了我父亲上学的年纪，家里虽已不算十分困难，但孩子上学还是件奢侈的事，那时我村一带学龄儿童入学率并不高，我的奶奶爷爷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毅然决定让我的父亲上学。这一决定虽然是由爷爷奶奶共同做出的，但很快担子又压在了奶奶的身上。因为我的爷爷在1950年去世了。好在当时我的几个姑姑已能帮上忙。我父亲在小学阶段，有几年是在我二姑家所在的大陈村上的，吃住也在二姑家。我父亲能从小学一直顺利上到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容易。我父亲上的初中是襄汾县的汾城中学，距家在30里以外，在襄汾县是个名校。父亲毕业后，赶上县里招考教师，就考到贾岗乡北贾峰村教书，挣上了工资。我父亲与我母亲1961年结婚，1962年父亲与母亲一起因“三年困难”等原因都回到村里（我母亲当时在铁路部门工作），父亲先是当上小队会计、生产队长、大队革委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我父亲因为我的两个姑夫和姥爷家的社会关系问题，一直没有批准入党），再后来到公社工作，当了办公室主任、财税所长、乡企业办主任等，如果他没有上学，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八）
从我奶奶的身上，我才知道了什么叫“文化”。“文化”不纯粹是知识，也不是会琴棋书画文质彬彬的样子，”文化”是一种见识，是一种自觉，是顺应天道的恭敬，是悲天悯人的善良，它来自社会，来自人生，来自苦难，来自永不破灭的希望。奶奶不识字，但说过的一些话让我铭记终身。比如我出生以后，长大了一些，有一天奶奶端详我的面容，忽然讲了句“男娃嘴大吃四方”。这句话成为我从小立志离开农村到外面“干事”的心理暗示。我八、九岁时，奶奶又讲过一句话，“男娃不吃十年闲饭”。从那时起，我就觉着自己不小了，是个男子汉，总要力所能及干一些家务活。当年晋南平川农村，家户做饭取暖多用作物桔杆和树木枝条（统称为柴禾），放学以后，到田地里拾（背）柴禾是我常干的活儿，还有割草养兔之类（据说兔皮可以换外汇）。下午到学校前，时间来得及，我常要打扫院子。我从12岁开始，就在节假日参加生产队劳动，成了小社员，与妇女劳力一样挣“半劳力”的工分。到我上大学前的四年间，我每年挣的“工分”基本能养住自己，好像也是同龄孩子中挣工分最多的（这也与农业中学主要参加农业劳动有关）。记得奶奶还常说一句话：“吃亏是福”。我从小起，就自觉不与别人争利益，涉及到直接的利益冲突，从对方角度想的比较多，即使打架，只有一次，也是被对方逼急了。我从小到上大学前，都是村里学校的班长，许多事都是我带头干，这样做也不是有多高觉悟，只是觉着心里安然些，事情好办些。记得有一次，我很小年纪，与伙伴从一个果盘里拿大小明显不等的两个苹果，我先拿了个小的，被在身旁的亲人看见了，事后怪我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竟然生气地讲“我就要这样”。即使后来长大了，可以说到现在，我不记得与别人发生过明显争抢利益的事。
祖孙之间，根深缔固的是亲情，这种亲情，有别于父母与子女的感情，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传统的中国家庭往往是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爷辈和父辈爱护子女的角度和方式我认为是有区别的。祖孙之间，从上半段看是爷辈对孙辈的呵护，从下半段看是孙辈对爷辈的回望和继承。尽管爷辈对孙辈的呵护还没有跳出天伦范畴的舔犊之情，这种亲情的表达方式似乎多是一种溺爱，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从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和我所处的环境看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至少是不错的。说起来现代人可能有些不理解，我们那个时候的晋南农村，不少人的父辈有“家长作风”，我们村里的同学挨过父母打的不在少数，我有一位同学到了小学三年级时（大约11岁），还被当“公安”的父亲吊在树上打。这似乎成了一种教育方式，甚至有“棍棒出孝子”的说法。这种现象也许是古代恶劣生存环境的“遗风”。过去的农村缺吃少穿，再往远古讲，饥饿、疾病、野曽、战争和族群械斗，不断危胁着人们的生存，许多孩子在成人阶段，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不像当年的城里娃（官宦家庭的子女当然体会不到），也不是如今娇生惯养的孩子。当年父母对子女最大的心愿是成人明事，平时传授的一个重要技能是逃脱危险，防患未然，最简单直接的教育方式是斥责打骂（在那个时候，对孩子的打骂算不了什么），对此不能用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理想化的教育方式看待之。但是，如果在昌平日久的环境下，尽管还有饥饿的威胁（我们小时候“饿死你”还是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其它的危险少了许多，打骂对孩子，身心毕竟是一个摧残，精神毕竟是一种压迫，如果在父辈责打子女的时候，能有爷爷奶奶站出来劝阻和缓冲，实在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大概是爷辈的爱所能起的一个作用吧。我自认为属于乖孩子，小学中学阶段的奖状没拉过一次，但还是避免不了被父亲斥责打骂。我的父亲长得比较魁梧，1米84的个子，体型也大，性格又暴躁。如一位作家说的，“那是一种结实而粗暴的爱”。记得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我的父亲一脚踢上来，我没有跑及，竟使我的腿骨折断了。平时这样的情况，总是奶奶护着我，这一次护不住了，她老人家带着我到村里会整骨的杨先生家，捏了好几次，才算痊愈。这件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奶奶去世时我就在她的身边。那是1973年初冬一天的暮色时分，奶奶正在家里窑洞的炉窝里烧火做饭，奶奶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堂里送柴禾，柴禾燃烧的亮光随着风箱的拉动一闪一闪有节奏地映衬着奶奶饱经风霜的脸。奶奶多年形成的节俭习惯，不到漆黑看不见物件时舍不得开灯（我村刚通电没几年）。突然，随着“扑通”一声响，风箱清脆的声音停止了，炉堂里的火苗似乎焦躁地乱窜起来一一奶奶栽倒在地上！我吓懵了，赶紧叫喊在隔壁屋里的母亲。奶奶终于没有抢救过来。在这之前，我不记得奶奶进过医院，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看病吃药。奶奶的去世使我感到很悲痛，也很落寞和茫然。记得在祭奠她的灵堂前，有一次我痴楞地站了好长时间，要行某种仪式了，才被身旁一位长者提醒反应过来。奶奶去世以后，我家成了4口人，有奶奶时我家是5口，当年生产队里在庄稼收获时习惯在田间地头儿分配作物果实（当年玉茭、红薯、西瓜、蔬菜等都是这样分配），相同户数的家庭，分配的作物果实“堆儿”排列在一起，队干部在“堆儿”上插上标牌，写上阿拉伯数字。如果分的是瓜果，就在瓜果皮上直接扣出数码。这种时候，小孩到的往往要比大人早些，因为要提前选“堆儿”排号，我经常承担这样的任务。在看见标记着“4”的“堆儿”前，好长时间，我总有一种怅然若失感，直到1977年我最小的弟弟出生，我家又成了5口人。
（九）
我的奶奶离开我们已经48年了，她在众人心里早已消失地无影无踪，但在我的脑海里她的样子偶尔会浮现出来，有时模糊，有时清晰，有时甚至鲜活起来，感觉能与她对话。这次梳理我的“四祖”，使我对奶奶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忽然发现，由于年龄的增长，现在我追忆奶奶与她老人家刚刚去世时有了很大不同：奶奶的去世，也是我走上与她脱离后人生成长的新阶段，我是在用这漫长的逐步成熟的48年人生里程去理解奶奶；奶奶去世时，我在村里读小学5年级，小学毕业后上了村里“七年制学校”的初中，初中毕业后上级不让我们到公社中学去读书，要在村里成立“农业中学”，我就上了村里2年空前绝后的“农中”，毕业时发的高中毕业证。之后赶上恢复高考，我本意是上中专，确保顺利考学离开农村，但由于是“应届高中生”身份，在高考前两个月，上级通知必须考大学（后来才知道这是县上的土政策，当年临汾地区各县高考成绩排队以大专以上人数为准，高中应届生考大学利于排名），我竟然考上了，就到太原上了4年的山西大学，大学毕业后回到临汾，在市（地）直机关工作19年，其中下乡和基层挂职6年，后来到县上任职10年，市政府任职近5年，市人大工作6多年。加上间歇的时间，计48年。现在我是在用这48年的见识、学识去认识奶奶；奶奶去世时我与奶奶差67岁，这67岁的差距可不仅仅是67年，而是一个懵懂少年对一个沧桑老人的差距，当年我对奶奶的认识朴素情感多于理性透视，对她的坎坷人生也难以感同身受。现在我已年近花甲，开始走上人生道路的后半段，与奶奶当年的年纪在拉近，对她人生酸甜苦辣的理解会更透彻些。现在我是在用老年对老人的眼光去认识奶奶。如此种种，我与奶奶当年的亲密相处虽然只有12年，随着奶奶去世后48个年轮情感和认知的叠加，加之对她人生经历更多的了解，思念的情感不是淡漠了，而是更深厚了；不是平面静态的了，而是立体多维的了。现在，我是在用浓厚炙热的爱，体察感受着奶奶。
我与奶奶爷爷的感情，也有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因素，念之、思之、敬之，把她寄予到我心中和家庭中的尊崇位置，完全是合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很重视血缘亲情，倡导“老吾老”，“幼吾幼”，“亲其亲”，这样的伦理价值观也是儒家文化的基础；儒学看重孝道而成“孝经”，构成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维系家庭道德秩序的作用，其社会功能不可忽视。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那时的中国社会很乱，很无序，“举孝廉”仍是公认的荐官之途；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力构筑社会运行的理想蓝图，其中“家”的地位放得很重。在“家”中，“祖宗”被认为具有表征和凝聚作用。在我们家，我的奶奶就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祖宗，我们家对家族亲情的维系，一定程度表现为对奶奶的尊敬。儒家文化还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对应到我们与奶奶的关系身上也很适用。我的奶奶当年走的很急，作为孙辈，这些年，我对奶奶恩重如山的深切体味和有恩难报的情感交织，也使我产生某种负疚心理。如此等等。是否还有基于DNA的基因作用产生的某种脉流传导？目前尚没有为人类所认识。通过我对爷爷奶奶的回忆，我感到，我们之间可以进行跨越时空、穿越生死的交流。站在爷爷奶奶人生的角度，我想象他们当年那个时代，有些事早已远去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感觉好像就发生在眼前。这种现象，不只是电影《你好！李焕英》里演绎的后辈可以穿越到前辈那个时代，前辈也可以复活穿越到我们现在。穿越的形式，有时如“李焕英”一样“真实”的存在，有时也可能以魂魄的形式体现。关于人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据说科学界认识也不一致，此事见仁见智吧。
在我家坟地里安息着的亲人，在他们生前，我有过接触的只有我的奶奶。奶奶去世后每年的清明节，除了上大学4年以外，我只有一年由于特殊原因没有去祭奠。可以说每次的祭奠都是我与奶奶的一次心灵对话。为了奶奶，为了逝去的先人，也是为了自己寻求情感的慰藉，在我的推动下，前些年，父亲对我家的墓园进行了某种装点，我的两个弟弟专门从山东请来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寄托着我们的哀思，也寄托着奶奶对老家的顾念。我多年前有一个心愿，方便时到奶奶的老家去看看，有一年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我看到了奶奶老家的青山绿水，看到了奶奶生活过村庄的旧貌新颜，回来仔细一算，那一年正好是我的奶奶离开我们40周年，也是她在那块土地上出生120年。那一次由于我还有特殊事情，行色匆匆了一点，今后沉静下来我还要再去一次，与奶奶进行深度的心灵对话。
关于我的爷爷奶奶，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其实只要几句话就够了，其余都是岁月、亲情凝结而成的情感流露和为了讲他们扯出来的故事和感言。完成这篇关于爷爷奶奶的家庭记事，我不仅搞明白了许多关于爷爷奶奶的故事，对自己也是一次精神洗礼，心里坦然了许多，感觉灵魂也通透起来。今后看待人生之路，我会自觉地从整个家族角度去看问题，不仅是从功利的（作为世俗之人还逃不脱这一点），更多是从文化的、精神的、古人称之为“风”的现象等多个层面去看问题，会把家族脉络绵延看成一条时空长河，助推各种积极力量不断凝聚，期盼情感之精灵不断闪烁淋淋波光。在我的花甲之年到来之时产生这些感悟，也许是自己人生的又一次升华，也是我给我的祖先交的一份答卷吧！我是否在走向凤凰涅槃？
关于我的爷爷奶奶，这里把他们人生不可不提的几句话，重复罗列出来，让我和我们的世世代代永远铭记心中：
爷爷：杨李管，生于1885年，卒于1950年，享年66（虚）岁。襄汾（原汾城）县北古县村人，按阶级斗争年代划定成分为下中农。
奶奶：刘大妮，生于1895年，卒于1973年，享年79（虚）岁。老家山东临朐县蒋峪镇坨峪村，1925年逃荒到山西与爷爷成婚。
爷爷奶奶养育3女1子，儿女繁衍孙辈18人。
我是孙辈中的其中一人。
2022年元月13日（农历辛丑年腊月十一日）
（ 作者： 杨治平 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