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辽东经略熊廷弼遭人构陷，被明朝免去职务。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铁骑向沈阳发动攻击。
作为明朝在关外军事重镇的沈阳，承担着拱卫辽东都指挥使司所驻地辽阳的重任。如果，一旦沈阳丢失，那么明军在辽河以东的整个军事防御体系就有可能崩溃的危险。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应泰，开始从辽东的各堡砦抽调兵力，作为沈阳的援兵。当时的辽东地区，经过曾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苦心经营下，拥有130000人左右的庞大兵力。所以，袁应泰很快就集结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包括步骑兵94000人，水军7000人。此外，根据袁应泰的部署，在各路援军抵达沈阳之后，还要有10000人防御沈阳，10000人守卫蒲河，7000人进驻奉集。
这支部队的兵力不可谓不雄厚，但此时的明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雄风，大多数只是滥竽充数之辈，根本不具备与八旗军进行野战的能力。所以，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主力仅仅只有来自浙江的3785戚家军，来自石柱宣抚司的3800白杆兵（驻扎在辽东的白杆兵共6800人），来自酉阳宣抚司的4000土司兵（驻扎在辽东的土司兵共5000人），共计11585人左右。而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支一万余人的明军，在浑河之战中让数万八旗铁骑伤亡惨重。让以清朝为“本朝”的魏源，也不得不感慨“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不过，关于这场让人血脉贲张的大战，很多人都记住了戚家军的悲壮，白杆兵的惨烈。但是，酉阳宣抚司的土司兵在这场大战中的表现却着墨不多。要知道，明朝兵部尚书张鹤鸣盛赞的是“实石柱、酉阳二土司功”。所以，有必要来介绍一下这支来自重庆的，被很多人所忽视的酉阳宣抚司土司兵。
其实，早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熊廷弼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征调酉阳宣抚司兵四千”，赴辽东作战。熊廷弼之所以请调酉阳宣抚司的土司兵，是因为他们不仅善战，而且对中央朝廷忠心耿耿。据统计，在明代酉阳宣抚司先后21余次响应朝廷征调，到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镇压农民起义，还曾经在东部沿海与倭寇作战。所以，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并在当年11月，由兵部向酉阳宣抚司下发了征调令。时任酉阳宣抚司宣抚使的冉跃龙在收到兵部的调兵命令后，当即奉调率领弟冉见龙、子冉天胤和冉文光及5000土兵援辽。
酉阳土司兵刚刚抵达辽东不久，还没进行修正，就立即投入到了一场战斗之中。当时，努尔哈赤正带兵围攻辽阳的另一个重要屏障奉集。作为刚刚抵达的生力军，酉阳土司兵立即被派往前线，援救被围困的奉集。结果，酉阳土司兵在奉集城外与八旗兵进行了一场鏖战。据记载，酉阳土司兵“列队而出，其势撼天动地”。已经在辽东纵横多年的八旗铁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勇猛的明军。结果八旗军溃败而走，酉阳土司兵初战告捷，不仅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更解除了奉集城的危难。之后，这支酉阳土司兵就驻守在辽东的虎皮、黄山等处。
到了公元1621年，驻守辽东的酉阳土司兵，再次参与到了救援的作战行动中。所不同的是，此次救援的是沈阳城，而酉阳土司兵只出动了4000余人，与石柱白杆兵和浙江戚家军共同组成了一支11000余人的庞大部队。当然，他们的面对的敌人也更加凶残，经过多年的作战的八旗铁骑，战斗经验更加丰富，兵力也更为雄厚，据说达到了50000余众。。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是酉阳土司兵的战斗意志并没有减弱，对八旗军的杀伤力也没有减弱。在浑河之战时，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在浑河以北列阵。
当八旗铁骑，发现这支人数不多，且背水列阵的“孤军”之后，立即集中全部兵力，向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发起了攻击。面对，八旗铁骑的攻击，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相互协助配合，先后打退八旗三次进攻。据《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先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而且还俘获“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虽然，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让八旗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面对八旗兵的轮番进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吃饭和休整，“诸军饥疲不支”。同时，叛将李永芳收买了被俘的明军炮手，利用火炮对这两支部队进行轰击。
在双重打击下，酉阳土司兵与石柱白杆兵再也无力支撑，3800白杆兵死战不退，“皆死之”。酉阳土司兵则从两个方向成功突围，与3785戚家军会合后，继续在浑河南岸继续与八旗兵进行血战。但是，此时的八旗兵不仅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收买了明军炮手，在武器的质量上也接近甚至超越了来自浙江的戚家军。所以，当戚家军“火器既尽”，双方在进行了惨烈的肉搏战之后，戚家军也全军覆没。鏖战一日的酉阳土司兵，再次成功突围，回到了辽阳城。但是，还是有1000土司兵血染浑河。之后，在辽阳保卫战中，又有700土司兵捐躯。5000酉阳土司兵，经过两场大战，折损1700余人。当然，八旗铁骑也折损了近万人。
酉阳土司兵在辽东经过多次血战，虽然损失惨重，但是还能在八旗兵的包围中杀出重围，可见其战斗力之强。而酉阳土司兵战斗力之所以如此之强，大概原因就是经过长期征战——与其他土司争夺资源或者听从朝廷调遣——终于锻炼出一支杀伐骁勇，组织严密的军队。
根据一般土司采用的军制，我们可以得知，酉阳土司使用的是营、旗结合的兵制。根据明朝军制，大部分土司设立了“左、中、右、前、后”五营。其中，中营最为主要，通常由应袭长子统领，其他四营则由境内大姓或土司亲属统领。营下设旗，旗是各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凡境内居民，均编入旗内。旗兵是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土司各分部落曰旗，旗各有长，管辖户口，分隶于各州司而统辖于总司”。每旗的人数不同，有的旗统辖上千人，有的则是数百人。平时，这些旗众“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如果遇到战争则“调集为兵”，根据“十抽其一”的方式集结兵力。
当然，土司抽调之人，都是日常久经训练之人。有记载称，在平时的训练中，主要侧重三种训练。“盾矛训练”，这种训练以长兵器为主，以及铜、皮、藤三种盾牌的配合使用；“搏击训练”，士兵则需要穿戴全套装备，其中“盔重十六斤，衬以厚絮，如斗大；甲重则数十斤，利箭不能入”，在穿戴好这些装备后，再进行武器和拳脚的对练；“攀爬训练”，由于土司大多集中在西南多山地区，所以为了攻城拔寨必须进行相关训练。除此之外，土司还注重对士兵军纪的训练，并借助日常打猎和胆魄的训练。这种训练，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不过行军打仗，讲究的是大军协同作战，才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所以，酉阳土司德军队在临敌之时一般采用“二十四旗”的阵法。“头，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次七八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若在前者败，则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皆败，则无望矣。每旗十六人，二十四旗合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除这384名精兵之外，其余的土司兵在后面列阵，随时对前面的“箭头”进行补充。
为了让这套阵法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土司还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军法。在土司军法中明确规定，在作战过程中，每一个战斗小组（“伍”）的成员不得为了获取战功，轻易脱离阵容去割取敌人首级，而是由专人负责，战功归整个战斗小组所有（“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注击刺，三人专注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同时，为了让每个战斗兵员和“伍”英勇作战，土司还制定了残酷的连坐之法，规定“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者，即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
可以说，经过严格的人员选拔，刻苦的军事训练，再辅以严苛的军法。酉阳土司终于锻造出一支战力彪悍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