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数年前，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是如何被宁波籍舢板船夫的喧闹所打动，取消了在天津修建一座铁路桥的计划，原本这座桥已经打桩了，不得不再次费力地拔掉，这对极端专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对既得利益者甚至是船夫们来说，则是一场胜利。
作者丨[美]明恩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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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京杭大运河。
北京丰台火车站已经基本建成，计划今年4月1日开始通车。届时，丰台火车站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1898年，因为京津铁路通车影响了通州人的生计，他们组织起来，捣毁了丰台火车站。美国近代传教士、“中国通”明恩溥所写的这部《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本书完成于1901年，记录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朝野上下一系列重大事件。明恩溥曾深入山东地区传教长达二十余年，在1900年北京外国公使馆区被围攻期间亲身参与了防卫活动，这些经历使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明恩溥披露了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和北京公使馆区被围攻的大量细节，其中诸多历史细节令人唏嘘喟叹。作为眼光独到的观察者，明恩溥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和中西冲突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根源，揭露了清政府的反复无常和侵华军队的丑恶罪行，并从自己的视角展望了中国的未来。
《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
[美]明恩溥 著
郭大松、刘本森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在中国，通常情况下将在华外国人分为商人、官员和传教士三类。近年来，又增加了第四类，称为承办人（promoter），意思是那些利用资本开发中华帝国的“辛迪加”或其他组织的代理人。鉴于第一类和第四类人在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必然关系，最好是将他们算作一类加以考察。对这一问题最全面的见解是李佳白牧师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承办人被称为中国“高等阶层”工作的先驱，李佳白牧师的系列文章1893年结集在上海出版，书名为《中国排外骚乱的根源》，书中大部分内容与原来一样。
在所有的来华外国人中，商人是最不可能激起中国人敌意的人。很显然，外国商人只是来做买卖的，中国人“天生”就会做买卖。如果没有人向中国人出售外国商品，中国人跟谁去买啊？经过几百年的商业交往，讲求实际的中国人已经很明白，外国的很多产品，即使不是必需品，至少也是很合用的。在人们对外国贸易习以为常的地区，中国人对出售外国货的代理人的敌意可能很小。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不好中文或根本不会说中文，因此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主要或仅仅是通过人们所熟知的“买办”来完成，买办的职能，从做中间商到简单房屋管家不等。买办在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商业交往中，有着不可或缺的缓冲作用，在中国商业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可能发生碰撞的各种场合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减少或至少是缓和双方的摩擦，外国人自己并非不清楚这一点。
中国人发挥了他们非凡的商业才能，但却丝毫没有认识到商业进程受自然法则的控制，也没有对政治经济学真理的初步理解。西方国家对于“发展”的理解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发展”这个问题。在欧美国家，即使在发明和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道路上，也难免付出财富和生命的代价，这些都是“改进”、新的“节省劳力的发明”等带来的结果。在西方国家，有人的生意因技术“进步”或时尚变化而毁掉，则这个人有可能另谋他途，而后又做得很好；或者，如果他在这方面失败了，“天地广阔”，仍有大量的机会在很多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手艺人只能做一件事，那可能是世代沿袭的一种手艺，除了这种手艺外，他可能就像离开了水就死的不能呼吸空气的鱼一样，离开老本行就无其他生路。来自外国的火柴、煤油以及多样化的灯具，大规模取代了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难以尽述。人们阅读给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关于改善中国棉织品贸易的报告，以及关于从广州到天津、牛庄的沿海地区这一贸易的广阔前景的报告，但却没有人理解这种贸易的扩张对中国广大平原地区从事棉花种植业的无数人所造成的影响。迄今为止，中国手工业者只能靠编织仅15英寸的土布来勉强维持生计，织一匹布要辛勤劳动两天，在市场上出售后只可为家庭购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日以继夜不停劳作继续织布所需要的棉花。但是现在，由于外国棉织品销售畅旺，中国手工土布没有市场了。批发商不像自古以来那样收购土布了，辛勤的土布纺织业没有了利润，也没有富有成效的工业取代手工生产。在一些村庄里，过去每个家庭都有一台或多台织机，大部分工作都在机房里完成，从正月中旬到十二月末，人们都能听到各个家庭里织布机穿梭的咔哒声。但现在织布机闲置了，织布机房也都废弃了。
张之洞。
许多没有织布机的人能够纺棉线，从而挣点辛苦钱维持生计，这是他们能够防范总是在大门外转悠的残酷贪婪家伙们的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最近，孟买、日本甚至上海的棉纺厂的大量投产，使中国的棉区充斥着比土产棉纱更均匀、更结实、更便宜的纱线，于是乎纺车停工了，原有维持一家老小的微薄收入就此断绝。“文明”稳步推进到中国内地，无数的受难者对他们的灾难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了解，他们的感觉就像日本农民发现自己被地震或海岸突然或逐渐下沉引起的海啸吞没一样。然而，很多人非常清楚的事实是，在对外贸易扰乱古代事物秩序之前，平常的岁月里，人们足以温饱；而现在，缺吃少穿，度日艰难，而且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有这样的经历，中国人在各方面表现出对新事物秩序的严重不满，情有可原。
外国人有兴趣带到中国的是他们的主要创新成果，像轮船、电报、铁路、电车以及科学采矿业等。到目前为止，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中华帝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是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从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角度来看其实际结果，而是中国人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在众多西方新发明中，蒸汽船很久以来即为中国人所熟知，可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商业和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无论是在长江上，还是在从中国中部到天津的大运河上，快捷、低成本、高效率且无损国家税收的蒸汽船航运，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敌意，只是这种敌意通常找不到发泄场所和机会，难以化为行动。如今，运送贡米的漕运船队的旧式平底船，仍旧在中国中部通向北京的大运河淤浅的河道里不计成本、费时、费力、低效、笨拙地漂流着。这种垂死的行业仍然受到对走私活动感兴趣的官员们的珍视，据说这种运送贡米活动中夹杂着走私行为，因此，负责平底船运送贡米的数百名官员、数千名随从和数万名船夫（他们都是每一次运输中丰厚利润的直接受益者），对蒸汽船航运满怀憎恶、仇恨之情。
在过去几年中，特许外国蒸汽船在中国内陆水域从事航运一事，遭遇到极为激烈的反对和抵制，外国蒸汽航运很多时候未能获得预期效益。长江上游的蒸汽航运，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最近终于扫除了极其浓厚的敌意和重重障碍得以开启，这一情形意味着中华帝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抗逐步强加于她的经济战争。蒸汽航运最终必定遍布中华帝国，大获全胜，但整个看来，大多数民众都讨厌运用蒸汽船从事航运，不想利用蒸汽船，一旦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发泄他们的敌对情绪。在这种对抗的巨大潮流中，为数不多的开明人士，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推动蒸汽航运事业有所发展。当政府不给予支持时，既得利益者和具有民主本能的“民众”（这在所有中国问题中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会通过破坏蒸汽航运来表明他们的立场。
中国人一直把电报同统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官员们对引进电报却抱有疑虑，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电报将他们与北京中央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受北京控制。无知的农民觉得电报给他们和平的家园带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对他们来说，从脱氧电线上滴下的带有铁锈的雨水是电线渗出的神奇血液，也许是电线中渗出的愤怒的“空气魂灵”，沾上这样雨水的人会生病。就在几年前，据报道整个湖南省都反对境内架设可恶的电报线，凡是铺设电报的地方，电线被切断，电线杆被砍倒或拔掉，再铺设，就再毁掉。在最近的义和拳乱中，电报局是最早被攻击和摧毁的地方之一，这是出于电报会祸害中国的普遍直觉，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
九龙壁，中国人将其视为对抗城市邪恶幽灵的保护神。
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引进铁路。过去几年间，一直计划、商定在整个中华帝国境内修筑铁路，有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从某种角度看，“风水”或中国风水学，可以说是腐朽的迷信，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却不受文明进步和自负的科学干扰。风水学本身力量有限，无力阻止铁路的发展，但一旦受到干扰，它又足够强大，能够将潜在的敌意汇聚成公开的敌对行动。就像蒸汽船运业一样，策画周详、小心谨慎运营，可以避免大多数风险，克服种种困难；如若不然，潜在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1897年，当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即将完工时，再次展示了世界范围内长久以来流传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要完成任何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都必须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上海大教堂建成后，那一地区的农民和苦力坚信，为保证这座建筑的稳定，地基下面放置了中国婴儿的尸体。当北京铁路建成时，人们同样认为，为了确保铁路稳固，不仅杨村白河大桥的桥墩下，而且整个八十英里铁路的所有枕木下都铺垫了中国婴儿的尸体。这种信念引发的激愤情绪一度十分高昂，随后似乎完全消失了，但没有人能说出这种迷信对“愚蠢之人”的后续行动有什么影响，他们能够在相对安静的情况下忍受严重的种种恶行，但当事情本应被放弃时，又突然爆发出复仇的怒火。每建一条中国铁路，人们都会有关于铁路的难以捉摸的念头，觉得铁路铺设的枕木大约仅有支撑后颈部用的一个中国枕头那么高，以便司机在夜晚昏暗的光线下，可以看到在他高速运行的机车前有一长排棕色的物件，就像一个个人直挺挺地躺在铁路上，人头伸出在铁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有必要“十分缓慢”地行驶数英里路程。在唐山煤矿铁路的早期，中国人意外死亡的市场赔偿价格为三十两白银，但据称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赚钱”买卖，就对这一赔偿规定进行了修订。
任何一个中国港口的船夫都是一大社会阶层，虽然他们看起来可能不具什么影响力，但他们联合起来行动往往能量巨大，因为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去处理民众起事，没人能预料类似民众起事的结局，而这种结局在很多方面可能给官员本人带来严重后果。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数年前，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是如何被宁波籍舢板船夫的喧闹所打动，取消了在天津修建一座铁路桥的计划，原本这座桥已经打桩了，不得不再次费力地拔掉，这对极端专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对既得利益者甚至是船夫们来说，则是一场胜利。几年后，铁路运输势在必行，再修建杨村大桥时，没有考虑到无数不能从桥下通过的大型而笨拙的官船问题。桥梁铺设完成后，这些曾花巨资打造的老大笨拙的官船便静静地锚在通州，毫无使用价值了。北京的铁路建成后，夺了白河上游弋的难以计数的船家的生意，天津北京间无数的骡车，也被淘汰，甚至与铁路苦苦抗争的全体通州人都陷入了困境，他们的生计被其他随着铁路开通而活跃起来的人们所夺，所有这些骡车夫、船家乃至难求生计的通州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平稳的生活，就是因为引进西方的办法而变得一团糟，对西洋事物充满了敌意。
李鸿章。
1898年短暂改革期间，提出了大量改革措施，其中有一项是为了防止贡米在运送途中失窃，宣布要重新安排将贡米运到北京的方法。这实际上就威胁通州的生存（通州几乎完全依赖运送贡米生存），通州人组织了一帮人在丰台首先闹事，他们联合其他人一道破坏了机器，拆除了引擎，捣毁了铁轨及其他设施，以实际行动昭示他们对新政的抗议。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有一份给皇帝的建议修铁路的奏折，说利用铁路运送贡米将“杜绝船夫偷窃”情事。这不是不可能，但经验表明，中国的铁路，什么东西都可能被人拿走，连刚启用的信号都不见踪影了，这些现象使中国人认识到铁路火车这类西方新器物，并不能避免盗窃情事发生。
中国人对铁路普遍怀有敌意，还有一个人们不太重视的原因。在与铁路有关的实际工作中，许多雇佣的外国人不会说汉语，大量从事铁路建设的中国工人，毫无疑问会受到令人感到耻辱的虐待。据说，比利时经营卢汉铁路时即有虐待中国工人的事件发生，德国经营山东铁路，虐待中国工人较比利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俄国经营满洲铁路虐待中国工人的情形则或许更为严重。所有因受到令人感到羞辱的虐待而产生的敌意聚合在一起，即会成为一种可怕的仇外情绪，一旦爆发，其结果很可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张之洞认为西方人不讲究“礼仪”，不足为怪。典型的“承办人”是世界大忙人，他大老远一路跑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展示他的形象”。他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双手插在“紧身短夹克”口袋里，大摇大摆地到衙门里，告诉“老顽固”他这个承办人刚刚进城，想要必须得到的东西。他不听废话，直截了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毫不客套，也许会发出最后通牒，然后走人。他正从事着吉卜林（Kipling）先生所说的“开化东方”这一通风气任务，往往能够达到通常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于一个持重、老练的保守派官员来说，这样的人不管装扮得多么得体，这样一个代表西方的人看上去也是一个野蛮人，一个难以理喻的蛮夷。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人，以后也永远不想再看到这种人。民众并不关心政府以前是不是做出了让步。像西方的承办人一样，他们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想要西方的承办人。在一个内陆地区，当义和拳叛乱十分危险的时候，一名传教士性命岌岌可危，直到他能证明自己不是那个要用跑火车的铁路震动龙脉、扰乱风水的人，才得以逃生。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 著
张俊义、王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具有敏锐辨识力的读者会发现，当中国人没有说“中国是中国人的”这句话，而是无意识地发出一声感叹时，其实是心里有很多话要说的。在西方企业的承办人鬼祟而神秘地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一个政治代理人的身影；因为每条铁路都意味着特别债券，而债券就是金钱，金钱是这片土地的命，拿出去的钱越多，大清帝国就会变得越虚弱。在中国人看来，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银子都是显而易见的收获，而所有被拿走的银子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真正互惠的观念，即对一方有利的事情对另一方同样有利，只是获取方式不同而已，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不存在。
中国人憎恶所有外国人在中国开采矿业，情绪强烈，不可动摇。每一起不可避免的矿业事故都加剧了这种憎恶情感，这些有前途的“中国人自己不开采的矿业”，每一座矿几乎随时都会成为开采者的坟墓。计划在中国开采矿业的人们，深陷惶恐不安之中。
中国人对传入中国的西方事物的见解，无时无刻不在添油加醋广为流传，从而形成广泛共识。因此，西方人在中国设计良好的火车，随时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爆炸事故，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排外暴乱没有在很久以前爆发，倒是令人感到奇怪了。
摘自《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