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田汝晔 荆新年
杨汝恩，字垫文，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崔寨街道史家坞村人。据其侄子杨善栋回忆，杨汝恩参军后所在部队隶属于第四野战军，曾参加渡江战役，1949年在湖北荆门县黄家湾村去世。
1945年，杨汝恩离家北上，在吉林四平参军。参军后，他在天津给家人寄回了自己一身戎装的照片和几封书信，告知家人南下随部队作战，自此之后，杨汝恩再无音信。
和杨汝恩同一部队的山东同乡曾返乡后告诉杨善栋，杨汝恩在湖北荆门县黄家湾村牺牲了，彼时通讯不便，路途遥远，接回叔叔，是杨善栋想都不敢想的事。
可落叶总要归根。三十多年前，杨善栋靠着同乡提供的信息，只身一人踏上前往湖北荆门的火车，但他只找到了当时部队牺牲烈士的合葬墓，并不能确定杨汝恩是否埋葬在此处。于是，他带了一把坟前的黄土，以寄思念。
再后来，杨善栋辗转找到叔叔所在部队的几名战友，可年代久远，叔叔所在的部队番号也迟迟找不到，杨善栋寻找叔叔的线索也就断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无名烈士变“有名”，杨善栋觉得叔叔的根在山东，不论如何还是要找到叔叔，把他接回家。如今，杨善栋和女儿杨丽，再次踏上了寻亲之路。
以下是杨汝恩孙女杨丽的讲述——
我有一个当兵的爷爷
如果我三爷爷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有107岁了。
我对三爷爷的认知，是这两年陆陆续续从我父亲讲述中慢慢拼凑起来的。
父亲今年80岁，这几年我们姊妹三个每每回到老家，他就会跟我们提起三爷爷，吃饭的时候说，干活的时候提，就连睡觉前也忍不住唠叨几嘴。没能在三爷爷生前见上他一面，是我父亲的遗憾，可如今父亲没能把三爷爷接回来，我想，这应该是父亲心底那份执念。
我小时候，只知道家里有位当兵牺牲的爷爷，但他长什么样，到底打了什么仗，我也不清楚，大人们总觉得小孩不懂事，所以跟我们这一辈人提起得非常少。每逢过年，我都能看到祭拜牌位上有三爷爷“杨汝恩”的名字，父亲总是对着牌位拜上一拜，再磕三个响头。
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爷爷离家北上那年，父亲刚出生，老家的亲人担心他膝下无儿无女，便把父亲过继给了三爷爷，可父亲没能见上三爷爷一面，三爷爷也没能亲耳听到父亲叫他一声“爸爸”。
父亲一生为人平和，和人打交道都是慢声细语，可一提起三爷爷，他就语调高昂了起来，左手就会不自觉地竖起大拇指，总有说不完的话。父亲这一辈子都在老家务农，能有位当兵的叔叔，是整个家族最引以为荣的事。尤其这两年，关于三爷爷的经历，我总跟父亲开玩笑说我耳朵都听得起了茧子，但父亲还是很严肃地跟我说，那可是你爷爷。
杨善栋正回忆寻找叔叔杨汝恩的经历
父亲小时候总听家里人说起三爷爷的往事，现在总是一遍遍地说给我听。三爷爷从小就聪明，算数特别快，在村里跟人玩游戏总是赢的那一个。1945年前后，三爷爷独自去了东北，那时候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爷爷怎样去的东北，如何参了军，家里都不知道，也迟迟等不来爷爷的信儿。终于，在1949年三爷爷从天津寄回家一封信，随信附了一张他身穿军装的照片，那张照片父亲讲了无数遍，爷爷身着军装，武装带上别着手枪，威武又英勇。
再到后来，三爷爷陆陆续续寄回了几封书信，告知家人自己南下随部队作战。可到了湖北之后，三爷爷的信就再也没来过。家里人虽然记挂，但也没处去问，只能互相安慰，爷爷行军作战匆忙，没时间写信。等啊等啊，战争都结束了，家里也没等来三爷爷的书信。
我们村里有位老乡和我三爷爷在同一个部队，两人之前都用同一个信封寄信回家，他转业回乡后捎信给我们，一家人才知道，三爷爷在在湖北荆门县黄家湾村牺牲了。当时行军作战匆忙，大部队就将牺牲的士兵就地埋葬，继续南下打仗。
我老爷爷和老奶奶走的早，兄长如父，父亲说最难过的是爷爷，我爷爷听到三爷爷战死的消息，懊恼得用头直撞墙。可那时家里过得拮据，交通也不方便，我们一家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就算是去湖北，也没有目标，接回三爷爷，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
父亲的找寻
三爷爷的牺牲成了一家人最大的心病，老话都说叶落归根，人老了更讲究这个说法。家里人常说三爷爷的根在我们史家坞村，我们得把接他回家。
父亲也试图去找过三爷爷。1984年，父亲去过一次湖北省荆门市黄家湾村，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那年父亲42岁，我们一家靠种地维持生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父亲还是坚持要去一趟。那时我才七岁，并不知道父亲出门去干什么，只记得父亲那次回来后，浑身起了湿疹。后来父亲才告诉我，南方太潮湿了，那是去了湖北之后水土不服引起的。
那年，父亲带着我们镇上民政部门开的证明信，只身一人坐上了从济南开往湖北荆门的火车，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了离县城80多里地的黄家湾村。年轻人大多都不知晓之前村子里发生的事，语言不通，地方也不熟，父亲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那位老人告诉父亲，他还记得1949年曾经有部队行军打仗在村里落脚，部队中伤亡的士兵牺牲后就埋在了村子的东南角，就是一个坟头一个坟头。虽然当时用木条刻成了一个碑，大家也只知道这里安葬着的是烈士，但是烈士具体叫什么名字，村里没有人说得出来。后来，这些烈士遗骸被迁入陵园安葬，具体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父亲便在那里跪下，痛哭了一场，带了一把黄土回来，想留个念想。这两天两夜的路程，去程父亲激动地睡不着觉，等回来路上，父亲更是愁得没能合眼，三爷爷到底去了哪里，怎样才能把接三爷爷回家，这些问题摆在父亲面前，让他觉得难以入眠。
回到老家，父亲越想三爷爷的事情越坐不住，老人生前无儿无女，死后不能让三爷爷在外面单着。于是，父亲想到既然不知道合葬墓里是否有三爷爷，那么就去北京找组织，查找爷爷的信息，他还给一些部门写信，辗转得知了三爷爷所在部队的师长罗华生、团长刘义和营长徐大文，父亲也得到了过罗华生和徐大文的回信，他们都对三爷爷的名字有印象，但由于年代久远，部队番号随走随编，他们也记不清当时部队的番号了。
一年的时间，父亲跑了不知道多少部门，写了几十封信件，可有价值的线索还是少之又少。想要找到爷爷，还需要当时部队的番号来核实三爷爷的身份，才能确定三爷爷的名字是否在湖北荆门的无名烈士墓。
父亲一辈子都务农，没多少文化，那时农村过日子时间紧，父亲身上的担子很重，家里有地要种，我们姊妹三个还在读书，家中里里外外都需要父亲操劳，父亲找三爷爷的线索也就这么搁置了。
只可惜，随着几次搬家，三爷爷的那张照片和过往的信件也被搬丢了。这也成了我父亲最懊悔的事情，他曾不止一次跟我说，年数太久，家里的老屋翻了新，谁也不曾刻意保存过，但也没想到能弄丢。
期待爷爷魂归故里
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坚持为三爷爷寻找安葬地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正如预想的那样，寻亲之路注定会充满着无数次变数和失落。我曾经心里暗暗责备过父亲的粗心和大意，照片没了，信件也弄丢了，和爷爷同一部队的证明人也去世了。我调侃父亲说，你对爷爷能有的只有记忆，我们一家人只能靠着仅有的印象和线索来找三爷爷，真是难上加难。
杨善栋想起叔叔未能找到安息地时黯然伤神
我现在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和我们找到的线索。我一直在给吉林四平、湖北荆门、济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民政部门打电话，一听说是烈属寻亲，工作人员也非常配合，帮我们查找线索。可真正踏上寻亲这条路后，我才知道，从繁杂的信息中寻找更有希望的线索，是需要足够的精力和耐心的。
三爷爷当年是在吉林四平参军，虽然他的原籍地是济南，可他参军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甚至连年份都不知道，只能从过往书信中对三爷爷的参军经历略知一二。三爷爷不是在原籍地参军，所以在济南找不到爷爷参军的信息，这是其一；家里当年没收到爷爷的烈士证，也没有收到爷爷去世的其他信息，这是其二；三爷爷给家中来信时，书信的落款为“垫文”，我们一直用这杨汝恩和杨垫文这两个名字来找，也一直无法确定爷爷的部队番号，这也是我们寻找三爷爷最大的困扰。
所幸的是，这一路以来也伴随着寻亲的希望，哪怕是零星的。我们老家崔寨街道办事处，给荆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了证明和公函，希望他们能协助我们找寻爷爷。湖北荆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线索，他们还帮我们在全国烈士英名录中找到了名为“杨垫文”的两名烈士，一位在吉林四平参军，一名在吉林长春参军，但由于留存信息较少，是否是我三爷爷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核实。
吉林四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提供给了我们一些寻找三爷爷的线索，最需要的就是找到我爷爷当时的部队番号，只有部队档案材料核实清楚，才能证明三爷爷的身份。
父亲年纪大了，可他并不死心，每天也是干着急。他一想起来关于三爷爷一点零碎的事情就给我打电话，不管晚上几点，只要提起来三爷爷，他的话彷佛就说不完。这条寻亲路，有时候就觉得像大海捞针，可只要有一线希望，父亲和我就会坚持做下去。我也期盼着我们一次次找到的线索和信息能够吻合，确定我三爷爷的安息地。
我也想过，如果三爷爷的身份和信息能核实清楚，那我和爸爸可能就会立马买上火车票，接爷爷回家，不能让他永远飘落他乡，无名无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