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去年6月写了《电视剧<徐悲鸿>对大师做了哪些美化？他和蒋碧微到底是谁负了谁》一文，文中提到了电视连续剧《徐悲鸿》。
在这部剧里，饰演徐悲鸿的是实力派演员吴刚。
不得不说，吴刚把徐悲鸿演绎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饰演蒋碧微的刘晓庆表现也非常出色，她以61岁的年纪串起了蒋碧微从16岁到50岁的戏份，不简单。
但话又说回来，由于吴刚的精彩演出，当然，最主要是剧本的设置——编剧为了突出主角的“高大上”形象，在人物的塑造上采取了大量抑彼扬此的手法，使得许多与徐悲鸿同时代的画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比如说，被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画坛一大宗师张大千，就被刻画成了徐悲鸿手下的一个小跟班，靠徐悲鸿“赏”饭吃。这与事实不符。
就当时而言，论官，徐悲鸿第一，张大千第二，齐白石第三；论名气，齐白石第一，张大千第二，徐悲鸿第三；论画价，齐白石第一，张大千第二，徐悲鸿第三；论画技，却是张大千第一，齐白石第二，徐悲鸿第三。
徐悲鸿学贯东西，为中国绘画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单论画法，张大千可谓出神入化，其精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等画，工笔、写意，着墨、敷色、用水无不登峰造极。
有人这样说，近代一百年乃至后面几百年，恐难有能与张大千争锋者。
张大千的高深功力不是凭空得来的。
他爱画、痴画、迷画，已近于成疯魔。
也因为痴迷练画成疯魔，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他陷入了一件历史“丑闻”中，闹出了一桩历史公案，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唾骂。
话说，1941年，张大千携三姨太杨宛君、儿子张心智北上兰州，途经敦煌，结识陇中画家范振绪。
在范振绪的提议下，进驻敦煌临摹壁画。
关于敦煌，老覃在去年11月写的《中国文盲炮制出的“古文字”骗过西方语言大师，季羡林也险些中招》一文作过简要的介绍：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于1907年仅用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就从看守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禄手中带走了8000余卷写本和几箱绢画。法国人伯希和后仿其例，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运走了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
自此，敦煌的文化瑰宝源源不断地流失海外，受损严重。
但敦煌之名也传遍了宇内。
张大千前后在敦煌呆了两年七月。
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大获成功。
此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相继在成都、重庆展出；1947年，还由上海彩印出版社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不用说，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张大千的画技大为精进，而他所临摹的画作，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但是，他的“恶名”也随之而来。
早在1942年，著名史学家向达到敦煌考察，与正在临摹壁画的张大千不期而遇。
向达看到张大千随意地在壁画上涂抹，并且满不在乎地抽剥、丢弃外层的壁画，深感痛心，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傅斯年、李济。
老覃在去年5月写过《傅斯年早年打毛主席一耳光，主席后来抄录一首诗给他？答：想歪了》一文，对傅斯年作过介绍。傅斯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至于李济，老覃在更早一些的时间写的《李敖为何痛骂“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也做过介绍：他是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换言之，傅斯年和李济都是当时非常有分量的人物。
这两个有分量的人物读了向达的信，义愤填膺，联名给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写信求援，希望“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
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随后去电对张大千进行了劝阻。
但张大千痴迷练画已进入了疯魔境界，不闻不问、不理不睬。
1943年4月，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直接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要他设法让张大千离开。
这样，到了1943年11月，张大千才意兴阑珊地离开了敦煌。
真正让张大千声名狼藉的，是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1948年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对张大千的发难。
郭永禄深切痛责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千佛洞壁画。
有十多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把张大千的罪名扩大为“剥夺损坏、大量窃取、公开买卖赠送”敦煌壁画。
不过，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常书鸿、窦景桩随后出面为张大千辩诬。
1949年，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了“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而因张大千已被蒋介石政权接到台湾，此事不了了之。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到了 2000年8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杨展业的文章，题为《张大千在莫高窟留下的问号———揭开敦煌宝库一历史谜团》。作者旧事重提，说：根据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执行馆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的说法，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
张大千的儿子、事件亲历者之一的张心智为了“还父亲一个清白”，于200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题为《张大千不曾破坏过敦煌壁画》的文章，指出被剥损的壁画“乃他人所为”，将壁画损毁责任归咎于兵火、香客、路人、庙会和时间等因素。
张心智的辩驳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当年向达写信给傅斯年和李济，说张大千在临摹之时，在原画上肆意勾勒，并在壁上随意题字，应该没有冤枉张大千。尽管张大千在离开敦煌之前曾以各种方式铲除了部分题字，但百不遮一，其手迹在很多地方都残留了下来。
如第17窟藏经洞内，就有其涂鸦，内容为：“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辛巳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来观，赞叹题记。”
其他诸如161窟、203窟、西千佛洞第8窟、榆林窟第16窟、榆林窟25窟都有“张大千来拜”、“张大千再度来”、“张大千临写一周”等等洋洋得意的字样。
其中的161窟，张大千除了刻字于壁，还即兴画了一幅自己画像于其上，真可谓是遗形忘性，志得意满。
看着父亲如此乐在其中，张心智也不免技痒，也在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在
榆林窟附近的水口峡第一窟，就赫然可见张心智的两款题字，称“蜀人张颖心智时别榆林纪念”云云。
对于这些涂鸦，张心智自然是避而不谈滴。
不过，张大千毁没毁坏敦煌壁画，他本人在《漠高窟记》的自述中是有端倪可寻的，比如说，他在不经意的“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一语中，单一个“剥”字，就说明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