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60岁的俞敏洪,一个农村青年的灰色逆袭

subtitle
大猫财经

2022-01-25 07:33

关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

1978年,16岁的俞敏洪第一次参加高考,不出意料的失利,他并不特别失望,年龄还小,高考才刚刚恢复,实在考不上就在农村务农吧,于是他安心在家插秧,割稻。

俞敏洪的老家在江苏江阴的农村,父亲是个爱喝酒的木匠,父子俩没事就去河里摸鱼,或煎或炸,打两斤七八毛钱的劣质白干,父亲每饮必醉,每醉必睡。俞敏洪说父亲是个可爱的酒鬼,从父亲身上,他学会了“为人宽厚、宽容”

母亲帮他谋得一份代课的工作,于是他边代课边复习,1979年高考,总分是过了,但英语只有55分,目标学校常熟师专要求英语60分,结果再次落榜。那时候,很多人已经认准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境遇的不二路径,不知道是俞敏洪自己看懂了这个趋势,还是因为强势母亲的压力,总之,为了第三次高考,他是拼了。

别的事也不干了,从早到晚手不释卷,晚上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背单词,用了4个月时间,他从班上的倒数第十变成了第一。1980年高考,他考了387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380分,就这样,俞敏洪成了当地第一个北大学生。爹妈很高兴,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

知识改变命运,农村青年来到北大,别人眼里是跳龙门,但俞敏洪的大学生活惨不忍睹,他自己说,有两件事一直让他苦闷不堪,一是普通话不好,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

英语老师说除了能听懂他说的“俞敏洪”三个字外,其他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分班考试他笔试成绩不错,被分到了A班,一个月以后,他就被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其他方面他也不出众,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暑假他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俞敏洪发现有个女生有男朋友,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有些差距根本弥补不了,比如他的班长王强,模仿能力超群,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模仿出来绝对不会两样,读书尤其多,出口成章,走哪都能成为焦点。王强在北大广播站当了四年播音员,俞敏洪说,“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咬牙切齿、充满仇恨”。

为了弥补差距,他又拿出高考的劲头,目标是成为单词专家,没多久,他就有了“单词王”的外号,成了同学眼里的一部英语“大百科全书”。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他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这么拼命结果没让他成为众星捧月的人物,反而整出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那时候没有手机可玩,结果他一年读了600本书,因为耽误了一年,他横跨了80、81两个年级,结果两届同学都认为他不是自己的同学。俞敏洪为此“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悲愤,非常辛酸,甚至自己在房间里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两批同学统统杀光”。

他很努力,但是大四毕业时,他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

这个名次也成了后来不断被调侃的梗。

但能力强不如时代好,那个年代有大把的红利。

虽然成绩不佳,但1985年大学毕业时,俞敏洪居然留校成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月薪60元。这倒不是因为领导不看成绩唯才是举,实在是因为当时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

农村青年成了北大教师,这已是理想的结果,当时他的同学眼界更高,纷纷出国,起初俞敏洪很满足于北大的生活,薪资不丰厚、住房不宽裕,但教学之余可以喝酒读书,也是另一番宁静。怎奈他的夫人不这么想,突然有一天俞敏洪听到一声大吼:不走出国门,就别进家门!

于是他只好再次拿出高考的尽头,玩命准备托福、GRE,他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但没有一家愿意提供奖学金,他只好盘算自费,一算需要2万美元,对于月薪60的俞敏洪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咋办呢?

老师挣外快的不二法则就是代课,俞敏洪也是这么想的,他去给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GRE课程代课,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比在北大挣得多多了。

可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这是北大老师、尤其是英语系老师的业余收入来源,俞敏洪挣得越多,这些老师越受影响,于是学校领导找他谈话,俞敏洪不以为意,据理力争,结果最后迎来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惯例,针对老师的处分不会公开,毕竟师道尊严,但这次例外,据说当时俞敏洪还在和王强喝酒,大喇叭里就播出了对他的处分,然后这个处分在北大三角地贴了一个月,这是俞敏洪第一次出名。

后果比他预期的严重,比如分房子,由于受过处分,就轮不到他;比如北大要派人出国进修,也轮不到他。俞敏洪发现,只要在这个体系中,就没办法摆脱被处分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

怎么破?虽然他的母亲威胁说,“你敢离开北大我就自杀”,但他还是选择离开。1990年的时候,俞敏洪用一辆三轮车从宿舍拉上了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到外面租了一间房子住。

他离开北大是有底气的,当时在外面培训的收入已经超过北大工资十倍,出国热方兴未艾,大把的学生要上课,但名师寥寥。

原因有两个,一是像教GRE的基本要求是你的词汇量得在两万左右,那年头很少有人吃饱了撑的去背那么多单词,偏偏俞敏洪就是这么一个人;二是很多教学能力比俞敏洪强的人,要么不屑于干这事,要么就已经出国,像俞敏洪的班长王强,毕业后也在北大教英语,一上课有80个人在那儿听,40个是他的学生,另外40个是从俞敏洪班上过去的。可这时候王强已经出国,俞敏洪就是妥妥的名师。

生意就这么开始了。

他租了中关村二小的一间小破房子,总共20平米,下雨漏水,而且要在一个小巷中拐十八道弯才能进去。为了招生,俞敏洪广为人知的招数就是四处贴小广告,甚至把广告跟马路边上的性病广告贴在一起,后来培训机构争夺生源,新东方的员工因为贴小广告还被人用刀给捅了,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说新东方是靠一把刷子起家。

但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光靠小广告很难忽悠附近的清北学生,俞敏洪一天营销学也没学过,但自己琢磨出了几个大招,后来被其他人各种包装,美其名曰“互联网思维”

1、比如说免费

既然收费招不来学生,不如先搞免费的活动。他把托福、GRE试卷研究透了以后,免费给学生讲课,他还免费录制磁带、免费提供出国咨询,甚至有时候还会请学生去吃夜宵。口碑好了结果自然好,于是一个班招生的时候只有20人,但是等到这个班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了40人。

2、比如寻找用户痛点

学习其实是个痛苦的事情,俞敏洪发现学生们喜欢听他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英语,还喜欢听题目之外的一些东西,段子、鸡汤、励志语录都能直沁心扉,谁的青春不迷茫,突然有个大哥乐意跟你聊这些,很多学生都很受用。

这就不能不提俞敏洪的聊天技巧,干巴巴的宣教总是无力的,他喜欢用段子、故事这类内容穿插在自己的演讲里,后来,这也成了新东方老师的必修课,课堂上笑声不断,好像学习也没那么痛苦。

3、再比如强调用户体验

他能够把最复杂的英语句子、语法结构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清楚,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懂,托福考200分的人和托福考600分的人在一个课堂里听讲,下课居然都说很有收获。

那些年没有网络,光靠人传人,在12月北京的寒风里,他的一场免费讲座能吸引4000多大学生到场,很多人进不了场,纷纷闹事,派出所紧张不已,俞敏洪穿着衬衫站在大汽油桶上给进不了场的学生演讲,讲完了警察二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

那是俞敏洪的红色时期,他把自己的红色大发面包车开得飞快,小广告四处贴,免费讲座更受欢迎,他不能预计新东方能做多大,但也不再担心未来的生计。

为了招到更多学生,他耍了很多小心机。比如他发现很多学生想报名,但报名表上一个人也没有,这学生也就退缩了,这是大众心理学很简单的一个情景,俞敏洪很轻松的就破解了——他会在报名表上先填上几十个名字,报名的人一看已经这么多人报名了,就毫不犹豫的填表交钱,其实如果细看,上面他的同学里可能还有宋江、李逵。

俞敏洪的员工包括他的老婆、老妈和各路亲戚,这些人无法讲课,光靠俞敏洪一个人规模无法扩充,他的策略是找名师,方法简单粗暴,给钱,别人给一百他给两百。但怎么评价老师的好坏呢?他的方法是让学生打分,结果听讲的学生成了上帝,老师需要全心全意地讨好学生。

干巴巴的讲课是不行的,光讲段子学生也不干,怎么拿捏这个度,新东方的老师都费尽了心思。

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野蛮生长的速度很快。到了1995年,按照世俗的看法,俞敏洪赚到了不少钱,学生遍天下,知名度很高,已经算得上一号人物,于是,他就去国外转了一圈。

大学时期成绩不佳,工作后被处分,他想让异乡的同学们看看,“如果这个时候我到美国去花大把大把的美元,他们就会觉得,没想到俞敏洪也出息了。这样的话我多年前的郁闷心理也可以排解了。”

他出了趟国,结果一顿忽悠把徐小平和王强整回了国。

徐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去了北大,俞敏洪要叫他老师,当时在国外追求虚无缥缈的音乐梦,财务状况也不行,他和俞敏洪聊了几天几夜,被俞敏洪的描绘吸引决意回国。

游说王强更难一些,俩人自打成为同学,王强处处高出俞敏洪一头,出国后,他感觉自己的英语专业不好糊口,一点基础没有却跑去申请学习计算机,专业老师很惊讶他的英语成绩,但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结果王强一顿神侃:

“计算机运行靠某种程式,这种程式考一种程式语言来编写,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语言的研究和运用,汉语英语和编程语言我认为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对我来说,掌握一种编程语言和学习一种方言一样易如反掌……”

老师直呼精彩,王强顺利入学,毕业就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当时正处在自己的舒适区。俞敏洪的游说效果一般,但两人去普林斯顿转了一圈,结果好多中国学生过来跟俞敏洪打招呼,态度谦恭,这让王强刮目相看。

总之,俞敏洪一顿操作,总算把这两个人弄回了国,徐小平搞咨询,王强做基础英语培训,新东方双翼齐飞,徐小平总结了新东方精神,俞敏洪作响了新东方品牌,一时成了佳话。

利益怎么分,大家都关注。俞敏洪搞的是分封制,各自一块地盘,交够公司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就是“中国合伙人”的来由。

俞敏洪为什么找海龟帮忙?其实新东方还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能力圈有限,想壮大,得有帮手。

哪知,俞敏洪的钱越赚越多,麻烦也越来越多。因为矛盾太多了,最大的两个问题是身份的认知和利益的分配,直到上市,新东方都纠结于此。

在外部,俞敏洪是新锐的企业家,但在内部,他的左边是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右边是一帮同学哥们,两边的人都有资格毫无顾忌的教训他,俞敏洪不仅平时被调侃的一塌糊涂,而且经常被当面骂的狗血淋头,被批的体无完肤

这跟新东方的管理模式也有关系,新东方从个体户开始,又从家族制又走向合伙制,然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股份制,又走向了开放式的股权结构,每一步走得都磕磕绊绊。

“家族制”的代表是“新东方之母”、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其实大错特错。

这个老太太在80年代就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家庭作坊,加工发电机矽钢片,大概是当地最早的万元户。

老太太头脑精明、脾气火爆,1991年来京先是帮俞敏洪带孩子,新东方成立,据说是老太太去领的营业执照,后来遇到矛盾,她就威胁说,“执照是我领的,你们闹,我就把执照揣回江阴老家去!”更极端的时候,她和俞敏洪闹矛盾,不管不顾的跑到新东方报名大厅砸镜框,要拿走新东方的执照。

俞敏洪觉得老太太会做生意,让她在学校周边办餐馆和小卖部,渐渐的,她就把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学录音磁带采购等等业务统统拿下,2000年底就做到了千万规模。

俞敏洪从小怕妈,亲眼见过数次母亲走极端的行为,所以别说对母亲发火,大声说话都没有过。而按照其母的看法,她和新东方的关系更像是他和俞敏洪的母子关系,只要她闹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是否有外人在场,绝对不给俞敏洪面子,屡屡让俞敏洪威信扫地。

俞敏洪不是不生气,但发不出来,有次他妈拿刀去砍他的办公室,他不敢说话,等他妈走了拿办公桌上的水果往墙上扔,又拿起笔记本电脑往地下摔个稀巴烂。

1997年俞徐王三人在俞母的饭馆里吃饭,听见外面俞母又吵又闹,俞敏洪想出去给母亲赔不是,可两个哥们又怕被瞧不起。

徐小平撺掇他,“你别理她这一套,像汉子一样走出去,走出大门去!”

王强也鼓动他,“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果真站起来走出门去,来到母亲面前,不顾大厅众多客人,膝盖一软,噗通跪下了。老太太也来了劲,怒骂说,“你当我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当我们是一条狗?姐夫你叫来工作,可椅子、沙发搬得一干二净,你叫他坐哪儿?”

王强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我崩溃了,非常痛苦。”

有一阵王强当CEO,所有人重新聘用。俞敏洪跟他说,“所有人,你想开谁就开谁。”王强反问,“所有人?包括你妈?”俞敏洪立刻回应,“当然”。

结果没几分钟,他又跑过来跟王强说,“你开谁都行,但是得放我妈一马”。

只能说,虽然俞敏洪是当时中国最赚钱的老师,但是骨子里,对待母亲和一个田间农民并无二致。

在这种非常传统的家族制之外,他的合伙人都是喝着洋墨水长大的,跟他颇为熟稔,所以在内部,俞敏洪总是被“打击”、被揶揄的那一个。

比如王、徐刚回来的那半年,总觉得俞敏洪就是一“土鳖”,衣服穿得也很土,一讲话就像“乡村企业家”,徐小平就说他来新东方的使命是“关心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提升俞敏洪。”

海鬼派和土鳖派的冲突很快出现,徐小平、王强觉得想干点事,结果碰到的人不是这个的姐夫就是那个的妹妹,不是这个的弟弟就是那个的弟媳,我们怎么干啊?

俞敏洪会赚钱,但也知道光凭自己和家里人是做不大的,于是在好多个持续昼夜的争吵、辩论之后,俞敏洪答应驱逐家族成员,先从姐夫开刀,最后只剩下老妈,好在老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归根结底也是不愿儿子受苦,终于退出,这个过程说着简单,其实也花了一年半时间。

海龟派胜出,但内部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比如王强和徐小平为了谁是“第一副校长”搞得剑拔弩张,痛哭流涕的喝酒、没完没了的争吵,其实这个职务背后没啥利益,就是个座次问题,但两人为此争吵不休,俞敏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比如海龟派觉得俞敏洪除了能赚钱别的都不行,优柔寡断,无法带领新东方更快更高更强,于是一投票把俞敏洪的职务搞没了。高层在开会,创始人俞敏洪只能在走廊和办公室徘徊,心有不甘、百爪挠心又无计可施。

再比如后来王强要出走,准备带着行李回美国,在写了一封长信之后,他预计俞敏洪会有两个反应:你走吧,或者你别走。结果俞敏洪说,那我也走。

每次遇到矛盾,这帮人很少面对面的沟通,即便办公室挨着也不面谈,他们动辄写数千字的长信,时不时就从20多年前谈起,用极有文采的文字写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这个毛病也传染给了俞敏洪的母亲,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老太太,足足有好几个生字本,跟儿子有矛盾时也写几千字的长信,错字连篇。

矛盾时不时出现,冲突时口无遮拦,在绝大多数公司都意味着分道扬镳,可新东方比较奇怪,经常会在彻夜长谈、一顿大酒之后,几个老男人抱头痛哭然后和好如初。

后来徐小平被逐出董事会,俞敏洪本以为他会大闹,结果却意外迎来大大的拥抱,以此为分界点,三驾马车的时代终结,新东方在经历了个体户、家族制和乱七八糟的股份制之后,终于有点像一个现代企业了。

那些年内部乱七八糟,但是新东方还是在高速增长,钱越赚越多,只能说,赶上好时候了。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人在创业过程中这么不成熟,屡屡上演闹剧般的戏码?

利益分配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没颁布,学校和公司是两张皮,没有股权关联,也没办法转移收入,新东方搞了股份制,但分的是公司的股份,公司基本是个空壳,真正赚钱的学校全在俞敏洪手里。

合伙制下,大家可能每人每年能分200万,但搞股份制,为了之后上市会提留利润,每个人可能只能分20万,土豪当不了,但假如日后如果俞敏洪耍赖,不落实股份,王强、徐小平这些小股东基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那已是一份巨大的资产,在《东方马车》这本书里写到,“2001年4月之前,俞敏洪像母鸡保护小鸡似的向小股东封闭了学校财务,财务不公开,强化了小股东的恐惧。”

这也源自于俞敏洪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好像随时都处于生死边缘。

也难怪,其实很长时间,新东方都处于灰色地带。

怎么讲呢?

比如在创业之初,新东方是没有资格办学的,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后来俞敏洪拿出25%的收益挂靠了有资质的东方大学,才能开始招生。后来俞敏洪软磨硬泡拿到许可证,因为“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办得火热,于是立刻出现了一堆山寨品,他不得不花钱买下这个名称3年的使用权。

比如在上市前,小股东都很开心,俞敏洪忧心忡忡,他不知道去美国上市是否合法合规。他去教育部门请示,领导模棱两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你去美国上市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政策,你只能自己判断。我们既不能鼓励,也不能反对。所以,你只能自己去想。”

他又去监管部门打听,相关人员说:“你可以到美国去尝试一下,这对中国教育领域来说也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只要不惹出大事来就行!同时,我们也不能给你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教育和商业毕竟是两个领域。”

所以后来俞敏洪也说过后悔上市之类的话,小股东们可以减持套现,实现财务自由,他很难脱身,更要忍受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煎熬。

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各个方面:

比如制度瓶颈,新东方一直面临“个体户教育误导学生、干扰正规学校办学”的指控;

比如产权基础不牢,利益分配有法律风险,搞不好就会出事;

比如知识产权阴影,美国考试服务中心的资料在大陆没有正式出版授权,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知识产权纠纷;

再比如没完没了的公司内部治理问题……

最大的风险无法预料,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民意沸腾,当天北大三角地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美国走狗俞敏洪!”新东方成了一个发泄情绪的具象目标。

帮助俞敏洪迈过这些坎儿的,可能是他遗传自父亲的宽厚性格。

创始人在内部被调侃被嘲笑,在绝大多数公司里都不会出现,但俞敏洪可以接受甚至鼓励,分配股份时,意见很多,俞敏洪干脆建议小股东,“你们把我手里的股份拿走,我可以离开,但你们要把新东方办好……”

事后有人说他以退为进,是典型的农民式的狡黠,但这不妨碍他让对手也感到不好意思。

他对母亲无条件的服从与管理一个现代公司的要求差距甚远,看起来也没有勇气去挑战亲人和老友的权威,但需要时,他也会花几年时间把亲人们请出公司。

有的元老要离开,他说,你可以离开,但新东方的股票还是留着吧,会值钱的。

有个券商想让新东方借壳上市,先打了1亿的费用,后来借壳上市失败,这笔钱得还回去,按照合约,新东方可以扣15%,俞敏洪觉得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把钱原数还了,过了一个星期,对方说,放了这么久还有利息,他把利息也还了

有一阵新东方和联想一起搞网络,联想打了5000万,搞了两年这事也没搞成功,联想想退出,提出把5000万还回去,俞敏洪也同意了,据他说还给了利息……

他被同一伙人抢劫过两次,第一次被打了一针麻醉大型动物用的麻醉针,但人活下来了,医生都觉得诧异,这种给大象、老虎打的麻醉针,一般人根本扛不住,后来也证实,这些人抢了7个杀了6个,俞敏洪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他能活下来,只因为主犯认为“俞敏洪还是一个不错的人”

坦白说,很长时间里,新东方都不是公司治理的好代表,能够成为龙头大概依靠的是俞敏洪的这种性格、无比之好的运气加上无法复制的时代红利

他从不名一文的农村少年,变成了青年导师、创业富豪,鼎盛时期,他有300亿的身价,他是很多人的偶像,给了很多人生活的憧憬——即便是一个底层青年,即便没有过硬资本,只要看准一个机会,仍有登上富豪榜的机会。

但是,大而不倒只是传说,高楼怎样盖起来,也可能怎样塌掉。

过去10年,新东方有两次走在生死边缘。

2012年,新东方被浑水做空,股价一个月跌了54%,但经过两年的独立审计,sec认为新东方没问题。之后新东方高歌猛进,俞敏洪踌躇满志,经常口无遮拦,比如一时兴起冒出了“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这种令人诧异的发言,然后被一众乱拳打倒,打到赔礼道歉。

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一年时间,俞敏洪说,公司市值下跌90%,营收减少80%,员工辞退6万人,退学费、员工辞退N+1、教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近200亿元。

这个转折很快。一年前,因为疫情,各个行业哀嚎遍野,只有教培行业一柱擎天。新老玩家竞相撒钱,孩子有上不完的课,父母有说不完的焦虑。

此刻的新东方,英语培训已不是收入的大头,最挣钱的,是k12。

新东方进入这个领域,最初是被动防守,后来则是主动出击。

新东方的英语教育从大学生延展到中小学生,但孩子们更大的刚需是数学和语文,很多从数学、语文切入教育行业的公司捎带手就做起了英语培训,很多家长把新东方的英语课也转移到这些机构,这就直接打击了新东方,如果不做数学语文,学英语的孩子也可能被拉走了。

等他们进入这个市场才发现,这比英语赚钱快多了,于是主动突击,全力投入,经过几年大发展成了k12的大龙头。

等到双减,自然备受打击。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估计萎靡不振,彻底躺平,但俞敏洪做了什么呢?

新置办的桌椅,捐了;对无奈裁撤的员工,该赔的赔,所以虽然裁员规模很大但怨言很少;对新东方的未来,他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创业状态,亲自下场直播,业绩惨淡但也无怨无悔…….

他的态度让人敬畏,即便是被教育问题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家长也对他恨不起来。回想当年,一个来自农村底层的青年,看准时代的机会,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彻底翻身,阶层逆袭财富自由都不在话下,但现在,时代好像把发给他的大红包又收回去了。

大时代对普通人真的不算友好,60岁的俞敏洪在镜头前不喜不悲,说他是个失败者吧,明明还是个亿万富豪,说他是个成功者吧,他引以为傲的事业正在艰难时刻,巨额的财富已经蒸发的无影无踪。

如果评选2021年的最惨人物,估计很多人会给俞敏洪投票,但他之后的所有行动,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实在不行,就喝顿大酒散伙吧。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307赞
大家都在看打开应用 查看全部
网易热搜每30分钟更新
打开应用 查看全部
打开